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著作解经以《左传》为主，但又不同于杜注孔疏囿于门户，而是兼采《公》《谷》以及宋人某些符合时代政治伦理纲常的议论。有的学者或者从其他角度说解《春秋》大义，或者攻驳杜注义理之谬等，这类著述约二十部，贯穿于整个清代。其中除了清初的毛奇龄、朱鹤龄及清中期的姜炳璋等人的著述较有价值外，其他著作大多无大的学术价值。
（一）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三十六卷
毛奇龄为清初具有很强怀疑与考据征实精神的大学者，与阎若璩、胡渭等齐名。阮元很推崇他，说：“检讨以经学自任，大声疾呼，而一时之实学顿起。”[11]
毛奇龄（1623—1716），字大可，以郡望称西河先生，浙江萧山人。明诸生，早年抗清兵败后削发为僧，于康熙十八年应博学鸿词，充翰林院检讨，修《明史》，二十四年告假回家，不再复出。毛氏的治学具有很强的批判和怀疑精神，既不崇信程朱理学，也不专守汉学，而是崇尚考证，主张言必有据，反对郢书燕说的宋人学风。提倡复兴汉学，主张治学以诸经为宗，博引诸子百家及汉后儒之说为旁证的治经方法，与顾炎武治学的路子很相似。梁启超评价毛奇龄对清初学风转变的贡献时称赞说：“平心论之，毛氏在启蒙期，不失为一冲锋陷阵之猛将。”[12]但毛氏的个性特别，治学又有喜臧丕人物、负才争胜和轻薄谩骂之习，敢于向大学者挑战，对阎若璩判定为伪书的《古文尚书》鸣屈喊冤，并作《古文尚书冤词》与之作对；对元明以来一直被官方奉为取士标准的《四书集注》的攻击也不遗余力，并著《四书改错》，将朱熹的错误归纳三十二类，指出朱注无一不错。所以清朝汉学派和宋学派的学者对其都没有好感。江藩的《汉学师承记》不收录他，而尊崇程朱理学的桐城派领袖方苞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也指名道姓地诅咒其诋毁程朱理学，“故自阳明以来，凡极诋朱子者，多绝世不祀。仆所见闻，具可指数。若习斋、西河，又吾兄所目击也。”[13]于《春秋》学方面，毛氏对《公羊》《谷梁》一字褒贬和日月例、何休的《公羊解诂》以及《左传》杜注等穿凿之论给予猛烈攻击，对唐以来的绝大多数的《春秋》学者的著述持否定态度，尤其对胡安国的《春秋传》的批评，言辞尖酸刻薄极近谩骂，连四库馆臣都看不惯，讽刺他有“宣呼叫呶”的结习。
1.毛奇龄的《春秋》观和《左传》观
毛氏的《春秋》观和《左传》观完全建立在史学的基础上。在该书第一卷毛便开门见山地说：“《春秋》者，鲁史之名也。古凡史官记事必先立年时月日，而后书事于其下，谓之记年。故每岁所书四时必备，然而只名《春秋》者，春可以该夏，秋可以该冬也。”[14]而且毛氏引用《竹书纪年》的记事体例，证明《春秋》之记事体例为古代史书通例。对于《春秋》与《左传》关系的看法，毛氏也有他的新发明，其《春秋》来源于简书，《左传》来自于策书之论，可谓前无古人，该观点能否使人折服，另当别论。根据《周礼》的史官“大事书于策，小事书于简牍”的论述，毛氏认为大事、小事与事件的重要性无关，大事是指内容多，小事为内容少的意思，文字少就写在简牍上，多便记录在策书上。
另外，他认为《春秋》经中的历史记录，只是相当于“签题”的观点也很有新意，毛氏否定宋人所谓《春秋》所记条条大事为“纲领”的说法，他认为那不过是“签题”而已，连“纲领”也算不上。他说：“诚以《春秋》记事原有门部，而作志者则因门为题，就事立志谓之签题，不谓之纲领，盖纲领必概括其事，而取其要领以为文。”“签题”则但志其门名。若要理解“签题”，也就是《春秋》经文所记的原委，“必借按策以见其事”。以这样的观点对待经传，真的如汉人桓谭所说的“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毛氏认为：
向使无策书，则此《春秋》者，不过一门部名目，曰朝耳、会盟耳、侵伐而迁灭之耳，何曾有一事可究竟言之？而谓此名目中有微词，凡书国、书爵、书名、书氏，皆有义例，岂非梦梦？[15]
