清代《左传》学成就研究：基于贾、服旧注的新义疏构建

1.作者生平与学术背景。李贻德，字天彝，号次白，一号杏村，浙江嘉兴人。生于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卒于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于嘉庆二十三年中举，道光十二年壬辰参加会试后不久即染病，然后病逝于京师。

李氏二十六岁时游历金陵，拜谒孙星衍于南京并以师礼侍之，受到孙的赏识。当时孙氏正在组织一班学者“辑汉魏人之说经者为《十三经佚注》一书，令同志分任之”^[2]，于是令其参与分纂《十三经佚注》，李氏因此完成了《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二十卷。至于李氏为何将贾逵、服虔旧注一起辑佚，原因是贾逵注《春秋》经而不注《左传》，而服虔只注《左传》而不注《春秋》经文，所以，李氏将贾、服二人旧注结合起来，以便整体上恢复汉代两种权威的《春秋》和《左传》旧注的原貌。另外，李贻德于嘉庆十九、二十年间曾拜见过仰慕已久的洪亮吉，而当时后者《春秋左传诂》已经刊布，名扬学界，所以洪氏的治学风格及人品也应当对李氏有一定的影响。从治学态度和方法上说，二人当属于乾嘉学派中的吴派。

2.该书辑佚的范围。该书的编写体例与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极为相似。按《尚书今古文注疏》是摒弃伪孔传以及孔疏，辑录《尚书》古注，然后用唐人作疏的体例，重新作成一部新疏。李贻德先是辑佚贾、服《春秋》《左传》古注，这些古注与当初其分纂《十三经佚注》的《左传》部分密切相关，这就是该书的所谓“辑”部。李氏辑佚的范围很广，遍及经史子集，包括《六经》的注疏以及《史记》《史记索隐》《汉书》《续汉书》《太平御览》《水经注》《通志》《文选注》《经典释文》《吕氏春秋》等近四十种古籍。所谓“述”相当于唐人的疏证体，也就是对其所辑佚的贾、服旧注作疏通和解释。李氏通过广泛征引与考证，对贾、服旧注一一进行疏解，最后往往还有著者个人的总结性发挥。

3.该书注疏体例。李氏对贾、服旧注的疏证体例为，依据经传顺序，列出经传中含有贾、服古注的文句，然后列出贾、服旧注于其下，同时用小字在括号内标明该旧注的出处。之后另起一行，以加按语的形式给贾、服之注作疏证。如桓公十八年传“齐侯通焉”，服曰：“傍淫曰通，又曰凡淫曰通。”（《〈诗·雄雉〉疏》）李氏下按语疏证曰：

《国语·晋语》注、《小尔雅音义》并云：“傍淫曰通。”《诗·雄雉》疏云、《墙有茨》云：“公子顽通乎君母。”《左传》曰：“孔悝之母与其竖浑良夫通，皆上淫也；齐庄公通于崔杼之妻，蔡景侯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皆下淫也，以此知通者总名。

又如隐元年传“大叔完聚”，服注：“聚禾黍也。”李氏对服注详细疏证曰：

《礼记·月令》：“务蓄菜，多积聚。”《方言》：“萃，杂集也，东齐曰聚。”《周礼·委人》注：“聚，凡蓄聚之物也。”禾者，《说文》云：“禾，嘉谷也。二月而生，八月而熟，得时之中，故谓之禾。”《淮南·坠形训》：“禾，春生秋死。”注：“禾者，春木王而生，秋金王而死。”黍者，《说文》：“黍，禾属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种，故谓之黍。”《月令》注：“黍，火谷。”《管子·轻重》：“黍者，谷之美者也。”《齐民要术》二引《泛胜之书》：“黍者，暑也。种者必待暑。”《孟子》：“师行而粮食。”《诗·公刘》：“于橐于囊，爰方启行。”盖段将袭郑，故聚畜之以供军食也。(www.xing528.com)

仅仅一个“聚”字，李氏分别征引《说文》《管子》《齐民要术》等书中有关“聚”“禾”“黍”字的训解，一一详细给予疏证，并加按语再作简要概述，体现了李贻德重建《左传》新注新疏的良苦用意，但今人看来却显得烦碎冗长，这也是乾嘉学派考据学最受訾议的通病。

