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时代的宰相李吉甫（758—814）是一位伟大的地理学家，他生活在盛唐的晚期。李吉甫虽然贵为朝廷的高官，但学识渊博，精通史地，他经过考证，编撰了54卷的《元和郡县图志》，全书以大唐47个方镇为纲，叙述全国政区的建置沿革、山川险易、人口物产。李吉甫出生时大庾岭道开通使用40年了，他的《元和郡县图志·岭南道》中客观地记载了开凿大庾岭道的合理性和开凿后所发挥的作用。
根据此书的记载，唐代岭南到长安主要的交通要道有三条：“西北至上取郴州路四千一百一十里；取虔州大庾岭路五千二百一十里；西北至东都取桂州路五千八十里”[36]。相比之下，大庾岭路行程最远，但是其他两条路无法取代大庾岭道作为主要商路的地位，这是因为：“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流，自洪州至大庾岭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谓之漳江，自大庾岭至浈昌一百有一十里陆道谓之大庾岭，自浈昌至广州九百有四十里顺流谓之浈江，出韶州谓之韶江。”[37]从这段当时经实地考证的分析可以看出，南岭是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而大庾岭是两个水系相距最近的地点，就像广西的灵渠一样。广州顺畅的水路可以直达大庾岭山脚，而越岭之后即有畅顺的水路可直达中原腹地，只要将连接的大庾岭道开辟成通畅的道路，通过大庾岭道的转运就可以将南北交通连接起来。大庾岭南北的江河水量充沛，唐朝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已经十分发达，水运是长途运输的主要方式，疏通了大庾岭这个咽喉瓶颈，就可以实现大规模的物资转运，最长的大庾岭商路恰恰成为进出岭南最有效率的一条通道。
韶州在唐后期成为仅次于广州的岭南大郡，商业兴旺交通繁忙，这也和大庾岭新道成为南北陆路物资干道有着密切联系。皇甫湜《朝阳楼记》：“岭南属州以百数，韶州为大”[38]。会昌末，许浑在韶州驿楼宴饮，留下了“楼前千帆背夕阳”[39]的诗句。
大庾岭道的开通对唐宋岭南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宋朝时韶州曲江籍的朝廷工部尚书（掌管国家水利、土木工程、交通运输的大臣）余靖在《浈水馆记》中说：“凡广东西之通道有三，出零陵下离水者由桂州出，豫章下真水者由韶州出，桂阳下武水者亦由韶州。自京都沿汴绝淮，由堰道入漕渠，沂大江，度梅岭，下贞（浈）水至南海之东、西江者，唯岭道九十里为马上之役，余皆篙工楫人之劳，全家坐而致万里。故之峤南虽三道，下贞水者十七八焉。”[40]大庾岭路仅九十里需“马上之役”的陆路转运，其他地方均为水道，为“篙工楫人之劳”，故商旅行人“坐而致万里”，效率在三路之中最高，唐代开凿了大庾岭道，或者可以称之为大庾岭新道。(www.xing528.com)
“张氏此举，不只仅为谋交通之便，而对于广东通商的繁荣，以及全国各地物资交流的重要性，尤其不可忽视”，“张九龄之开凿岭路，就是将南北的咽喉，也即是把广东北面重镇的南雄岭开通，因而可以使广东的港口和中原交通得到便利，并且间接使经由广东而与中原及海外各国交通的便利。”[41]明代岭南籍大臣、经济学家宰相丘濬评价：“兹路辟开，然后五岭以南人才出矣，财货通关，中原之声教日近矣，遐陬之风俗日变矣。”[42]明末清初有“广东徐霞客”之称的岭南籍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就大庾岭道在当时的实际使用情况写道：“梅岭自张文献开凿，山川之气乃疏通，与中州清淑相接，荡然坦途，北上者比皆由之矣。”[43]这些都是当时及后世官员学者从经济政治的角度对大庾岭道的评论，大庾岭道在历史上还扮演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其开通为唐末、宋末逃避中原战乱的难民迁徙岭南带来了便利，大量战争难民通过此道进入岭南，直接造就了岭下珠玑巷的空前繁荣，而珠玑巷移民再移居岭南各地及海外，珠玑巷因而成了岭南汉人的人文源头。
大庾岭道自唐代开凿后一直到清代，都是沟通南北的最重要的通道，实际使用了1200年，清末至民国随着近代公路、铁路的建设，大庾岭新道渐被弃用。1921年、1924年、1926年孙中山主持三次北伐，兵分三路，其中一路经大庾岭道进入江西，陈毅之子陈丹淮在梅岭题字“北伐军出师处”，进入民国后大庾岭道渐次废弃，目前保留完好，成为一处怀古抒情，观赏南北梅花次第开放的风景名胜——梅关古道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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