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作为史书，采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有关史料，来解释《春秋》所记事件的始末原委，通过再现历史事实，让读者根据有关标准来判断褒贬是非。《左传》的作者对所述事件很少直接表明态度，这一点与《公羊》《谷梁》解经方法是不同的。所以，朱熹曾评价三传说：“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1]另外朱熹虽然承认《春秋》中存在微言大义，但是他认为这些大义通过所记载的事实，“使人自观之以自鉴戒尔”，坚决反对今文学家的“日月”“名字”等各种书法褒贬之论，他说：“圣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贬恶，示万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说以诛人，未几又用此说以赏人，使天下后世皆求之而莫识其意，是乃后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为也，曾谓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2]所以，他认为《春秋》中的有关书法规则属于史学性质，这样《春秋》在朱熹的眼里几乎就是一部史书。若以史学的眼光来审视《春秋》，经文中所表达的思想一下子就变得简单明晰，包括胡安国在内的许多宋儒挖掘出来的各种《春秋》大义，不过是自我杜撰的义理而已。清初朝廷尊崇程朱理学，反对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阳明心性理学，因此，朱熹的《春秋》观当然会直接影响到清王朝帝王的《春秋》观。
（一）清初作为官方《春秋》经义标准的两部官书
在清初，多数朝野学者的《春秋》观和治学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仍旧延续着宋元明的传统，以阐发经义为主，对名物词义的训诂以及章句之学并不重视。清初，朝廷颁布了代表官方义理标准的两部《春秋》学著作，即《日讲春秋解义》六十四卷和《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前者主要是由康熙帝早年经筵讲稿编写整理而成，后者是王掞、张廷玉等数十位学者奉康熙之命编纂而成。这两部经书自然是以探讨《春秋》经文中的微言大义为主旨，“统驭之柄在慎其赏罚，赏罚之要在当其功罪，而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者，则莫精于《春秋》”[3]。该书也偶然对经传中的人名、地名等作简单注释，但还谈不上为考据性学问。值得注意的是，《日讲春秋解义》成书之后，迟迟没有刊行，直到康熙死后的雍正年间才重加校订，一直拖到乾隆二年才出版。大概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康熙逐渐意识到《日讲》中的胡传内容，特别是胡氏感激于时势所阐发的具有浓厚时代色彩的有关义理不符合清廷的口味，特别是有关严“华夷之辨”方面的议论更是清廷所忌讳的。康熙的《春秋》观发生的前后变化，可以从其《日讲》和《汇纂》序文比较中明显看得出来。如《日讲》中，他不仅首肯胡安国的“《春秋》者帝王经世之大法，史外传心之要典”，同时也承认《春秋》中有褒贬、笔削用例，以及正例、变例等，并且还在很大程度上褒奖胡安国的《春秋传》。他说：“惟宋康侯胡氏潜心二十年，事本《左氏》，义取《公》《谷》，萃诸家之长勒成一家之书。虽持论过激，抉隐太严，未必当日圣心皆然。要其本三纲，奉九法，明王道，正人心，于《春秋》大旨，十常得其六七，较之汉唐以后诸家优矣。”[4]可是，再观览他晚年的《汇纂》序文，其《春秋》观和对胡安国传之评价，来了个大转弯，几乎判若两人。他在《汇纂》序言中不仅否定以前其本人所遵奉的很多《春秋》观，对胡传有关内容更是大加挞伐，而认为只有朱子的《春秋》观才能使他服膺。他说：
以一字为褒贬，以变例为赏罚，微言既绝，大义弗彰。……迨宋胡安国进《春秋解义》，明代立于学官，用以贡举取士，于是四传并行，宗其说者率多穿凿附会，去经义逾远。朕于《春秋》独服膺朱子之论。朱子曰：“《春秋》明道，正谊据实书事，使人观之以为鉴戒。书名、书爵亦无意义。”此言真有得者。……以四传为主，其有舛于经者删之，以集说为辅，其有畔于传者勿录。[5]
