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恢复，天下太平。贞观之治后大唐帝国实力空前强大，国内经济尤其是内外贸易繁荣，岭南的经济自然受到积极的影响。南北朝以来，岭南地区的海上贸易日渐繁荣起来，广州已经成为华南通往东南亚以及阿拉伯地区的贸易中心，“西来商舶，前世本集交州。南朝以来，渐徙西北，而广州遂夺交州之席”[18]。由广州出发，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印度、锡兰，向西可到达阿拉伯（大食国）等地。唐代广州对外贸易达到全盛，成为波斯、阿拉伯、南洋等地商人的集中地，仅公元770年到达广州港口的外国商船就有4000余艘。[19]在广州城内的番商（外商）达12万人，几乎占到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一。[20]广州当时的贡品有生沉香七十斤，甲香三十斤，以及鳖甲、碡瑁之类，石斛、蟒蛇胆等，可见广州当时的繁荣富庶。[21]为此，唐朝在广州设立市舶使，作为总管东南海路外贸的专职官员和专门管理机构。外商众多难免会发生纠纷和案件，《资治通鉴》记载了一个唐中宗时代的案件：广州都督路元睿昏庸无能，属下官员贪得无厌横行霸道，外籍商船到达广州屡屡敲诈渔利，公元684年七月外商联名向广州都督路元睿投诉，路元睿反而要将投诉的众外商拘押惩罚，众人愤怒不已，其中一个昆仑人（南洋黑人）衣袖中藏剑来到都督府大堂，一人杀死路元睿及左右官员十余人泄愤，无人敢近其身，然后登舟入海逃之夭夭。为了管理外商外侨，唐朝设立了“藩坊”，实行一定的自治管理。
广州是当时远洋航线中重要的枢纽。唐代沿海交通空前活跃，经济性运输增大，岭南以广州为中心有东西两条航运线路。[22]东线出珠江口，经屯门、循州沿海至潮州，再至泉州、明州等闽浙港口，与北上新罗、日本的国际航线连接。西线出珠江口，沿新会到恩州、雷州，由雷州西去可至钦廉地区和安南，至交州等安南港口，与南下马六甲海峡的国际航线连接。唐代与阿拉伯帝国、日本、高丽等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很频繁，加之江南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航海重心遂逐渐南移，东南港口日益兴起。主要的有交州港（比景港）、广州港、福州港、扬州港、登州港，广州港由于水陆交通条件优越，唐代超越交州港成为中国第一大港，这个地位保持了整个唐宋期间，到了元代，第一大港的地位被泉州所替代。唐代往返于东西亚间的中外海船多以广州港为起止点。
唐德宗贞元时（785年—805年）宰相、地理学家贾耽所著《广州通海夷道》一文记录下了这一条从广州通往东非的航线。这条航线是从中国广州出发，越海南岛东南，沿南海的印度支那半岛东岸而行，过暹罗湾，顺马来半岛南下，至苏门答腊岛东南部，航抵爪哇岛。再西出马六甲海峡，经尼科巴群岛，横渡孟加拉湾至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再沿印度半岛西岸行，过阿拉伯海，经霍尔木兹海峡抵波斯湾头阿巴丹附近，再溯幼发拉底河至巴士拉，又西北陆行千里至底格里斯河畔的阿拉伯都城巴格达。由波斯湾再出霍尔木兹海峡沿阿拉伯半岛南岸西航经巴丵林（阿拉伯半岛与卡塔尔半岛之间海域）、阿曼、也门至红海海口的曼德海峡，南下至东非沿海各地。贾耽所记的这条航线从广州出发至巴士拉航期90余天，从巴士拉向西航行至东非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航期48天。这条海路贯穿南海、印度洋、波斯湾和东非沿岸的90多个国家，航期89天（不计沿途停留时间），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也是唐朝最重要的海外交通线。[23](www.xing528.com)
当时繁荣的国际贸易货物转运主要依靠内河航运与海运结合的水运通道。广州是重要的贸易集散地。唐朝将航船泊岸之处盛产之象牙、犀角、珍珠、宝石、珊瑚、琉璃、玳瑁以及乳香、龙涎香等各种香料收购后输往中国，广州作为重要港口，“是阿拉伯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24]，而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铁器等特产也远销亚非各国。唐代官员于邵记录道：“南海，有国之重镇，北方之东西，中土之士庶，舟连毂击合会于其间者，日千百焉”[25]。海外贸易盛况空前。阿拉伯货物到达广州后转运至闽浙港口，再转运至扬州等内河航运后运往内地各处。扬州“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26]，杭州“走闽禺瓯越之宾货”[27]，长安“宝货药肆咸丰衍于南方之物”[28]。
国际贸易繁荣的广州，对于身后的腹地即岭南内陆地区和南岭以北地区的影响日益加强。至开元之前唐朝已历近百载，在中原的认识中，岭南依然是蛮荒之地瘴疠之乡，经济落后，人烟稀薄。广州虽然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贸易都市，但主要功能是一个海洋贸易的中转站，与广州联系更为密切的是若干海路上的贸易点，它对于身后的腹地影响有限。由于五岭的阻隔，陆路交通不便，致使岭南地区仍然孤悬岭外，遥远难至，修缮中原连接岭南韶、连二州的通道，建立广州到韶州再到中原的便捷通道，以实现人员和货物的畅顺往来已经成为迫切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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