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左传》学成就研究：顾炎武的《左传杜解补正》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初名绛，国变后改名炎武，江苏昆山人，或自署蒋山佣，被学界尊称为亭林先生。顾炎武出身江东望族，家产丰厚，但于二十七岁乡试落第后，便绝意科举而专心于经史，怀有经济之志。清兵入关，顾炎武一生辗转游历，晚年才定居于陕西华阴，专意于读书著述。顾氏与王夫之、黄宗羲并称为清初“三大家”，在学术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顾氏学识渊博，名重朝野，堪为学界领袖，国变后其遵从继母遗言，坚决不仕二姓，多次拒绝清廷的征聘，甚至以死抗拒，朝廷虽对其软硬兼施，但却也无计可施。

顾炎武的人品为人所敬仰，其治学精神和方法在清代学术史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梁启超赞为“清学开山之祖”。考其治学精神实有两端：一是实事求是，二是经世致用。在治学方法上提倡求实征验，反对导致国破家亡的阳明心学，举起“经学即理学”学术旗帜。主张通经致用，回到汉代儒家经典中寻求圣人治国经民的真谛。就其严谨的学风和经世致用精神以及繁富的学术成就看来，不愧为梁启超所评价的“清学开山之祖”。

顾炎武精通经学，其研究《春秋》学的成果主要保存在《日知录》卷四中，一共有七十七条，研究内容涉及多个方面：一是研究《春秋》和《左传》等记事之语法或书法现象，否定有关学者因此所创发的各类大义；二是攻驳《左传》之义理；三是规杜注之失误等。顾氏提倡和运用的治学方法已经非常成熟，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史料的佐证；二是运用归纳推理法；三是能以发展辩证的眼光研究发现问题并提出超人的观点。在下面的论述中对上述治学方法将分别给予说明。

首先，顾炎武从史学的角度来审视和定位《春秋》。顾炎武对《春秋》的看法体现在《与人书三》中，他说：

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2]

很显然，顾炎武是把《春秋》当成儒家经世之典的角度展开议论的。由于顾炎武主张征实治学，所以自然从史学的角度对待《春秋》和《左传》。《春秋》中许多被认为是圣人笔削的地方，顾氏认为是史书的原貌，如被今文学家以及宋儒所阐发各种奇谈怪论的经文“王正月”，顾氏根据出土的春秋时期晋古鼎上的铭文“王正月”，以及秦权也有“王正月”的现象，推断为“王正月”为“必鲁史本文”，“言王者所以别于夏殷，并无他义”。又如在“春秋阙疑之书”一条的论述中，同样表达了《春秋》为史书旧文的观点。他指出，“史之阙文，圣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以圣人之明，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岂难考历布算，以补其阙，而夫子不敢也。况于史文之误而无从取正者乎？况于列国之事得之传闻，不登于史策者乎？……《左氏》出于获麟之后，网罗浩博，实夫子之所未见，乃后之儒者，似谓已有此书，夫子据而笔削之，即《左氏》之解经，于所不合者，亦多曲为之说。而经生之论，遂以圣人所不知为讳，是以新说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学《春秋》之言，皆郢书燕说，而夫子之不能逆料者也。子不云乎‘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岂特告子张乎，修《春秋》之法亦不过此。”这就是说，《春秋》经文中的阙文不过是鲁国史册旧文，史家常例，并没有什么微言大义。今文学家和后儒为此所发挥的种种所谓的圣人微言大义不过是“郢书燕说”，是强加于《春秋》上的解经者个人大义而已。

顾炎武并不反对《春秋》有褒贬大义，但对今文学家津津乐道的书法问题，顾炎武多给予否定，如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卫”，《谷梁传》认为夷狄不配称人，这里称人是褒奖之。顾炎武通过分析《春秋》行文用语，认为狄后加人不过是语势的需要。他进一步论证道：“《春秋》之文有从同者，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卫’，二十年‘齐人狄人盟于邢’，并举二国，而狄亦称人，临文之不得不然也。若惟狄而已，则不称人。十八年‘狄救齐’，二十一年‘狄侵卫’是也。”这样解释符合语法和逻辑，今文学家所谓的称人、称字等体现圣人褒贬予夺等各种微言大义的观念便不攻自破。

