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栋（1697—1758），字定宇，一字松崖，学界称其为小红豆先生，吴县人。其祖惠周惕、其父惠士奇均以经学名世，到了惠栋已经是三代传经，真是家学渊源深厚，非寻常人家可比。
惠栋以经学名家，有《周易述》《易汉学》《古文尚书考》等著作留世，影响很大。名门出高徒，其弟子有余萧客、江声等，也能发扬师说，当时从游于惠栋的还有王鸣盛、钱大昕、王昶等著名大学者。
惠栋是汉学派中吴派的中坚，尊信汉学到了几近痴迷的程度，钱大昕曾高度评价惠学道：“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弃古训，自夸心得。下者剿袭人言，以为己有。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独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7]虽说其赞扬有过分之嫌，但也说明惠氏以汉学为标的治学范围和宗旨以及其对汉学的尊崇态度，难怪梁启超对他评价说：“惠派治学方法，吾得以八字蔽之：‘凡古必真，凡汉皆好’。”[8]这种评价说明吴派治学的基本特征是治经以复古为目的，其实就《左传》研究的趋势而言，逐步复古倒是大体上符合这种潮流的。
惠栋继承家学，认为《春秋》为礼书，“《春秋》三传，事莫详于《左氏》，论莫正于《谷梁》。韩宣子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然则《春秋》本《周礼》以记事也。”惠氏对《春秋》与《左传》的认识跟东汉古文学家桓谭一样，认为“夫《春秋》无《左传》，则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之中矣”[9]。上述说明，惠栋的《左传》观与绝大多数乾嘉学派的学者相同，是建立在史学观的基础上的。
惠栋的《左传补注》是其对《左传》杜注不满而作，他说：
尝见郑康成之《周礼》、韦宏嗣之《国语》，纯采先儒之说，末乃下以己意，令读者可以考得失而审异同。自杜元凯为《春秋集解》，虽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说，又其持论间与诸儒相违，于是乐逊《序义》、刘炫《规过》之书出焉。栋少习是书，长闻庭训，每谓杜氏解经，颇多违误。因刺取经传，附以先世遗闻，广为《补注》六卷，用以博异说，祛俗议。宗韦、郑之遗，前修不掩；效乐、刘之意，有失必规。[10]
惠氏对《左传》中的词义、名物制度、字形等，杜预《集解》所遗漏的，需要注释或者需要纠正的都广征博引，运用考据学的方法，通过语音、字形、词义等诸多方面进行补正。(www.xing528.com)
1.补注方面。如襄公二十七年“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惠氏引《墨子·辞过》篇：无妻曰寡。
2.字形的辨证。如宣二年“以视于朝”下，惠分别引《毛诗·鹿鸣》笺，《仪礼·士昏礼》证明“视”为正字，并否定郭忠恕的作“示”的错误。又如隐六年经“郑人来渝平”，渝读为“输”，二传作“输”，《广雅》曰：“输，更也。与怿、悛、改同释。”秦《诅楚文》：“变输盟刺谓变更盟刺耳。”渝，更也；平，成也，故经书渝平。《传》曰：“更成。”杜注自明而独训渝为变，必俗儒传写之讹。服虔曰：“公为郑所获，释而不结平，于是更为约束以结之，故曰‘渝平’。”是服（虔）亦训渝为更。
3.校勘。如僖公十九年《传》“退修教而复之”。惠氏利用唐石经以及宋本对校后云：“复伐之”，引用陆氏看法，断定“伐”为衍字。
4.不仅补充杜氏的疏漏，同时也纠正其误释。如桓十二年传“坐其北门”。杜注“坐”为“守”。惠氏引用《尉缭子》《荀子》中的史料，认为兵法有“坐阵”和“立阵”之法，所以他认为杜注不正确。驳杜注之失还有桓公二年经“孔父”，杜注：“孔父称名者，内不能治其闺门，外取怨于民，身死而祸及其君。”栋按：“孔父，孔子之先也。《传》云孔父嘉为司马，是嘉名孔父字。古人称名字皆先字而后名，祭仲足是也，郑有子孔名嘉。《说文》曰：‘孔从乙从子。乙，请子之鸟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说文》此训，盖指宋、郑两大夫，故先儒皆谓善孔父而书字。杜辄为异说，不可从也。”
惠氏所引用的有关史料非常丰富，据不完全统计，有如下典籍：《尚书》《周书》《吕览》《韩非子》《太平御览》《风俗通》、《诗传》（王肃）、《晋语》《夏书》《墨子》《诗经》毛氏传、《仪礼》《淮南子》《礼记》《说文》《尔雅》《广韵》《孔子家语》、《春秋土地名》（京相璠）、《逸周书》《周易》《汉书》《字林》《战国策》《管子》、《博物志》（张华）等，从所引的材料来看，惠氏的治学确是尊奉汉学的风格。
四库馆臣对惠书非常赞赏，并举了很多例子说明惠栋的《补正》的正确，然而对惠氏过分尊信汉人的治学风格也提出批评。如“公即位”之“位”，桓元年经“公即位”，郑众曰：“古文《春秋》经，‘公即位’为‘公即立’，云古‘位’‘立’同字也。”栋案，古鼎铭，“位”皆作“立”。又如“屡丰年”之“屡”必欲从《说文》作“娄”，“亦皆徒骇耳目，不可施行”。四库馆臣精辟地概括惠栋的治学特点为“盖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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