这种如同亲眼目睹般的创新性解释《春秋》和《左传》的关系，以前从来无有其人，比朱熹的观点更大胆、激进。这样一来，经文中的那些被历代学者所津津乐道的微言大义便失去了依据，就连所谓的为亲者讳、尊者讳等的书法用语也无有深意了。
2.毛氏推崇《左传》而贬低《公》《谷》
毛氏治学崇实黜虚，在对待三传的态度上，因其相信《春秋》和《左传》都是鲁国、晋国以及楚国等史册记载，自然就反对多空发议论的《公》《谷》二家，尤其今文经学家们津津乐道的各种义例、书法和一字褒贬论等，认为他们是道听途说，不足为据。他认为：“《春秋》义例不一，无一是处。大抵此白彼墨，前三后四，必不能画一，而前人相传科指，又极其庞赜……诸所流衍，皆猥劣不足道。”[16]同时，连杜预所发明的《左传》义例“五十凡”，毛氏也不信。这样一来，《春秋》就不像今文学派以及宋以来诸儒所鼓吹的那样处处暗藏玄机了。
3.以《春秋》为礼书说
西周是建立在礼乐制度基础上的封建等级宗法社会，礼是维系国家、君臣、民人等社会秩序和谐运行的最高法则，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左传》一书就是依照礼制的标准来评判各种事件的是非曲直的专书。以礼说《春秋》前人早就有过论说，如苏轼曾说：“孔子因鲁史为《春秋》，一断以礼。”[17]其学生张大亨根据此意作《春秋五礼例宗》，后来元代吴澄的《春秋纂言总例》仿之。清朝初期以礼说《春秋》的专著主要有两家：一是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和《春秋属辞比事记》，二是惠士奇的《春秋说》。毛氏此书依据《春秋》礼制，归纳并细化为二十二门，即改元、即位、生子、立君、朝聘等，不出吉、凶、军、宾、嘉五礼之大范畴。毛氏赞同杜注孔疏以礼评判各类事件的是非曲直，他说：毛氏此书一扫宋以来说经的旧习，对《春秋》经传的内容分门别类，以礼统之，虽非首创，但议论大多合理有据，有时还如顾炎武那样，征引史料为其观点服务，已经体现出颇深的考据功夫。但其尚处于清初，考据风气正在形成，所以，某些论述仍未免简单和失之武断。四库馆臣也曾批评其“春王”的“王”字乃木王于春之“王”，而非周天王之“王”的谬误，还有所谓简书为《春秋》的来源，策书为《左传》的来源之说，馆臣也给予否定。但由于该书能够反对胡传，用礼例说《春秋》，加上适当运用考据方法支持其论点，不失为清初一部相当有水平的《左传》学研究专著。因此四库馆臣赞扬此书为“一反胡传之深文，而衡以事理，多不失平允之意，其义例皆有征据，而典礼尤所该洽，自吴澄《纂言》以后，说《春秋》者罕有伦比，非其说《诗》说《书》好逞臆见者比”[18]。梁启超也对该书有较公允的评价：“有《春秋毛氏传》，虽然武断的地方甚多，但对当时著为功令胡传严为驳辨，廓清之功也不少。”[19]
今试观春秋二十二门，有一非典礼所固有者乎？毋论改元、即位、朝聘、盟会，以至征伐、丧祭、蒐狩、兴作、丰凶、灾祥，无非吉、凶、军、宾、嘉，五礼成数。即公行告至，讨贼征乱，及司寇刑辟，刺放赦宥，有何一非《周礼》中事？而《春秋》一千八百余条，栉比皆是，是非礼乎？故读《春秋》者，但据礼以定笔削，而夫子所为褒，所为贬，概可见也。[20]
（二）朱鹤龄的《左氏春秋集说》十二卷
1.朱鹤龄生平与主要著述
清初治学较倾向于征实的学者之中，朱鹤龄也算是一个代表。朱鹤龄（1606—1683），字长孺，号愚庵，吴江人，清初著名的布衣学者。朱鹤龄早年从事文章之学，后听从顾炎武之劝，转而致力于经学，在治学方法和态度上与顾炎武相似，不立门户，斟酌于汉宋之间，讲求征实，反对经学官方化而导致学术的衰落。他议论清初的经学时说：“《六经》之学，汉兴之，唐衍之，宋大明之，至今日而衰。其兴也，以不专一说而兴；其衰也，以固守一说而衰。何则？学成于信者也。信生于辨，辨生于疑，疑生于不一说。”[21]他主张不废宋学的同时，应当振兴汉学，“若夫笺解名物、训诂事类，必以近古者为得其真”，“汉唐诸儒之说，去古未远，其见弃于近儒之排斥者，岂皆秕稗而无嘉谷哉？”同时，朱氏本人也反对把维系国家纲常的朱子理学定为一尊。他接受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的主张，他说：“夫理之蕴于经，犹水之蕴于地也。”[22]