4.辑述贾、服旧注内容分类。由于贾、服二人的旧注涉及经传注解，所以该书所辑佚和注疏的内容自然很广，不仅对《春秋》《左传》贾、服旧注的义例、大义进行解释疏通，而且也包括经传中的人名、地名、文字训诂、礼制、天文、五行等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如疏通“礼制”类，襄公九年传“冠而生子，礼也”，贾、服曰：“人君礼十二而冠。”（引自《宋书·礼制》）李氏按：《公羊传》疏云：“依八代记，即少昊亦十二而冠，则知天子诸侯幼即位者皆十二而冠矣。”……《士冠礼》疏云“《大戴礼》文王十三生伯邑考”，足以考证《左传》所言“冠而生子，礼也”。故可知殷之诸侯亦十二而冠。贾说与《古尚书》说、郑义并合。又如“祭礼”类，桓公五年传“始杀而尝”，贾、服曰：“始杀，孟秋。”（出自《正义》本疏）李氏加按语疏通曰：《月令》：“孟秋之月，用始刑戮，亦本时以为政也。”然而杜谓建酉之月，与贾、服异。然杜于郊、雩皆著孟月，此举仲月以当之，斯不伦矣。《月令》：“孟秋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尔雅》注：“尝，新谷。”《白虎通·宗庙篇》：“尝者新谷熟，尝之。”在这条疏通贾、服旧注中，李氏不仅征引《尚书》注、《尔雅》注、《白虎通》等来证明疏通贾、服于传文“始杀而尝”的注解，同时还驳斥了杜注“建酉之月”祭祀的错误。

另外，李氏还有意识地借鉴清代顾炎武、惠士奇、惠栋、洪亮吉、段玉裁、顾栋高等考据学家的《左传》学研究成果。如庄公九年传“及堂阜而税之”，贾曰：“堂阜，鲁北境。”（《齐世家注》）李贻德按：杜氏以堂阜为齐地，云：“东莞蒙阴县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鲍叔解夷吾缚于此，因此以为名。”贾云鲁北境，盖据齐鲁接壤处言之。洪氏亮吉曰：“文十五年传‘饰棺置诸堂阜’，明堂阜为齐鲁交界。既至齐境，故即释其缚也。”又庄公二十五年传“乃城聚而处之”，贾曰：“聚，晋邑。”（《晋世家注》）李氏加按语疏证：《晋世家》谓城聚都之命曰：“绛始都绛。”顾氏栋高曰：“此时之绛，都为翼城县，而聚在今绛州县东南十里有车箱城，相传为晋置群公子之所。是城绛、城聚非一地，亦非一时，史混而为一之误矣。又如哀公二十四年传“是躗言也”，服注：“伪不信言也”。李氏疏证就借鉴清人陈树华、钱大昕的训诂成果。

李氏之疏有得有失，唐人作疏，疏不破注，对杜注穿凿之处，往往百般回护；李氏的新疏实事求是，若发现贾、服旧注有差错之处，即给予纠驳。如宣公四年服注“兵车旁幔轮”，李氏认为“轮”当作“毂”；襄公二十七年服注“楚君恒以大夫为宾”，李氏根据文义怀疑“楚”应为“燕”之误，且“君”字应属下文。又桓公五年传“旝动而鼓”，贾逵认为“旝”是一种发石之机，杜预则以为其为旗帜之属，李氏比较后认为杜义为长。但有时李贻德也会出现不明文义而屈从汉注的疏证，尤其是在恢复贾、服旧注的同时，也会把贾、服某些穿凿附会之说加以引申发挥。如隐公六年经“宋人取长葛”条，贾注：“长葛不系郑者，刺不能抚有其邑。”李氏疏曰：

五年经“宋人伐郑围长葛”，则长葛宜系之郑。《周礼·天官》注：“系，缀也。”此云不系，言无所缀属也。襄公十三年《传》例曰：“凡书取，言易也。”使郑能拊循其民，与之固守，宋岂易言取乎？惟忽视其邑，故敌能取之甚易，不称郑，盖刺之耳。

杜预对经文不称郑，从上下文用字的语法角度方面分析，认为“上有伐郑围长葛，长葛郑邑可知，故不言郑也”。按贾、服的《春秋》学是在与今文学派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深挖经传中的微言大义是古文学家战胜对手的策略之一，也是汉代经学家通经致用的目的，李氏的疏证当然不可避免地带上今文学家治学的色彩。这里李氏没有剔除古注中义理方面的疏失，又没有自己的真知灼见，所以在复古中有时重复汉代经师迂腐的论说也是难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