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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左传》学成就研究效果显著

时间:2023-09-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总之,丁晏的《左传杜解集正》是乾嘉学派中研究考证《左传》杜注之误的又一力作,著者没有像惠栋那样强烈的门户之见,不仅引用汉代古文学家服注等成果,也广泛引用包括宋元及其他朝代学者的成果,对本朝的学者,尤其是焦循、沈钦韩等人的研究成果很是重视,采纳很多,同时又征引其他古代经史典籍作为考证的依据,其名“集正”果真名副其实,所以其考证结论大多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清代《左传》学成就研究效果显著

丁晏(1794—1875),字俭卿,号柘堂,江苏山阳人,道光元年举人,官至内阁中书,经学家。该书延续清代有关学者对《左传》杜注的纠驳,而其撰写目的就是要揭发服虔之《左传解谊》所被“杜攘为己说”者[17]。丁氏依据史料,认为服虔《左传》之注,郑康成都颇为首肯,并于东晋南北朝时仍被立博士而习之,后来因杜注在唐代被尊为官书作《正义》后而浸微。作者认为虽然本朝顾炎武、惠栋、江永、洪亮吉等人对杜注作了不少纠补,“然犹未能抉其隐微,穷其情伪”,认为焦循对杜预《左传》中悖理伤教之处,可谓发奸摘伏,使人看清了杜之《左传集解》确有为司马昭篡位粉饰目的。最后作者道出该书之作的目的:“愚为《杜解集正》,非好为非毁前儒,盖欲扶翼正学,昌明世教。必如是而后《左氏》之传可读,《春秋》之经可明也。”

正文前有著者总论,回顾了杜、服两家之注的消长历史,自北周乐逊、隋朝刘炫及本朝众多学者对杜注词义的训诂以及名物注释之失误的纠驳和补充,尤其是对本朝焦循和沈钦韩二人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批驳《左传》杜注在义理方面谬误的肯定。焦循认为杜注于义理方面,特别于君臣大义方面确有为司马昭粉饰、为自己粉饰的嫌疑。沈钦韩认为左氏“亲接夫子,亲见百二十国宝书”,比成书于战国时代《公》《谷》二家更可信。沈氏还认为《左传》自汉代以来曾遭受过四次厄运:一是西汉今文学派的排抵;二是杜注使“《左氏》之义埋没于鸣沙礁石之中”;三是孔颖达《正义》阿杜曲杜,使服注微而杜注显;四是《左氏》之学毁于宋人弃传求经以及元明以来科举制度

作者认为“为《左氏》之疻痏,得罪圣经者莫如杜预。贾、服之注今不传,其精者偏为杜预攘取”。最后丁氏断言:“窃尝反复考之,而确知杜氏之窃取服说攘为己注,故有意没其名氏,其居心之诡秘深可鄙也。今服注之仅有存者,其说多于杜同,行同窃贼已露真脏。谨据《正义》所引服注,试一一胪举之。”[18]

丁氏考证杜注与服注同者,并非文字一一对应,有的是文字数目有出入,有的是文字不同而意思完全相同等。1.服注繁杜注简。如隐五年传“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服注:“八风八卦之风:乾音石,坎音革,艮音匏,震音竹,巽音木。丽音丝,坤音土、兑音金。”杜解:“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也。”2.服注简而杜注详。如桓公二年传“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服注:“十一战皆在隐公世。”杜解:“殇公以隐公四年立,十一战皆在隐公世。”3.与服注相同。如襄九年传“使皇郧命校正出马,工正出车”,服云:“皇郧,皇父充石之后。校正主马,工正主车。”杜解与服注完全一样。又传“武从姬畜于公宫”,服云:“庄姬,晋成公之女。”杜解与服同。4.二家文异而义同。如昭二十六年传“齐侯取郓”,服云:“往年齐侯取郓,实围郓耳。经于围书取,传实其事,故于是言取。”杜解:“前年已取郓,至是而发传者,为公处郓起。”(www.xing528.com)

丁晏不仅揭发杜预抄袭服虔的成果,还广征博引,汉宋兼采,不囿于门户,对杜注之失加以批驳。1.地理纠驳。如隐三年经“齐侯郑伯盟于石门”,杜注“石门”有两解,丁氏纠驳道:“洪北江曰京相璠云‘石门,齐地。今济北卢县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门,去水一百步’。(《水经注》)按济北卢县春秋时即齐地,故京相璠云云,杜注分为二地,殊误。”又如传“晋侯朝王于温”下,引惠半农曰:“温实京师,故王会诸侯于此,诸侯朝王也于此。杜预谓晋侯自嫌强大,不敢朝周,其说尤悖,不可以不辨。”2.驳杜注名物训诂之失。如桓十二年传“鞶厉”,杜注“鞶厉”为“绅带”,丁晏引沈小宛曰:“内则男鞶革。《玉藻》注:‘凡佩系于革带,按大带博四寸,以束体;革带博二寸,以施佩。’《易·讼》上爻:‘或锡之鞶带。’虞翻注引‘内则文知’。此鞶厉亦革带也。《晋书·舆服志》:‘革带,古之鞶带也。方言,带谓之厉。革带之余为厉,大带之余为绅。’”丁晏用翔实的史料证明了“鞶厉”为两种不同用途的革带,有力地反驳了杜注“绅带”的错误。3.对杜注有关书法错误的纠驳。如文公六年经“不告月犹朝于庙”,杜注:“文公阙不告朔。怠慢政事,虽朝于庙,则如勿朝,故曰犹,犹者可止之辞。”引汪氏克宽曰:“《春秋》书犹朝于庙,即圣人爱礼存羊之意。谓朔虽不告而朝庙不废,则告朔之礼,犹有存者,《公》《谷》皆曰犹者可以已也。杜氏亦云可止之辞,大失《春秋》之意。”4.另外,该书还征引了本朝焦循、沈钦韩等人之说来批驳杜注义理方面的错误,如杜注对孔父嘉被杀的评价,桓五年“郑志在苟免”的议论以及庄十二年仇牧被杀“仇牧称名,不警而遇贼无善事可褒”之说等。

总之,丁晏的《左传杜解集正》是乾嘉学派中研究考证《左传》杜注之误的又一力作,著者没有像惠栋那样强烈的门户之见,不仅引用汉代古文学家服注等成果,也广泛引用包括宋元及其他朝代学者的成果,对本朝的学者,尤其是焦循、沈钦韩等人的研究成果很是重视,采纳很多,同时又征引其他古代经史典籍作为考证的依据,其名“集正”果真名副其实,所以其考证结论大多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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