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左传》学成就研究：朱鹤龄著《读左日钞》

朱鹤龄为清初著名的布衣学者，治学风格倾向实学和考据，且汉宋兼采，与顾炎武治学风格很相似，在《春秋》学方面有《左氏春秋集说》，前已叙述过。朱氏的《读左日钞》共十二卷，补二卷。该书的撰写目的为“采诸家之说，以补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之阙讹。于赵汸、陆粲、傅逊、邵宝、王樵五家之书所取为多。大抵集旧解者十之七，出己意者十之三，故以钞名”^[6]。另外该书后有补充内容二卷：上卷从隐公至宣公，另有续补六条；下卷自成公至哀公，也有续补四条。该二卷主要采用顾炎武的《补正》，但内容不足其总数的十分之一。

该书正文的体例为：先顶头列举《左传》原文，然后另起一行空两格列杜注或孔疏（按有时朱氏撮其大义而引之），接着朱氏引用前人成说对杜注孔疏进行攻驳。有时对于《左传》有关内容杜预缺注时，也会补注出来。

1.纠驳杜注

隐元年传“庄公寤生，惊姜氏”，《疏》称“武姜寐时生庄公，至寤始觉其生也”。这里的“疏”并非直接引用杜注和孔疏的原文，而是撮其大义，作者没有直接引杜注的“寐寤而庄公已生，故惊而恶之”，因孔疏与杜注的观点一致，所以作者直接撮引孔疏。朱氏驳道：“此非生子之常，故惊姜氏。按《史记》云：‘寤生，生之难。’林尧叟注：‘武姜困而后寤，因寤而惊。’如此解寤生难通。应劭云：‘儿坠地能开目视者为寤生。’杨用修取之，吾亦未敢信也。”这里朱氏罗列诸家对“寤生”的注解，最后还是倾向于赞同《史记》的解释，此应视为对杜注的纠正。又隐元年传“郑人以王师虢师”条。（杜）注：“虢，西虢国也。弘农陕县东南有虢城。”朱氏驳曰：“此虞虢之虢。《史记》注引马融云：‘武王克商，封异母弟虢仲于夏阳。’”

朱氏不仅纠驳杜注，有时若发现他人注解有不合理处，也一并攻驳，即使是汉代服虔之观点也敢于否定。如隐九年“见获必务进”，朱氏认为此处应为郑人被获，而不是服氏所言“戎被郑获”，他根据前后文意说出“郑人速去以诱之，安得获戎”的反驳，还是比服氏之说符合逻辑。当然朱氏的反驳并不都是建立在考证基础上的，而有时是建立在推论的基础上的，所以其反驳也不一定就是对的。如隐五年传“对曰：‘未及国。’公怒，乃止”条下，朱氏解释为：“使者虑公知其入郛，则以为不及救，故讳云‘未及国’。”接着驳曰：“杜注谓忿公知而故问，非也。公之怒，怒其不以实告。林注谓怒使者言不逊，亦非也。”此处朱鹤龄不仅驳杜预的注解，同时也驳斥林尧叟之说，而认为宋国使者估计隐公来不及救援而故意讳言“未及国”，其实上述说法很难说杜注是错误的，因为三家之说都是推测之辞。(www.xing528.com)

2.补充杜注之不足者

如桓公十八年“使公子彭生乗公，公薨于车”。杜注虽出注，但很简略。朱氏又补充曰：

《公羊传》：“夫人谮公于齐侯，公曰：‘同非吾子，齐侯之子也。’齐侯怒，与饮酒。于其出也，使彭生拉干而杀之。”按桓公三年娶文姜，六年生庄公，十八年乃与桓公如齐，则时人所疑非桓公子者，妄矣。《猗嗟》诗：“展我甥兮。”

总之，该书虽然纠正、补充杜注之缺讹，然多是借鉴前人之成说，而且议论多而考证少，有时反驳杜注的注解也是靠推理而不是建立在考证的基础上，加之朱氏的考据学功力尚浅，所以该书的价值远不能与顾炎武的《补正》相媲美，更不用说与乾嘉时代的汉学家们补杜规杜的成果相提并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