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能禅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岭南前事

神秀因五祖衣钵传授而与惠能生隙，后来二人创立禅宗“南顿北渐”的南北两宗，将禅宗推向顶峰。五祖弘忍圆寂后，神秀去江陵当阳山玉泉寺，大开禅法，声名远扬，晚年与惠能和好。

武则天听到神秀的盛名，于久视元年（700年）遣宋之问迎请他入朝讲法。当时神秀已年过九十，写信邀请惠能一同觐见天子武则天，惠能对使者说道：“吾形貌短陋，北土见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师以吾南中有缘，亦不可违也。”一生再也没有渡过南岭北上。大足元年（701年），神秀抵东京洛阳，住于内道场，受到极高的待遇，由此成为长安、洛阳两京法主。神秀向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三位皇帝亲自讲授佛法，所传教法盛行华北，号称禅宗北宗。神龙二年（706年）100岁的神秀在天宫寺圆寂，谥大通禅师。

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在河南滑台（今滑县）的无遮大会上，惠能弟子菏泽神会辩倒了神秀门人崇远、普寂，使得“南宗”成为中国禅宗正统。六祖惠能门下悟道者共43人，各化一方，著名的法师有：菏泽神会、青原行思、南岳怀让、石头希迁、永嘉玄觉。

禅宗南宗后来形成河北临济宗、江西曹洞宗、湖南沩仰宗、广东云门宗、江苏法眼宗五宗，即所谓“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再加上临济门下分出的黄龙、杨岐两派，合称“五宗七派”（或称“五家七派”），为唐朝以后中国佛教的主流。五宗门庭不同，但精神同源，元代高僧明本（1263—1323）认为禅宗的实际传承是在一致的基本精神上传衍下来的。他说：“达摩单传直指之道，为何分为五家宗派？所谓五家宗派者，五家其人，非五其道。”所以只是人不同而非道不同。此外他还说：“亦非宗旨不同，特大同而小异。”大同者，同在“少室（指达摩）之一灯”，小异者，在“语言机境之偶异”。这些“偶异”即是“如沩仰之谨严，曹洞之细密，临济之痛快，云门之高古，法眼之简明”。这些是“各出其天性，偶然有所不同”，“而父子之间不失故步，语言机境似相蹈袭，要皆不期然而然也。”也就是说，五家原本同源由于性格之不同，代代相传，不改成规，自然而然产生了门风的差异。

到了宋代中叶（由北宋至南宋时间不等），沩仰宗、云门宗、法眼宗渐次由兴盛走向衰落，禅宗以临济与曹洞二宗依旧兴盛。在禅宗五家之中，曹洞宗门叶虽不及临济宗之繁盛，但法脉绵延不断，直至今日。江西云居山真如禅寺、湖北汉阳归元寺都是曹洞宗寺院。

北宋年间，临济门下分出黄龙、杨岐两派，黄龙派创始人为慧南禅师（1002—1069），因其住江西修水黄龙山，盛弘教化，而称黄龙派。宋淳熙十三年（1186年），日本僧人明庵荣西来华，受学于此派，归国后开日本临济宗建仁寺一派，成为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中的黄龙派。入元之后，黄龙派受到压制，并入了杨岐派。

杨岐派创始人为方会禅师（992—1049），方会住江西袁州杨岐山，举扬临济、云门两家宗风，接化学人，门庭繁茂，蔚成一派，人称其宗风如虎，与同门慧南禅师之黄龙派并立。门下有13人，以白云守端、保宁仁勇为上足。白云守端下有五祖法演，住黄梅五祖寺，名扬全国，人称五祖再世。其门下俊秀辈出，如人称“三佛”的佛眼清远、佛果（圆悟）克勤、佛鉴（太平）慧，又有五祖表白及天目齐、云顶才良等。清远三传至蒙庵元聪，有日本僧人俊茄来其门下受学，回国后，开日本杨岐禅之首端。元代以后，杨岐派几乎囊括临济宗之全部道场，成为中国禅宗的代表。1187年，日僧明庵荣西将黄龙派引入日本，使临济宗在日本得到极大发展。1246年中国僧人兰溪道隆东渡日本，又传去杨岐派禅法。日本镰仓时代禅宗24派中，有20派出于杨岐派系。20世纪80年代，日本临济宗信徒逾500万人。杨岐门下的高僧中也不乏为普通百姓所熟知的智慧异人，如南宋的济公和尚，破帽破扇破鞋垢衲衣，貌似疯癫，实际上却是一位学问渊博行善积德的得道高僧，被列为禅宗第五十祖、杨岐派第六祖。日本的一休和尚也是一位杨岐派的弟子，自号狂云子、梦闺、瞎驴等，“外现癫狂相，内密赤子行”，是一位超越世俗大彻大悟的得道高僧。

惠能禅宗的思想充满了哲学理性。惠能一再强调“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3]，“法即无顿渐，迷悟有迟疾”^[4]，所以认为顿渐只是假名，佛法只为一乘法，“说即虽万般，合理还归一”^[5]。惠能用简单直接的方法表达朴素纯粹的自然理性，禅宗从达摩始百余年间皆以《楞伽经》作为解释事务的根据，达摩的三传弟子道信开始增加了《金刚经》等经，也作为典据，到了惠能即以文句简单的《金刚经》代替了《楞伽经》，其目的在于摆脱名相烦琐的思想束缚，而单刀直入求得开悟。

