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左传》学研究成果及主要学者

研究者以《左传》中的同类或者相关史料加以排比，以一个标题作为该类材料的主题，然后围绕该主题反复阐发有关伦理纲常等大义，形同一篇小型论文，有时作者还要征引历史上同类的事件加以比附，有引古筹今或以古为鉴的用意。该类作品一般以反复推演和阐发纲常大义为主，内容很少有考证的成分，一般来说价值并不大。这样的作品历史上不乏有之，宋人吕祖谦的《东莱左氏博议》就是其中的代表。在考据学占据治学主流的清代，以空谈治学或者引古筹今针砭时弊的作品由于学术和政治的原因更是少得可怜，从现有所著录的确定为研究《左传》自身大义的作品仅有几部，且多集中在清初，亦大都不是名儒之作，如魏禧的《左传经世钞》、周大璋《左传翼》三十八卷、姜希辙的《左传统笺》三十五卷、朱元英的《左传拾遗》二卷等。

（一）魏禧的《左传经世钞》二十三卷

魏禧（1624—1681），字冰叔，号裕斋，江西宁都人，明诸生。魏禧在明亡后，不侍二姓，坚辞康熙十八年的诏举博学鸿儒。魏禧以文著称于世，治学强调积理、练识、有用于世。魏禧是清初著名的学者，与彭士望、丘维屏等被时人称为“易堂九子”。一生著述颇丰，有《魏叔子文集》二十二卷、《诗集》八卷等。在《左传》学研究方面，有《左传经世钞》二十三卷，《兵法》和《兵谋》各一部等。

魏禧的《左传经世钞》是一部根据《左传》内容阐发有关纲常伦理和以史为鉴而经世致用的著作。卷首有魏氏本人的自序，首先认定《左传》和《尚书》为史书，“《尚书》史之太祖，《左传》史之太宗。古今治天下之理尽于《书》，而古今御天下之变备于《左传》。”至于该书撰写的目的，魏禧认为，假如学者读《左传》，即使三桓七穆口诵如流也“原非所贵”，他认为“古人读书之意，善读书者在发古人所不言而补其未备，持循而变通之。坐可言，起可行而有效，故足贵也”。魏禧认为学习《左传》最重要的是学习传文中的经世本领，如阴饴甥“爰田州兵之谋”、子产的“焚载书”以及“子皮授子产政”等“古今定变大略”等^[28]。

卷首有目录，魏氏把《左传》的内容按照有关标准和顺序依次分类，用约三百五十个主题统摄之，如卷一有“郑伯克段于鄢”“石碏大义灭亲”“郑伯入许”以及“羽父弑隐公”等十一个子目。每个子目之下，抄录《左传》原文，并用双行小字给《左传》注释。在故事结束后，作者便阐发有关纲常褒贬大义或者提出针对某一问题的解决措施等。由于该书是彭家屏参订，所以该书在议论方面，不仅包括魏禧及其门人弟子的观点，也参考历代有关学者的论点，最后是彭家屏的按断。今核其文后的议论，无非是所谓的“经世”之类的论说，或者伦理的阐发，或者褒贬的评论，或者以古为鉴的评说等，各类穿凿刻深之论也随处可见，如“羽父弑隐公”篇末，作者先是引用胡安国对该事件的论说，认为国君应当紧紧地把持军权，鲁国隐公、闵公等被权臣所杀都是军权旁落所致。针对摄政问题如何处理，魏禧的主意简直迂腐可笑，他认为隐公应当学习历史上的吴太伯、伯夷、叔齐等人交出大权，逃遁山林野薮中隐居起来，说：

……人无故教我以杀弟，而漫然应之如此，岂但当机不断，其为不义甚矣。何不忍于奸贼而忍于弟也。苏轼曰：“使隐诛翚而让桓，虽夷、齐何以尚！”兹真千古不易之论。

彭家屏的最后看法与胡安国相似，认为君主千万不能丢失兵权，就是由于贼臣公子翚把持军权，“既可对隐以谋其弟，亦可对桓以谋其兄。隐从则桓杀，桓从则隐弑，两君之命悬于其手，操纵之间，易如反掌，总由君失其柄羽父窃而持之，故致此也。”最后为了加强自己的论点，彭氏征引《周易》之文，“《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所由来渐矣。’岂不信哉！”

