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左传》学的论文研究-对汉魏旧注的追溯

乾嘉学派治《春秋》经传的趋势，在批倒杜注孔疏之后，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进一步复古，回到汉代古文经学家《左传》古注上来，尤其要恢复贾、服之注的原貌。其实早在清初，当清廷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之时，朱鹤龄就曾主张恢复和振兴汉学，他说：“若夫笺解名物、训诂事类，必以近古者为得其真……汉唐诸儒之说，去古未远，其见弃于近儒之排斥者，岂皆秕稗而无嘉谷哉？”^[25]然而，包括服虔在内的《左传》旧注，到隋代就已难见其貌而散落于《正义》或其他史料中。于是洪亮吉在广泛搜集汉魏《左传》旧注的基础上，利用娴熟而缜密的考证方法，撰写了《春秋左传诂》一书，对杜注中有关汉人贾逵、服虔的《左传》古注以及魏晋时代有关学者的旧注一一甄别，清晰地梳理出杜预《集解》对汉魏有关学者《左传》旧注承袭关系及其证据。

一、作者生平。洪亮吉（1746—1809），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江苏阳湖人，治学属于吴派风格，但已经不太明显，曾入朱筠幕，与戴震、邵晋涵、王念孙、章学诚、庄述祖、汪中、孙星衍等大学者交游，立志经学。于乾隆五十五年中一甲二名进士，充任翰林院编修，嘉庆四年因上书触怒皇帝而充军新疆伊犁，次年被赦免，改号更生居士，回家后专心讲学和著述，至老不辍。

二、该书撰写目的与体例。《春秋左传诂》是洪氏萃十年心血所完成的专著，在自序中称其写作目的：“名为《春秋左传诂》者，诂、古、故通，欲存《春秋左传》之古学耳。”洪氏的著作中，所存《左传》古学并不仅只限于汉代，除了贾、服古注外，对郑兴、郑众、王充、许慎、王逸、赵岐、郑玄、应劭、高诱以及三国时的王肃、韦昭的意见也斟酌参考，搜集的范围遍及经史子集。据统计，洪氏所辑汉魏《左传》旧注共一千二百九十余条，同时，洪氏还参考有关语言文字学专著，如《尔雅》《小尔雅》《说文》《方言》《释名》《玉篇》《广雅》《经典释文》等。另外，洪氏精于历史地理研究，《春秋左传诂》中所征引的材料有班固、应劭、京相璠和司马彪之说，以及历史地理方面的著作如《水经注》《括地志》《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太平寰宇记》等。洪氏治学不囿于门户与时代，将顾炎武、惠栋等清代学者的《左传》研究成果也纳入借鉴的视野。

与其他学者一样，洪氏也对杜注有所不满，这也是其撰写此书的原因。他认为杜注不仅在地理之注方面疏漏不少，而且其词义和名物训诂也不臻古训，“其望文生义、不臻古训者，十居五六”^[26]。为了证明杜注的疏失，洪氏的观点和方法也几近于纯汉学的吴派，他说：“然以后人正前人之失，人或不信之；以前人以前之人正前人之失，则庶可厘然服矣。”

在攻驳杜注疏漏的同时，洪氏治学的严谨性也超越前人，对杜氏借鉴前人的成果却隐而不彰的做法更是不满。他通过研究，凡是杜注吸收的汉魏旧注，便一一给以标明，并自己发明了揭发杜注窃取先儒研究成果的凡例，“卷中凡用贾、服旧注者，曰‘杜取此’；用汉魏诸儒训诂者，曰‘杜本此’；用京相（璠）、（司）马彪诸人之说者，曰‘杜同此’。”所谓“杜取此”是指杜注把贾逵、服虔的《左传》旧注拿来，原封不动地用在其《集解》中。如僖公二十八年传“丁未，献楚俘于王：驷介百乘，徒兵千。郑伯傅王，用平礼也”，［诂］服虔云：驷介，四马披甲也；徒兵，步卒也。《广雅》：“傅，相也。”（杜取此）又如庄公七年经“夜中，星陨如雨”，［诂］服虔注：如，而也。洪氏按：《本疏》，见隐七年。（杜取此）所谓“杜本此”是指杜预借鉴汉魏大儒《左传》以外古书旧注，如郑玄的《三礼》注，虞翻的《易》注等。如闵公元年传“诸夏亲昵”，［诂］《尔雅》：“昵，近也。”（杜本此）又“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诂］《诗》郑笺：恒，常也。洪按：杜本此。所谓“杜同此”是指杜预的某些注解，尤其是历史地理方面的成果与其同时代的京相璠的《春秋土地名》和司马彪的《续汉书·郡国志》等注解相同。因京相璠、司马彪与杜预生于同时，杜注与其相同，不能遽断是否是吸取了他们二人的成果，洪氏只能用“杜同此”标注，反映了其谨慎和求实的治学精神。如桓二年传“其弟以千亩之战生”，［诂］《郡国志·太原郡》：“界休，有千亩聚。”洪按：杜同此。

三、《春秋左传诂》正文体例。洪氏在有关经传句子下，用“诂”字列于经传文句之下，然后引用汉魏旧注（包括有关辞书或史料）来解释相关内容，并在旧注之下用括号注明旧注来源。如卷一隐公经“元年，春，王正月”，［诂］《易》子夏《传》：“元，始也。”（《释文》）贾逵《左传义》云：“《公羊》以鲁隐公为受命王，黜周为二王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今隐公人臣而虚称以王，周天子见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顺也，如此，何以笑子路率而，何以为忠心，何以为事上，何以为法，何以全身？”（《公羊疏》二）服虔云：“孔子作《春秋》，于春每月书王，以统三王之正。”（本《疏》）