2.朱氏《春秋》观和《左传》观(www.xing528.com)
朱鹤龄的《左传》观与顾炎武、毛奇龄基本一致，他认为《左传》是史学，而且比作为经师之学的《公》《谷》成书早，史料更可信。基于这种观点，他的《左氏春秋集说》坚决反对今文学家以及宋儒以来运用一字褒贬说、日月、名字等书例所发挥的硬加在经文中的种种微言大义。关于如何理解《春秋》大义，朱氏的办法也很有创新，就是根据圣人的“志”和“义”，该标准源于夫子曾说过“吾志在《春秋》”和“其义则某窃取之”。朱氏声称孔子《春秋》的“志”就是“尊天子，内中国，讨乱臣贼子，尊王贱霸”；而夫子的“义”就体现在《左传》事实的记载中，也就是“善者吾进之、予之，恶者吾退之、夺之”，如何退之夺之，进之予之，大体就体现在朱氏《集说》正文前的凡例二十类中。在该书的自序中，朱氏声称解释《春秋》以《左传》为主，借鉴杜注孔疏以及啖、赵和宋元以来的几十家学者的见解。
3.朱鹤龄《左氏春秋集说》内容体例及评价
在其《集说》的经文之下首列《左传》传文，若传文较长便撮其大意，最后选取朱氏认为公允平实的历代诸儒之说。至于褒贬的判断，以罗列于卷首的凡例二十类为标准，如子目“王臣来聘”下，桓公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朱氏引用啖助之说：“《周礼》云‘天子时聘以结诸侯之好。’《谷梁》云‘聘诸侯非正也’。言天子不当聘诸侯，误矣。是时无王，而王室下聘，《春秋》所书皆伤之也。”[23]就是说朱鹤龄赞同啖助之说，否定了其他学者在此经文上所发挥的种种不经之谈。又如在第二十类凡例的“阙文、阙疑”部分，针对鲁桓公四年、七年经文只有“春夏”，缺少“秋冬”的情况，不知有多少学者因桓公曾有弑兄的罪恶，为此挖空心思地推求夫子的褒贬予夺的大义，各类穿凿巧诈之论纷出迭见。朱氏根据《春秋》经文的内证，一概否定有关阙文褒贬之说，尤其对胡安国所发挥的穿凿之论坚决否定，从而认定经之阙文并非孔子用来寄托微言大义的方法。
不过，由于朱鹤龄尚处于学术思潮转换的时代，其考证之功尚浅，对于《春秋》经文中的名字和地理等辨析有时还停留在主观折中而不是科学的考据功夫上。例如针对经文中“纪裂繻来逆女”以及“纪子帛莒子盟于密”，因为《公》《谷》二家与《左传》的用字不同，“裂”《公》《谷》作“履”，“帛”《公》《谷》作“伯”，这两组字实际上是假借关系。由于《公》《谷》以及胡安国等后儒不明白此关系，穿凿之说分出迭见。朱氏否定《左传》裂繻是纪侯帛的字，自然也否定杜预之注，反而认为程子等人的错误见解有道理。朱氏本想在此纠正杜注之失误，反而使事实颠倒，从这条纠谬中，可见其考据水平远逊于顾炎武。
（三）姜炳璋《读左补义》五十卷，卷首两卷
姜炳璋（1736—1813），字石贞，号白岩，浙江象山丹城人，为乾隆十九年进士，与钱大昕、纪昀等被时人称为“八彦”。曾任四川石泉知县，后归故里，讲学于金华等地。姜氏精于经学，擅长义理考据，在经学方面的主要著述有《诗序广义》《周易通旨》和《读左补义》。《读左补义》为乾嘉时代较少的服膺《左传》而探讨义理的专著，是书专宗《左传》史料用以发明《春秋》大义，不太注重名物考据和词义训诂，对经传中的有关人名、地名等多依杜注孔疏之成说。姜氏治学不像吴派那样具有强烈的门户观念，而是汉宋兼宗，只要其认为符合《春秋》经义者则取之。据卷首例言称，该书所借鉴的前儒成果达一百多种，可谓广采博引，虽然姜氏重点发明《左传》解经之义，但该书所呈现的乾嘉学派的治学风格还是很明显。
该书卷首有姜氏自序和好友钱维城以及张嗣益序各一篇，在姜氏的自序中，明显看出其《春秋》和《左传》观属于汉学派的一贯观点。
1.姜炳璋的《春秋》和《左传》观