（二）朱元英的《左传拾遗》二卷

朱元英生于康熙时代，字师晦，金陵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其他事迹不详。《左传拾遗》是一部专门研究和阐发《左传》史料中有关纲常大义的专著，对于该书撰写的目的，朱氏说得明白：

《春秋》之义自孔子出，孔子没而微言绝。当孔子作《春秋》时，孔门高弟如游、夏不能赞一辞。降自高、赤已多失其本义，况两汉诸儒穿凿经言，附会时事，宜其不足语也。^[29]

朱元英自知再折中三传或者专以《左传》解经难以跳出宋人和清初官方《春秋》新传的套路，于是针对《左传》内容分成一百一十一个子目，从体例上步尘于吕祖谦的《东莱左氏博议》，从史学的角度着眼于发明有关君臣、父子、夫妇以及其他纲常或者修身、治国和平天下的议论。

今观其所涉及议论的主题倒是很广泛，有教育子弟、国君立储、国君纳谏、国君如何驾驭臣子甚至异常灾异研究等。如隐公时期的“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之事，《左传》只是说没有隐公的命令，似乎对费伯没有多少贬斥，但这件事因没得到隐公的授权，所以到了朱元英的笔下可就非同寻常了，他说：“夏四月，隐居摄之四月也。莅政方新，宜有德威焉，以镇于其下。而费伯创非时之役，不禀命而用其民，费伯殆将示权于国人，以建于鲁，故乘摄主之间以有此举也。延及昭、定三家以张，遂使鲁有大夫而无其君。三家之强，非费伯作之俑哉！”朱氏的议论不止于此，他还征引司马氏篡曹魏以及桓氏取代东晋之历史教训，认为都是权臣势力逐步坐大，造成国君难以控制局面而最终导致亡国丧家的后果。议论后自然要提出防范措施，往往是史学评论家的老套路，朱氏亦不例外，他建议道：“圣人曰：‘知几其神乎。’知之者绝恶于未萌也。隐公居摄，费伯城郎，君子可以观矣。”(www.xing528.com)

对于国君立储以及卿大夫立子之事，既关乎国家命运也关系百姓利益，朱氏对此有较为成熟的观点。在襄公七年的“请立起也，与田苏游而曰好仁”下，朱氏的议论也很有道理，他说：“国君立太子以嫡以贵，所以息乱世。惟嫡与贵则以世及之常制之，而群公子不敢以争。故乱之生，每由于舍嫡立庶……若夫国卿立子惟贤为宜。卿大夫事君而莅民者也，非贤不可以事君，非贤不可以莅民。嫡且贵而贤，家之福也，君之赖也，民之庇也……故国卿之立子不必嫡与贵，惟其贤而已。”

总之，朱氏以《左传》内容为基础，阐发的有关经国治民的纲常大义，其议论大多为先儒的老调重弹，并无什么新鲜的论点，甚至有些议论显得迂腐可笑或者穿凿刻深，如上述的“费伯城郎”的议论就是如此。

（三）赵青藜的《读左管窥》二卷

赵青藜，字然乙，号星阁，泾县人，乾隆丙辰进士。本书分上下两卷，共分为五十一个子目，也就是分成五十一个主题性议论文，上卷二十二篇，下卷二十九篇。

本书与《东莱左氏博议》体例相似，主要以《左传》中的史料为依据，偶然也征引历史上与之相似的事件来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今核该书内容与魏禧的《左传经世钞》和朱元英的《左传拾遗》的目的一样，都是利用《左传》内容阐发纲常名教一类的所谓经世大义。虽然有些议论颇有道理，但其中迂腐或穿凿的成分也不少见，如卷一中的《春秋正人伦论》：