既然皇帝服膺朱子的《春秋》观，而要廓清胡传的刻深穿凿之论，于是这两部书的御用编者便百般抑胡扬朱，标榜能剔除以胡传为代表的一切穿凿附会之说，鼓吹新传光明正大，公允通达。今观《汇纂》解经体例，首列《左传》，次列《公羊》《谷梁》，虽然对胡传不满，但仍旧列于《谷梁》之后，最后再征引历代有关学者的论点，称之为“集说”。所征引的历代学者上自周朝下至明代多达一百三十多人，“汇纂”之名可谓名实相符了。“集说”之后，是御用编纂者代表官方的案断，如对经文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之下，先列《左传》的解释，然后分别列举《公》《谷》和胡传的解说。“集说”中分别引用了孔颖达、孙复、孙觉、叶梦得等十位学者的各种议论，各种观点褒贬不一，穿凿刻深之说多不可信。最后御用作者下按语“附庸比于天子，元士应称字。左氏谓‘未王命，故不书爵’，其说为长”。(www.xing528.com)
乾隆年间，又有御纂《春秋直解》刊布，由《汇纂》简化而成。乾隆的序言道：“一以《汇纂》为指南，意在息诸说之纷岐以翼传，融诸传之同异以尊经，庶几辞简而事明，于范宁‘去其所滞，择善而从’之论，深有取焉。”[6]《日讲》作为清早期的《春秋》观，直接把胡传列在三传之后，只要不是有碍于其统治的观点几乎照抄不误。虽然《汇纂》仍把胡传列在三传后，但似乎很不甘心，馆臣为此特别解释说：“（康熙）俯念士子久诵胡传，难以骤更，仍缀于三传之末，而指授儒臣详为考证。凡其中有乖经义者，一一驳正，多所刊除。至于先儒旧说，世以不合胡传，摈弃弗习者，亦一一采录表章，阐明古学。”[7]而在《春秋直解》中，就连胡安国的名字也难以见到了。至此，作为三代《春秋》官书的胡传，其地位实际上已经降低到一般学者的著述行列之中了。
（二）回应朝廷《春秋》“新义”而被收录《四库》的著作
这两部钦定《春秋》新传虽然学术价值不大，其穿凿臆解成分也不少，但它们代表了新王朝的新的道统观，自然在朝野上下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于是研治《春秋》的不少学者纷纷与之呼应，以朱说为准的，对胡传大加贬低和攻击，以便取悦于朝廷。最能与朝廷态度保持一致的，要数何其伟的《春秋胡诤》以及张自超的《春秋宗朱辨义》。另外，俞汝言的《春秋平义》、焦袁熹的《春秋阙如编》、徐廷垣的《春秋管窥》、方苞的《春秋通论》等也很受青睐，大受四库馆臣的褒奖。到了乾嘉考据学风靡朝野的时代，这一观点和标准也没有改变，如乾隆时期叶酉的《春秋究遗》（十六卷）、顾光奎的《春秋随笔》（二卷）仍然是折中三传，义理的选择与《汇纂》一样，汉宋兼采，尊朱贬胡，故而被《四库》收录。
总之，凡本着“抑胡宗朱”这一宗旨的《春秋》学著述，一般都能被《四库》收录；凡是没有摸透朝廷之意图，继续宗胡、扬胡的作品，即使是清初的硕彦大儒也难免被拒之门外，如张尔岐的《春秋传议》四卷，虽然该书本旨“折衷三传，归于至当，然发明胡传之意居多，犹未敢破除门户”[8]。又如顺治时期布衣学者华学泉的《春秋类考》十二卷，因其阐发经义“大旨崇尚宋儒，尤多主胡传”，故不得被收录。李集凤的《春秋辑传辨疑》不分卷，虽然馆臣也承认该书征引浩博，辨论繁复，但嫌他不识时务，竟然尊胡安国为“胡子”，也只好落得进入《存目》之列的结果。即使是攻驳胡传，若不彻底而留有余情者，如朱轼的《春秋钞》，“虽驳胡传，仍在胡传门径之中”[9]，自然不能被收录了。王夫之的《春秋家说》三卷也攻驳胡传，但好自臆说，馆臣批评其与胡传具有同样的穿凿之病。此外，因尊崇胡传而被打入冷宫的还有应撝谦之《春秋集解》十二卷，张希良的《春秋大义》不分卷，姜兆锡的《春秋事义慎考》十四卷以及蒋家驹的《春秋义疏》等。还有超过十部从文法角度评点《左传》的专著也不被《四库》所收录，如冯李骅的《左绣》、储欣的《春秋指掌》、王源的《或庵评春秋三传》等。至于这类著作之所以不被收录于《春秋》类的原因，四库馆臣在王源的《或庵评春秋三传》的《提要》中说得明白：“经义文章虽非两事，三传要以经义传，不仅以文章传也，置经义而论文章，末矣。以文章之法点论而去取之，抑又末矣。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录《左传》，古无是例，源乃复沿其波乎？据其全书之例，当归总集。以其仅成三传，难以集名，姑仍附之《春秋》类焉。”[10]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