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后证明作伪者出王肃，学者乃重提南北朝郑、王公案，绌王申郑，则复于东汉。可以说乾嘉学者所追寻的古注下的新疏证，也只是很少有著者本人思想的古注古疏的辑存与重新编辑而已，这方面的学者与专著不多，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李贻德的《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二十卷、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不分卷。另外，清晚期王绳生的《春秋左氏传古义辑说长编残本》三卷，也是此类性质的著作。
对于清代学术发展的趋势，梁启超曾精辟地概括道：
入清代则节节复古，顾炎武、惠士奇辈专提倡注疏学，则复于六朝、唐。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后证明作伪者出王肃，学者乃重提南北朝郑、王公案，绌王申郑，则复于东汉。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悬崖转石，非达于地不止，则西汉今古文旧案，终必须翻腾一度，势则然矣。[1](www.xing528.com)
清代学者对《春秋》经传的研究，前期重点是破除胡传及其他宋人利用《春秋》在义理上的穿凿臆说以及不符合清朝政治统治的某些言论，宗崇朱熹平实正大的《春秋》观，并以御纂的形式刊行官版《春秋》新注新疏；乾嘉学派则在顾炎武等学者所开辟的纠驳、补正杜注孔疏的基础上继续深化，从对杜注词义训诂和名物制度解释的规补到杜注义理的否定，最终发展到对汉代古注的追本溯源，和以汉人古注为底本的新疏的构建上，标志着《左传》学复古研究最终取得了丰硕的考据成果。但由于乾嘉学派规避义理的阐发，他们所新建立的疏证体系，根本不存在或很少存在东汉古文学家通经致用过程中所发挥的义理成分，如果说有，也只是重复汉代古文经学家们陈腐的议论或见解，或者是远离当时现实政治迂腐而平庸的纲常说教。可以说乾嘉学者所追寻的古注下的新疏证，也只是很少有著者本人思想的古注古疏的辑存与重新编辑而已，这方面的学者与专著不多，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李贻德的《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二十卷、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不分卷。另外，清晚期王绳生的《春秋左氏传古义辑说长编残本》三卷，也是此类性质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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