《春秋》之作也，所以正人伦也。正人伦莫先夫妇，《易》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未可徒咎女之不祥矣。左氏亲炙此意，故先叙惠公仲子，明隐、桓之弑，盖有由来。继以卫庄公不敬其嫡，酿州吁之乱。降及宣公，上烝下淫，祸亦愈烈。微齐，其国亡矣。齐复以多内嬖，殡踰六月，乱与晋献公等。吁！此桓霸之不终，而管子非王佐才也。献且不辨同姓，平公效之，以蛊惑死。至郑文弗禁芈之出劳，莫保二女；宋平纳弃，莫保世子；蔡景下淫，而有子祸。陈私夏姬，齐通棠姜，皆及身受其弑。而棠姜即以灭崔氏，夏姬既戕其君其子，申公巫臣亦且前死，族灭于楚，何女之不祥如是！乃雍姬且信其人尽夫，栾祈通于其老，而忍诉其子于父，则又其手自刃也。嗟夫，妇道无成，士也二三其德，德二三，礼废坏矣。逆妇而卿不行，君子以是知出姜之不允也。修贽而币告虔，御孙以是叹男女之无别也，《左氏》备述之，綦深切哉！彼女之贤者，犹能敬戒其夫，曾为之纲也，而何其奈何不敬！^[30]

赵氏关于因男女乱伦、淫乱或者男女之间的纲常礼教受到破坏，导致国破、族灭或者身死等后果的议论总体上是建立在《左传》内证的基础上，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也数不胜数。但赵氏有的议论未免偏颇不实，如隐公被桓公所杀是由于权力争夺问题所引起，并非是隐公淫乱所致。再说妇女的社会地位低下，在《左传》中绝大多数妇女不参与政治，很多妇女只是封建贵族权力争斗或者淫乐的牺牲品而已，如棠姜和夏姬等。

另外，《春秋尊王论》写得也较符合《春秋》经文的主旨。赵氏通过《左传》事实与经文记录的差异，说明圣人作《春秋》是忧天下无王而作。托于鲁史，始于隐公，加“王”于正月之上，正好说明《春秋》是尊王的，与《公羊》“大一统”之论相契合。赵氏对郑庄公蔑视天子权威，讨伐其同母弟，侵略许国，侵夺周之庄稼，反抗天子的讨伐，竟然射王中肩等罪行深恶痛绝，认为圣人书写“蔡人、陈人从王伐郑”，而不写王被郑国打败，正是圣人“大义凛然，讳莫如深”也。而且赵氏还引用孔子赞扬齐桓公勤王，使天下诸侯复知有王的功业，进一步说明其“春秋尊王”的论点。其口诛笔伐郑庄公蔑视天子权威的罪行倒是建立在《左传》内容上，其中多数的议论的确符合历史事实，的确有尊王的正义感，但连讨伐其反叛的弟弟也要请示天子的议论，似乎也很迂腐。

另外，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介绍中，其他阐发《左传》大义或者比附历史上同类事件来阐发所谓以史为鉴的经世之论的专著还有顺治时期周大璋的《左传翼》，康熙年代宋在诗的《读左》，以及朱元英的《左传博议拾遗》等。

此外还有王武沂的《左传绀珠》和俞樾的《左传连珠》等，虽然属于文学类作品，但由于其内容中也涉及利用《左传》中有关事件，运用对仗和连珠等修辞手法对有关事件加以排比，阐发作者的褒贬观点，应当也是属于阐发《左传》自身内容中的褒贬纲常大义类著作，如《左传绀珠》中的“同官为僚，荀伯尽心于先蔑；举偏非党，羊舌嗣位以华伯”等，《左传连珠》中的“盖闻袭故蹈常殆无大戾，弃顺效逆实非良图。是以二公子立黔牟为不度矣，五大夫之奉子颓敢乐祸乎”等。因此类著作已经归类于第九章的文法类《左传》研究成果中，所以此处仅加以简要说明，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