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使国家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在东晋以前，华夏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核心一直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原地带，但这也是争斗杀戮的战场。千百年来每逢乱世就造成严重的人口损失和物质文明的破坏，战乱促使人民向荒芜但安全的南方迁移。中国古代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北方人口向南方的迁移，第一次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使华夏文明向江南转移；第二次是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使南北方人口首次均衡；第三次是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使南方人口第一次超过北方，最终完成了中国人口、经济、文化重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从此中国社会便进入南盛北衰的阶段。
安史之乱对北方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中原地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官方统计人口只剩约1700万人，总数不到安史之乱前的三分之一。大量北方人士南渡，黄河流域及附近地区“名都空而不居，百城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结果黄河流域人口比重由80%下降至60%，“四海南奔似永嘉”，“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12]南方相对较为稳定，北方人口的南迁，为南方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南方经济日益发展，后来超过北方。
这次战乱虽仅持续七年（755年—763年），但中原地区人民南迁并没有因战乱的结束而终止，直至唐末和五代十国时，南迁的中原人民仍相望于道。经过安史之乱后中原人民的南迁，南北方的人口比例，首次出现均衡的状况。(www.xing528.com)
安史之乱带来的南迁移民主要充实了江南一带，以及江南腹地的浙江、江西、福建等地，战乱结束后又有大量难民北归。战乱虽然没有形成对岭南地区的直接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但是已经有少数移民因某种原因迁入岭南。例如，沛县人刘轲天宝末流寓岭南，家于曲江，后来成为岭南文学领袖[13]；善吹笛子的北方人许云封天宝乱离后“漂流南海近四十载”[14]。在藩镇割据时期，也有个别移民定居岭南，贞元间因官留居的南海从事崔向及其子崔炜便是这种情况的代表。此外，元和十年（815年）刘禹锡贬到连州，也记录了一位在安史之乱移民岭南，“自言上计吏，年幼离帝乡”的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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