至于《春秋》与《左传》的关系，姜氏明言：“《春秋》因鲁史以示义，而发明《春秋》之义者则自《左氏传》始。”又“即事为经者，圣人之义也；论本事而为传者，左氏发明圣经之义也，皆不欲空言说经也”。至于《左传》的作者，姜氏也是继承了东汉古文学家的说法：“左氏圣人之徒也。身为国史，亲见策书，因博采列国之记载，会萃成传，以发明《春秋》之大义，使圣人引而不发者，昭然于简策。”对凡例的态度，姜氏也赞同朱熹的主张，批评用凡例或书法说经，认为凡例越多，大义越晦。认为书例“大类后世舞文弄法之吏之所为，而非大中至正之道也”。至于《左传》中的凡例，姜氏否定了杜预的周公、孔子所创之说，通过深入分析和归纳，认为《左传》的书法之例分为五种情况：一是西周旧典；二是平王东迁后列国相沿之例；三是鲁史自相传授之例；四是春秋霸国更定之例；五是鲁国君臣私定之例。对鲁国和其他国家君臣私定之书例，作者的看法颇有说服性。他先是举郑国子产为政时，公孙黑强行参加熏遂盟会，命令太史纪录曰“七子”，而太史不敢问缘故。至于鲁国情况，姜氏认为“鲁自强臣专国，君如寄生。史有承其命而书者，有畏之而不敢书者。无君而托为尊君，媚晋而实为尊晋，例益谬矣。”[24]不过这些论点都是姜氏在一定材料的基础上合理的推理而已，但上述几种书例要比杜预之说更加可信。至于《左传》在哪些方面阐发经文大义，姜氏在纲领下中，先是批评不少学者沉溺于《左传》的叙事之生动，与《史记》《汉书》等并论，而忘记了《左传》是羽翼圣经之作。作者最后无不自负地归纳出《左传》于《春秋》有十二善，认为掌握了这些规律，就可以打开圣经大义之门。一是丘明躬承圣教，《左传》为春秋时代的文体，批评包括朱熹等在内的学者怀疑其为战国时期的作品。二是左氏亲见策书。毛奇龄有经来源于简书，传来自策书之说。不知姜氏是否受到毛的启发，还是自己的发明，他说《左传》来源于记载，“记载者，穷源竟委，辞繁而不杀，如周志、晋乘、郑书、楚书之类”。至于《春秋》的来源与杜预等古文学派观点相类似，无什么新鲜发明。三是尊王重霸。作者认为即使桓公、文公假借仁义来号令诸候有其私心，至少周鼎没有迁移之灾，且孔子、孟子也曾赞扬桓公和管仲的勤王之功。四是寝兵息民。五是羽翼六经。六是表里《论语》。这可是姜氏的创发，认为《论语》中孔子师徒所宣扬的许多伦理道德观与《左传》相合。七是属辞比事。八是文缓旨远。九是善善从长，恶恶从短，故其辞多恕。姜氏对此解释为，《左氏》中的“溢美之辞，盖述史官之意也，第就其行事之迹，而不论其从来之心；但执其偏端之是，而不求其错见之谬”[25]。如郑庄公入许，以为有礼，而不计其利许之心等。姜氏认为善善从长，恶恶从短是史例所为，《左氏》不过是“从而述之，其于圣经之义两不相与也，安得尽以义法求之”[26]。第十言有不验，事有未详，故其说非诬。主要是反驳很多学者对《左传》中的占卜或君子预言不准而对《左传》的责难。十一《左传》纪事小疵大醇。姜氏判断如同亲眼目睹，圣人作经后很快离去，弟子左氏“作传非一字一句面承圣训为之也，其于大者不谬矣”。“学问之小疵，词旨之失当，不能免也”[27]。十二《左传》纪事阐幽而微显。姜氏认为，若是没有《左传》提供事实，谁能知道郑伯会于鄵而死是公子騑所杀等。
2.《读左补义》正文体例
姜氏将他认为需要补充的经传内容都列出来，标出时间，有关简单的注解往往采用杜预之注，有时也用孔疏详细说明。由于姜氏主要是以《左传》发明圣人大义，所以，无论是《公羊》《谷梁》或者其他宋儒的大义都斟酌采纳之，可谓不立门户，只讲是否合乎圣人大义。如对古今文学派历来聚讼纷纭的传文“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的《左传》之文，姜氏先用杜注，后引用《补注》说明古代摄政之礼，然后作者从多个方面对今古文学派的有关论点进行评价，有破有立，既有继承又有自己的发挥。他先是否定今文学派的围绕“王元年”所发挥的种种奇谈怪论。他说：“人君即位之始年曰元年，此史氏之成法，非大义所寓也。”这样一来何休的“黜周王鲁”说、胡安国的“夏时冠周月”说，则都被彻底推倒了。姜氏认为，经“春王正月”，其中的“王”字是圣人所加，为尊王之大义所在：“《传》加一‘周’字，以发明圣人尊王之义。‘王周’二字连读，后世‘皇唐’‘皇宋’皆本此。”至于《谷梁》所谓隐公让位是其欲成惠公之恶的论点，姜氏不以为然。他依据传文材料，反驳道：“以仲子为夫人，即欲立桓为太子，父之志，即父之命也。隐如自立，则必言乃父之非礼，黜仲子而弃桓，尚得为人子乎？故隐之让德，先儒方诸伯夷。其不行即位之礼，自居于摄，以明终当让桓，乃所以为贤也。”