顾炎武对《左传》也有很多精彩的见解，或者批评《左传》解经之失，或者攻驳其凡例说经之误，或者驳斥《左传》之义理，或者纠正《左传》在名物制度等方面的疏失等。如“王贰于虢”条，责备左氏为当时习俗所染，用“贰”、用“叛”于天王，是不明《春秋》大义。在“城小谷”条，顾氏指出左氏把“谷”与“小谷”混为一地的错误。顾氏有很强的怀疑精神，在“左氏不必尽信”条，列举了五条左氏预言将来之事不应验事实，能给后人进一步研究《左传》成书年代留下启发的空间。另外，针对《左传》的“凡”例，顾氏通过统计与归纳，也指出其不周延性，如“筑郿”一条，顾氏针对《左传》的“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引《旧唐书·礼仪志》中太常博士顾德章议引此，谓：“《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鲁凡城二十四，邑惟郿一，邑书筑，其二十三邑曰城，岂皆有宗庙先君之主乎？”又定公十五年城漆，漆是邾邑。《正义》知其不可通，而曲为之说。为此，顾炎武运用归纳法，不仅否定了所谓《左氏》凡例的不周延问题，同时对孔颖达的“疏不破注”为杜预之注违心回护的做法提出批评。

顾炎武的《左传杜解补正》是清代第一部运用考据学方法，对《左传》杜注进行纠谬与补充的专著，此书共三卷，不以义理研究为目的，主要是研究考证《左传》杜注的文字训诂和名物制度的注释，来纠正、补充《左传》杜注的错误和疏漏等。据顾氏自言，早在北周时代的乐逊就撰《春秋序义》，通贾逵、服虔之说，专发杜氏之违，然今并贾、服之说俱已不存，故撰此书，以救杜氏之失。另外，隋代刘炫也撰《春秋左传述义》，其中规杜注之失误多达一百五十余条。(www.xing528.com)

据自序，顾氏此书的撰写，除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外，还主要参考了明代三位学者的学术成果，“吴之先达邵氏宝有《左觹》百五十余条，又陆氏粲有《左传附注》，傅氏逊，本之为《辨误》一书，今多取之”^[3]。按邵宝字国贤，江苏无锡人，明成化甲辰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其《左觹》一卷为读《左传》札记；陆粲字子余，嘉靖间进士，撰有《左传附注》五卷，以驳正杜注孔疏为目的，明史有传；傅逊字士凯，太仓人，归有光弟子，一生困顿科场，晚年以岁贡授建昌训导，有《春秋属事》二十卷，是一部分国纪事之书，子目下有《左传》纪事，其内容对杜注的纰缪疏略之处多有驳正。

此书的内容正如书名所示，对《左传》杜注有补充，也有纠正。应当出注而杜预未注的，顾炎武补充之；杜注有错误或不妥之处，顾氏纠正之。该书正文体例如下：若顾氏认为杜注有错误，就摘出一个句子，针对该句子中的某一个词进行规过或注解，并征引古代史料为佐证。按该书很少涉及义理，正如顾氏所云：“经文大义，《左氏》不能尽得，而《公》《谷》得之，《公》《谷》不能尽得，而啖、赵及宋儒得之者，则别记之于书，而此不具也。”^[4]

1.纠正杜注错误

隐元年传云“未尝君之羹”，杜注羹为肉汤。顾炎武根据《尔雅》把其改为“肉谓之羹”。隐元年传文中“庄公寤生，惊姜氏”一条，杜注为“寐寤庄公已生”，而使姜氏受到惊吓，顾氏考辨道：“恐无此事。应劭《风俗通》曰：‘儿坠地能开目视者为寤生。’”僖公二十六年传“室如悬罄”条，杜注训“罄”为“尽”，就是成语中所谓“罄竹难书”中“罄”的含义。顾氏根据《国语》，认为“罄”乃是“磬”的假借，以为韦昭所注“室如悬磬”正确，是说鲁国府库空虚的意思。又隐公二年“莒人入向”，杜注“向”为“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顾氏认为杜注非是，他考证道：“按《春秋》‘向’之名四见于经，而杜氏解为二地，然其实一向也，先为国，后并于莒；而或属莒或属鲁，则以摄乎大国之间耳。龙亢在今凤阳之怀远，尤远，惟沂州之向城近之。”

2.对杜注的补充

隐四年传云“老夫耄矣”，杜注“耄”为“八十曰耄”。顾氏对“老夫”作了补充：“《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事，自称曰‘老夫’。”又如僖公七年，《左传》有“初，申侯申出也”一句，杜注：“姊妹之子为出。”顾氏补注道：“盖楚女嫁于申所生。”

《补正》所博稽的古籍很广，有《尔雅》《吕览》《孔子家语》《论语》《孟子》《国语》《诗经》《楚辞》《竹书纪年》《淮南子》以及郑玄和马融等所作的古注，可见其知识的渊博。

顾炎武的《补正》建立在考据学方法上，逻辑严密，引经据典，考证信而有征，且不立门户，汉宋兼采，所以四库馆臣评价他的《补正》“推求文义，研究诂训”，对他不囿于门户之见，汉宋兼采的学风也大加褒扬，“炎武甚重杜解，而又能弥缝其阙失，可谓扫除门户，能持是非之平矣”^[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