在追寻杜注之源的同时，洪氏对杜注孔疏给予了不少的攻驳。从所攻驳的内容来看，主要包括对杜注词义训诂、地理注解等疏失的纠驳等。

1.地理方面，如隐公五年传“郑人侵卫牧”，杜注“牧”为卫国的邑名。洪氏驳斥道：

《尔雅》：“郊外谓之牧”，非邑名。与下“伐宋入其郛”同。前年伐郑围其东门，故郑亦侵其牧地以报之。又卫地无名牧者，若云朝歌之牧野，则亦不可仅名为“牧”，明杜注非也。(www.xing528.com)

由于洪氏精于小学和历史地理知识，所以该书在探寻《左传》古注的考证过程中，这方面的优势也明显体现出来。如宣公十五年“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杜注：“曲梁，今广平曲梁县也。”洪氏根据其掌握的历史地理知识判断此处杜的注释有错误，杜预误把广平的“曲梁”和潞城的“曲梁”二地名混为一地。洪氏指出，《左传》中的曲梁应当是《续汉书·郡国志》注中所引《上党记》中的位于潞城西十里的“曲梁”。他进一步考证道：“今考赤狄潞子国即在潞县，晋欲伐赤狄，必不反东走五、六百里至广平之曲梁，况又隔一太行山。”

洪氏不仅精通历史地理知识，也具有很深厚的小学素养，常利用古音、古方音以及古文字学知识来考证历史地理问题，使其结论更具有可靠性。如隐公元年经“公及邾仪父盟于蔑”，［诂］贾、服以为仪父“嘉隐公有至孝谦让之义，而与结好，故贵而字之，善其慕贤悦让”。（本《疏》）《汲郡古文》作“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公羊》经、《谷梁》经皆作“盟于眛”，《公羊》又作“邾娄仪父”。（《公羊》凡邾字下皆有“娄”字。陆氏《音义》云：邾人语声后曰“娄”。故曰邾娄，《礼记》同。）《汉书·邹杨传》作“义父”。（颜师古曰：“义读曰仪。”）按文七年“先蔑”，《公羊》作“先眛”；《史记·楚世家》及《屈贾列传》“杀其将唐眛”，（《正义》：“眛，莫葛反。”）《吕氏春秋》作“唐蔑”，与此正同，知古文“眛”“蔑”通也。刘熙《释名》：“盟，明也，告其事于神明也。”《诗》郑笺：“盟，歃血盟。”刘昭《郡国志注》：“鲁国卞县南有姑城。”（杜本此）

2.对杜注词义或名物训诂疏失的纠驳。

如桓公二年经，“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杜注以“嘉”为孔父之字，洪氏引用古注给予反驳：［诂］惠栋云：“孔父，孔子之先也。传曰‘孔父嘉为司马’，是嘉名孔父字。古人称名字，皆先字而后名，祭仲足是也。郑有子孔，名嘉。《说文》曰：‘孔，从乙，从子。乙，请子之鸟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说文》此训，盖指宋、郑两大夫。故先儒皆谓善孔父而书字。杜注辄为异说，不可从也。”又如卷五隐元年传“及共叔段”，于“共”字，杜注为“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犹晋侯在鄂，谓之鄂侯”。洪氏引古注驳道：“［诂］贾、服以共为谥。谥法：‘敬长事上曰共。’按：以‘共’为谥，贾、服之义为长。《正义》云：‘见杀出奔，无人与之为谥。’今考鲁之穆伯、晋之栾怀子，皆出奔见杀，得有谥。叔段，庄公母弟，虽出奔，得追谥可知。杜云：‘段出奔共，故曰共叔’，则虞公出奔共池，亦当谓之“共”乎？明当以贾、服为长也。”

另外，该书中还有校勘三传经文的不少内容，有校勘异文的，有校勘文字通假的，还有校勘经文衍、脱、讹、误等。出校时，有时洪氏还引经据典加以考证，显示出很强的考据学功底。如经宣公九年“陈杀其大夫泄冶”，洪氏校勘并考证道：

《公》《谷》本及《家语》《大戴礼记》《史记》《汉书》并作“泄”，贾公彦《周礼疏》亦同。今据改。按：此盖唐时避讳所改。《玉篇》以“洩”同“泄”。然《玉篇》亦唐、宋人所增改，非原本也。下“泄”“绁”字皆同此。

总之，洪氏生当乾嘉时代，交游甚广，皖、吴两派的治学长处都能在其《左传诂》中体现出来，同时某些短处也偶尔在文中出现。如僖公二十四年的“兄弟阋于墙”，洪氏引《诗》毛传，把“阋”训作“很”，而认为杜注训为“争讼”，为“随文生训”。此处的“很”字不如《说文》“恒讼也”圆通，洪氏舍弃《说文》而采用毛传，恐怕还是受到愈古愈好的吴派治学风格的影响吧。

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恢复汉魏古学，推寻杜注之本源，代表了乾嘉学派《左传》学研究的大趋势，在继承顾炎武等人纠驳杜注孔疏的基础上，从学术源流上进一步探究杜注的继承轨迹，为推倒杜注孔疏向前迈进一步。另外，该书中有关纠驳杜注地理等方面的内容也具有较高的价值。总的来说，其治学方法、治学精神对今天的学术界仍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价值，该书不仅在清代考据学成果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至今仍然是后人研究《左传》学的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