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左传》学研究：对杜注义理纠驳的成果

由于时代不同，后儒往往以其所处时代的伦理观来评判《左传》中的义理，自然会发现《左传》中的某些纲常大义不符合后世的伦理价值标准，如朱熹就曾议论《左氏》大义方面的失误，曰：“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尝谓左氏是个滑头熟事、趋炎附势之人。”“左氏是一个审利害之几、善避就底人，所以其书有贬死节等事。其间议论有极不是处，如周郑交质之类，是何议论！其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义理。此断不如《谷梁》说‘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议论。”^[22]清初的考据学大师顾炎武，除了作《左传杜解补正》外，对《左传》的义理也提出批评，他在《日知录》的《王贰于虢》条下云：“《左氏》之记周事曰：‘王贰于虢’，‘王叛王孙苏’，以天王之尊曰贰曰叛，若敌者之辞，其不知《春秋》之义甚矣。”

到了乾嘉时代，杜预关于《左传》中义理的阐发，也成为学术界攻驳的对象，这方面的主要代表有焦循、沈钦韩以及丁晏等，而焦循的《春秋左传补疏》又是批驳杜注义理之谬的代表作。

焦循（1763—1820），字里堂，江苏甘泉人，乾嘉学派中“扬州学派”的通儒，治学主张汉宋兼采，不立门户。“里堂于经学外，尤精天算，能诗文，淹博精深，阮芸台以‘通儒’目之，真无愧也”^[23]。杜预的“政治”背景与刘歆有些类似，其父杜恕与司马懿有隙，久久不被提拔，后杜预娶司马昭妹高陆公主为妻，帮助司马昭篡魏，并有统一中国之功，成为西晋名臣。杜预之德行一直受到后人訾议，以至于其《集注》中所阐发的义理，在后人看来也有替司马氏篡权代魏开罪或开脱之嫌，焦循就认为，杜注的成书目的之一是“既目见成济之事，将有以为昭饰，且有以为懿、师饰，即用以为己饰，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24]。所谓“成济之事”是指魏君高贵乡公讨伐篡魏之心“路人皆知”的司马昭，被司马昭部下成济所杀的事件，魏君被杀，凶手虽是成济，实际上应归罪于成济的主子司马昭。杜预《集解》内容中凡是涉及与此事件相似的《左传》中的事件以及大义时，就千方百计为司马氏开罪。焦循发现了杜预这隐而未发的奥秘，他揭发杜预利用《左传集解》的注释为自己以及司马氏开罪时说道：

夫懿、师、昭，乱臣贼子也；贾充、成济，郑庄之祝耽、祭足，而赵盾之赵穿也；王凌、毋邱俭、李丰、王经，则仇牧、孔父嘉之伦也。昭弑高贵乡公而归罪于成济，己俨然托于大义而思免反不讨贼之讥。师逐君、昭弑君均假太后之诏以称君罪，则师旷所谓“其君实甚”，史墨所谓“君臣无常位”者，本有以启之，预假其说而畅衍之，所以报司马氏之恩而解懿、师、昭之恶，夫又何疑！

所谓“郑庄之祝耽”是指《左传》桓公五年夏，周桓王罢免郑庄公之卿士，郑不朝王，同年秋天，周天子率诸侯伐郑，被郑庄公打得大败。郑庄公之臣祝耽射王中肩，并力主追击已经败逃的周天子及其率领的诸侯军队。郑庄公怕引起更多诸侯的不满，假惺惺地说：“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在此文下，杜注道：“郑志在苟免，王讨之，非也。”在焦循看来，杜预的注解分明是说，高贵乡公讨伐司马昭为错，司马昭武装对抗，其党徒杀死魏君也是像《左传》中的郑庄公“志在苟免”而已。

所谓“仇牧、孔父嘉之伦”是指桓公二年经“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左传》传文贬斥道：“君子以督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故先书弑其君。”《公羊传》则在“及”字上推求圣人大义，大大褒奖孔父嘉“义形于色”，是华父督弑君的大障碍，故先被杀。杜预的确心里有鬼，不好贬斥华督，反而向孔父嘉开火，指责他“内不能治其闺门，外取怨于民，身死而祸及其君”，而孔疏也对杜注的歪论随声附和，杜预的议论的确不能让人情服，似乎孔父嘉及其妻有“怀璧其罪”“冶容诲淫”之嫌。仇牧被杀之事发生在《左传》庄公十二年，因南宫长万怀恨宋闵公嘲笑而杀死其君，又“遇仇牧于门，批而杀之”。《左传》对仇牧似乎没有什么褒贬，但《公羊传》表扬他“不畏强御”，并敢于斥责弑君之贼，无疑也是个可敬可佩的忠君之臣。然而杜预在此注解道：“仇牧称名，不警而遇贼，无善事可褒。”杜预贬低仇牧，无疑等于贬斥跟随魏高贵乡公的王凌、毋丘俭、李丰、王经等死节之臣，在焦循看来，杜预千方百计地回护《左传》中那些弑君和杀害忠臣的乱臣贼子，就有为司马昭一家及其同党开脱罪责和粉饰的目的。这样一来杜预在焦循“义正言辞”的口诛笔伐下，简直不仅是其父杜恕的不肖子，而且更是《春秋》经的蟊贼了。(www.xing528.com)

焦循不仅批判杜注的义理，对《左传》中的某些义理也表示不满，如“弑君称君，君无道”“君臣无常位”“其君实甚”等，认为左氏背理伤教，有违孔子大义。他说：

余因思之，左氏果孔子之徒，何至谬论若此？左氏非左邱明无疑。其为是说者，为当时赵、魏、田齐等而言，如所谓“称君君无道”，显然谬乎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之义，而杜预援此而演其说，以为非君臣为路人，其妄悖甚矣。

《左传》中某些有关君臣之道的议论，并非到了封建社会鼎盛期君臣之间伦理纲常之如此绝对，所以，对某些暴君被杀，无罪的臣子出逃国外，这些情况左氏看来应当具体分析，不能一味贬斥臣下。后人以形而上学的观念来审视《左传》中的有关纲常大义，自然不符合封建帝王及其卫道士的口味，所以吕祖谦、朱熹、顾炎武等人不断对《左传》义理提出批评，甚至怀疑左丘明与孔子非同一时代之人。

总之，焦循从反面对杜注义理上发起攻驳。一方面从“知人论世”的治学传统，的确击中了杜注在有关经义上错误阐发的要害；另一方面也对《左传》有关义理加以纠驳，反映了清人在补纠杜注词义和名物训诂方面的深化。最重要的是，该书的问世，反映了清儒力图用当时的封建道统观统一《春秋》经传义理所作的新的努力。

另外，沈钦韩的《春秋左氏传补注》和丁晏的《左传杜解集正》也有不少纠驳杜注义理方面的内容，因其所纠驳的内容多与焦循相似或者相同，此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