惠能不识文字，对佛法的阐释都是日常讲经和生活中的言论。在他圆寂之后，弟子们将他的经历和言论录整理成《六祖坛经》，简称《坛经》，是禅宗的经典。佛教在中国传播两千年，历朝历代的本土高僧众多，著述也众多，但中国僧人撰写的著述中被以“经”相称的佛教典籍则只有《坛经》。

惠能说：“我此法门，乃接引上上根人。”上等根器还不算，要上上根器，最上等智慧的人。禅宗“南顿北渐”，一条路是顿悟，是一句话就觉悟了。另外一条路是“渐修”，慢慢来，一步一步来。所谓顿悟，即指突然理解、体认、领悟佛理，而无需长期的修习。这种顿悟是通过直觉的主观体验，产生内心的神秘启示，达到精神状态的突变。后世禅师们常用“如桶底子脱”的比喻来形容顿悟，桶底一脱，滞水一泻而尽。同样，一个人顿悟，就可当下直了本性，这种境界，不可言传，只能意会，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所以佛与众生的差别，只在一悟，而迷与悟的不同，只在一念之间。不假修习的顿悟思想自惠能首倡之后，就成为禅宗修行的根本主张，所谓“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亦无渐次，所以不立一切法”^[6]。惠能的弟子神会就曾用“利剑斩束丝”的比喻来说“一念相应，便成正觉”的顿悟思想。因此，后世禅宗祖师的修行和弘法，都是围绕着“悟”。

惠能的禅法以定慧为本。他又认为觉性本有，烦恼本无。直接契证觉性，便是顿悟。他说自心既不攀缘善恶，也不可沉空守寂，即须广学多闻，识自本心，达诸佛理。因此，他并不认为静坐敛心才算是禅，随时随地行住坐卧动作中，都可体会禅的境界。“先立无念为宗”，“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7]所谓无念，即虽有见闻觉知，而心常空寂之意。“自心归依自性，是皈依真佛。自皈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谄曲心、吾我心、诳妄心、轻人心、慢他心、邪见心、贡高心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常自见己过，不说他人好恶，是自皈依。常须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见性通达，更无滞碍，是自皈依。”^[8]

唐宋时期的很多文学大家受到了禅宗思想的影响，包括唐朝的王维、柳宗元、孟浩然，宋朝的苏东坡等，大量的文学家都有上佳的禅诗禅作，“诗禅一致，等无差别”^[9]。唐宋大家禅诗禅作首推王维的诗。王维少年时代就热心习禅，到了中年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贤相张九龄被罢相，给他仕途很大的打击，四十多岁后热衷于参禅习佛，号“摩诘居士”。“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差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10]。王维精通诗、书、画、音乐，将禅意发挥到了极致。苏轼评价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11]

禅宗把万法归于一心，如王维描绘出自想象的“雪中芭蕉”，北宋名僧释惠洪在《冷斋夜话》中评价：“诗者，妙观逸想之所寓也，岂可限以绳墨哉！如王维作画，雪中芭蕉，法眼观之，知其神情寄寓于物，俗论则讥以为不知寒暑。”^[12]

这种“神情寄寓于物”，正是王维所特有的思维表现方式。将万法归于一心，独以“明心见性”，不需采用热情、激烈的抒情方式，而写的却是心灵独创的世界。这一点，更好地体现在他的风景诗中。如《终南别业》：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这是历来都被认为极富禅意的诗。这里的白云、流水不仅是客观的景物，更是诗人心性的象征，那种物我合一、自由自在的乐道心怀。

清代的徐增是居士就曾评价王维说“诗到极则，不过是抒写自己胸襟，若晋之陶元亮、唐之王右丞，其人也。”^[13]如《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森林，复照青苔上。

没有人迹，没有人语声，没有日光，只有返照的光彩，从而表现了日暮山林的一片空寂。这首诗写的是空旷、暗淡的景物。却给人“淡而愈浓、近而愈远”的印象，又如《山居秋暝》：(www.xing528.com)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没有禅意的心境何以能写出这般意境的诗来？没有禅意的熏染又何以能体会享受这般意境的禅诗？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能体会这些诗的意境，能从中受到熏陶；中国画追求的意境也是画禅一致的意境，大多数的中国人也能体会享受意境悠远的中国画。

惠能的思想实际上已经渗入中国文化的深处，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禅是一种人生态度，成为思想艺术、衣食住行、言谈举止的习惯，我们已经很难厘清传统的人生哲学中哪些来源于惠能和禅宗的思想。中国人人都或多或少具有这种人生哲学，但人人又都认为是自然而然，或许这就是禅。

【注释】

[1]（唐）道宣：《续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随其所止，诲以禅教。”

[2]（后秦）鸠摩罗什译：《金刚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意思是：凡是所有一切的相，都要将它当成是虚妄的，只要不去执着它，就会产生智慧。

[3]《坛经》，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4]《坛经》，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5]《坛经》，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6]《坛经》，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7]《坛经》，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8]《坛经》，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9]（清）王士祯：《香祖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0]（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11]（宋）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载《东坡题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2]（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3]（清）徐增：《而庵诗话》，载（清）王夫之等：《清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