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参加工作，要填写履历表，我很郑重地写下：1959年入民主小学读书。
当时，位于民主广场南面的民主小学，没有院墙没有操场，限于条件，只有4个年级的建制，每天上午、下午轮流上课，每个年级不超过4个班。混身于一大片深灰色砖墙的二层民居里，若不是孩子们穿梭般结队进出，简直看不出哪扇门是校门。
我们一年级三班和四班还不在这里，需往东拐过街角，在一处居民楼的一楼上课。印象中的教室陈旧简陋，旱厕和公用的水龙头都在后面居民的院子里，学生们每次下课抢着排队上厕所成了尴尬的一景。
那时的小孩作业不多，也不用承载家长们很高期望值的重压，下课了踢毽子、跳方格、滚铁环，乐此不疲。听说学校组织去劳动公园春游，我们会兴奋得一连几天睡不好觉，尽管家长们不会给我们一分零花钱。清明节，白上衣蓝裤子的红领巾们在队旗和鼓乐队的引导下，去烈士陵园扫墓，回来要写出作文，还要互相交流。
周末清扫教室，同学们从家里带来抹布、脸盆、小水桶等，个头高的跳上窗台擦玻璃，其余的人擦洗桌椅和地板。一些同学会小心地脱下鞋子塞进书包，挽起裤腿，用刷子蘸着水使劲儿地洗刷地板，直到地板现出泛黄的木头本色来。(www.xing528.com)
冬天，我们用废报纸裁成的宽纸条封住窗户上的缝隙，保温御寒。每天早上，值日生要协助老师点燃教室中间的铁皮炉子，老师上课时，还得细心地添煤、除渣，小心地看护着，以保证学生取暖。最打憷的是下课去厕所，常常是快憋不住了，冻僵的小手还没把裤带解开。
20世纪60年代初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生活很困难，许多学生的衣裤上都缀着补丁，哪知道啥是校服啊。学校组织看电影，每人需交一角钱。每次，都会有10多个同学因为家里拿不出钱而委屈地放弃。
五年级时，我们全班转至民生小学，那里高大的校舍、宽大的操场让我们眼界大开。但我们与民主小学的情谊割舍不断，和班主任丁月华老师一直保持着联系。如今，年逾七旬的丁老师仍能说出许多学生的名字，还有一个个当年的小故事。
母校没有喽！现在，民主小学校舍的原址上已是共庆园饭店了，我们班的教室已被天天渔港饭店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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