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左传》研究：沈钦韩的《春秋左氏传补注》

沈钦韩，字文起，号小宛，吴县人，嘉庆丁卯举人，淹通经史，长于训诂考据，在《左传》学研究方面，有《春秋左氏传补注》十二卷，目的是纠补《左传》杜注之失误。

该书卷首有作者自序，主旨有两层：一、左氏亲接夫子，认定《左传》详于礼制，深得孔子作《春秋》的初衷，“于礼之源流得失，反复致详焉”。二、认为《左传》自汉代以来历经四次厄运：一是在汉代遭受今文学派的拼死排诋而不得列于学官；二是“习篡杀之俗，无王肃之才学而慕其凿空”的杜注出笼，破坏《左传》自身大义；三是服虔之注消亡而杜注兴盛，与孔颖达“排击郑、服不遗余力，于是服氏之学始歇终亡，而杜预之义赫然杲日之中天”；四是中唐以后兴起的弃传求经之风使“学者摇手不敢窥”《左传》^[15]，以及元明以来士大夫目不识丁，进一步使《左传》遭受弃置一边的命运。沈钦韩语言尖刻，几近于谩骂，治学风格与毛奇龄相似，正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引王鎏撰写的墓志铭，称其“赋性刚褊，有刘四骂人之癖”，此言不虚矣。

该书有《皇清经解续编》本和《丛书集成初编》本。从其所补注的内容来看，既有对杜注的补充，也有对杜注词义训诂的纠驳，还有对杜注义理的批评，此外，沈氏也有对前人之注或者本朝学者之注的纠驳等。

1.对杜注的补充。如隐元年“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此句中杜无注，于是沈出注补充道：《杂记上》：“介赗执圭，将命曰：‘寡君使某赗。’相者入告，反命曰：‘孤须矣。’陈乘黄大路于中庭，此诸侯相赗之制，天子赗诸侯亦如是也。”该例是沈氏引《礼记·杂记》有关内容来补充《春秋》经文中的礼制问题。沈氏对经传词义的补充，如僖公九年传“以是藐诸孤”，吕忱《字林》：“藐，小儿笑也。”《广雅·释诂》：“藐，小也。”另外还有对《左传》中有关动物等补注。

2.对杜注错误的纠驳。如隐四年传“敝邑以赋”，“赋”，杜注为“赋调”，沈氏引《论语》孔注“赋，兵也”，来纠正杜注。又如僖公五年传“辅车相依”，《小雅·正月》“其车既载，乃弃尔辅”，《正义》“辅是可解脱之物，盖如今人缚杖于辐，以防辅车也”，韩非《十过》篇“宫之奇谏曰：‘虞之有虢，如车之有辅，辅依车，车亦依辅。”义同《小雅》，《淮南·人间训》云“如车之有辅”，沈氏断定“杜解迂谬”，按此处既有对杜注的纠驳，同时也纠驳了孔疏的错误。(www.xing528.com)

3.对杜注的义理规过。如桓公十五年“郑伯突出奔蔡”，杜注认为“仲尼之经，更没逐者主名，以自奔为文，责其不能自安自固”，沈氏反驳：“愚按此与卫献公出异。经之所书，或仍其赴告，何者？突本非嗣子，祭仲立之，徒以胁于宋人。突之出也，必不以臣逐君之事播于邻国。则突之归其得失系于一身，非有义例。若臣逐君，而更深责被逐之君，岂扶阳抑阴之义哉！《左氏》义深于君父，而杜预自蠹之。”按该条的反驳不仅是对杜注义理，也是对杜注之凡例的纠驳。

另外，沈氏若发现他人对《左传》内容注解有错误，也给予纠正。如隐三年经“己巳，日有食之”，顾栋高的《大事表》引《谷梁》“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对此注解，沈氏先下结论“顾说非也”，然后沈氏征引多家历志，如《元史·历志》《隋书·历志》以及《唐志·大衍合朔议》等反复论证，最后说：“顾氏引入异家之论，为《左氏》疻痏也。”沈氏对本朝大学者顾炎武的说法也不盲目遵从。如传文“大司马固谏”一条，顾炎武认为大司马即司马子鱼，“固谏”为坚词以谏之义，沈氏下按语曰：“子鱼为左师，不为大司马，《晋语》‘公子过宋与司马公孙固相善’，是此大司马固矣。顾失之。”又如“涉河侯车败”一条为占卜之辞，沈氏根据上下文语境，赞成刘炫的“侯车为秦伯之车”的说法，判定顾炎武之说不通。

总之，沈氏的补注内容广泛，广征博引，包括《说文》《尔雅》《字林》《水经注》《礼记》《一切经音义》《周官》《楚辞章句》《一统志》及有关历书等，考证也颇严密，对《左传》传文补注很有参考价值。潘锡爵在该书的跋中，先简述清朝对杜注的补注有顾炎武、惠栋、洪亮吉等，而潘氏认为沈氏的“而此注训解名物，剖析字句，犹有详赡于诸家者”^[16]。沈氏的《补注》考证详审，的确具有很高的价值，就连后来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中，也有不少地方借鉴了沈氏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