由于姜氏的《春秋》观建立在史学的基础上，并且还能够客观地运用春秋时期的现实解经，所以其所发挥的见解还是有见地的，如传“十二月，祭伯来，非王命也”条。姜氏针对“非王命”阐发自己的见解，“畿内诸侯不知有王，列国所谓无王也；诸侯无王，大夫所谓无公也。三书非公命，而此曰非王命，权之下移，由来所矣。”
对于《左传》隐元年经文“公子益师卒”无具体日月现象，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学者为此大伤脑筋。姜氏对《左氏》所谓“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的解释认为不通。他依据礼（不知道是否是《礼记》或《仪礼》，未说明）：“礼，卿佐之丧，小敛、大敛君皆亲临之，崇恩厚也。”《公》《谷》用日月例的解释，自然不能使人信服，故姜氏不予采纳，说：“按《公》《谷》皆以日月为例，而《左氏》仅一见于此，比事观之，犹未合也。左氏熟知史例，间有以臆度旧史之意，失之也。”姜氏引用“礼有厚薄”之说解释此处无日月的记载，依据的是礼，总比今文学派的穿凿臆说要可信得多。同时，姜氏对《左传》的“不与小敛”而不书日的反驳也有道理，因为此后很多的鲁国大夫死亡之时而公不在国内的，却也日月俱载的。
姜氏虽然宗崇《左传》，却不像杜预那样迷信《左传》。杜预信传疑经受后人訾议，姜炳璋也有类似的治学毛病，这一点与宋代的刘敞有相似之处，即以己意改传文的毛病。如对“纪子帛莒子盟于密”一条，古来对此解释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很不同，《公羊》搞不清楚纪子帛为纪国大夫的名，于是东拉西扯地认为纪子与莒子盟，位子在莒子之前。但一名大夫的名字排列在莒国国君前面，于礼又不合，于是姜氏竟然独出心裁，认为《左传》文字有误，莒来盟者为大夫，不为莒子，传文应为“纪子帛、莒人盟于密”，认为《传》文中的“子”可能是“人”之误。
总之，姜炳璋的《读左补义》是一部以《左传》史料发明经文的专著，由于重点阐发《春秋》大义，所以，作者不可能摆脱《公》《谷》以及宋儒等所发明的在其看来合乎《春秋》经义的解经窠臼。由于作者基本上以史的观点看待经传，所以总体来看，该书所阐发的伦理纲常等大义还是比较平实的，且其中大多数也是前人早已老生常谈的大义。不过，姜氏在纲领中所提出的《左传》的功用十二条，其中部分观点还是很有创新性的。
另外，清朝晚期的刘溱撰有《读左比事》十二卷、王元穉有《读左随笔》不分卷，也是以《左传》为主阐发《春秋》伦理纲常等大义的专著。刘溱之书往往把《左传》中的同类的事件相互排比在一起加以议论，如莒人入向，带走已嫁入莒而不安于莒的向姜为事例，刘氏历数春秋时期的战争多源于女祸，议论倒颇有道理。但刘氏治学有喜征引历史事件比附《左传》而生发议论的习惯，且长于议论，粗于考据，从严格意义上说，该书已经逸出《左传》解经的套路。王元穉时代比刘溱更晚，所以该书受时代政治形势的影响更明显。今考其书解释《春秋》大体宗《左传》，但不立门户，折中《公》《谷》和其他先儒议论，有时作者也自出己见。如在解释隐六年经文“郑人来渝平”条，《左传》解释为鲁、郑两国重新修好，王氏于此则牵引普法战争和日俄战争来比附《左传》，这样与刘氏《读左比事》相比则走得更远，征引国际事件议论和比附《春秋》经文，虽表面上通经致用，但实际上更有乖于传统研经之学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