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胡边境冲突处置成果

公元前135年秋天闽越开始在南越边境滋事。此时的闽越王是邹郢，为了扩张领地而发兵攻击南越边境的几个小城，这是一种侵扰劫掠的行为。闽越并不缺乏领土，缺乏的是对领土的认真建设，没有成规模的城市，闽越人仍然在山谷丛林中聚寨而居，习惯争斗，同宗的东瓯不堪其扰，宁愿举族迁走，可见其令人厌恶的族性。闽越和南越的经济军事实力完全不可相提并论，赵佗在世时用一些钱财就可以驱使闽越士兵出战，相信赵佗在世的时候闽越王不敢做出如此举动，而闽越此次的劫掠也带有试探的目的。拥有重兵的南越王赵胡驻兵在边境但不反击，而是按照“藩臣不得擅自兴兵自相攻击”的约定派使节前往汉都长安上书给汉武帝称：“南越和闽越都是大汉朝的藩臣，不应该擅自发兵相互攻击。如今闽越擅自发兵侵犯臣的领地，臣不敢擅自发兵还击，请天子下诏书裁处此事。”

闽越攻击的只是南越边境小城，南越派兵驻守说明闽越畏惧南越军队没有向南越腹地进攻，而南越有时间派使节到八千里外的汉都长安上书请求裁决，说明闽越的攻击并不十分猛烈，不同于当初闽越围困东瓯，使东瓯行将投降的状况。这是一场在闽越与南越边境发生的局部冲突，南越完全有能力控制局面，也有能力轻易击败入侵之敌。从闽越毫无顾忌的进攻可以看出，所谓藩属国之间不应该相互攻击的约定并没有多大的约束力，汉朝虽然经过文景之治国力军力增强，但在军事上还比较惜财惜力。汉武帝时是汉朝取得最大军事成绩的时代，但直到公元前129年才主动向匈奴进攻。

对于闽越在边境的挑衅，南越有充分的条件自行处理。第一，可以低调地派军队击溃入侵之敌，将入侵者赶回闽越，或许汉朝廷都不知道曾经发生过冲突；第二，可以高调地进攻闽越，甚至灭亡在恶名昭著的闽越，同时报告天子惩罚闽越的理由，然后与汉朝分割闽越的利益；第三，可以许以利益和贿赂，使闽越放弃侵扰和解。南越完全可以主导与闽越的双边关系。

赵胡向汉朝廷上书请求解决，说明作为南越国的君主的赵胡政治、财政、军事的素养和能力平庸，为南越国埋下了覆灭的隐患。首先，对自己有能力解决的事情请求朝廷定夺是对主权的放弃行为，南越虽对汉朝称臣但双方之间是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外交关系，南越国拥有国家主权，在国家主权上南越王拥有绝对的王权，甚至赵佗几十年都在行使帝权。将国家主权范围内应当解决、有能力解决的问题，主动交给另一国定夺，是放弃国家主权、让渡王权的行为。其次，此举使汉王朝关注南越，也使汉王朝对南越领土产生觊觎之心。赵胡向汉朝廷上书请求裁决，但汉朝廷会怎么做他没有考虑，对于上书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和经济成本也没有考虑。赵胡的上书请求也的确使汉朝廷为难，汉朝廷不能对南越的请求置之不理，否则会造成失信的政治损失，只能采取军事和行政措施。既然闽越可以不顾天子所谓的约定而擅自攻击，那么朝廷再发出要求停战的行政命令也很难奏效，事实上汉朝廷只能采取军事干预。而出兵意味着朝廷将产生大量军费开支，这一南越可以花费较小成本解决的问题，汉朝廷要花费更多的成本来解决，事后南越必然还要加倍补偿汉朝廷为此付出的开支。赵胡不仅政治失策，经济账也是失算的。而朝廷出兵之后，如果闽越抵抗激烈，难免战火燃及南越，不仅南越军队可能需要服从汉朝廷调度，而且汉朝廷大军也可能顺利进入南越。

汉武帝当时22岁，继位已经六年，征伐四周的野心已经开始萌动，赵胡的上书给了汉武帝机会，成为了汉武大帝一生卓越武功的起点。汉武帝具有探索未知领域的好奇心，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只有19岁，当时汉朝与匈奴关系紧张，相持不下，汉朝并不处于上风。一个偶然的机会，汉武帝从一匈奴俘虏口中了解到，西域有个叫大月氏的国家与匈奴有不共戴天的世仇，便招募愿意出使大月氏的使节以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张骞应募成为汉帝的使节出使。张骞首次出使历经13年才回到长安，虽然没有找到已经迁徙的大月氏国，但是张骞出使的路线经过今日河西走廊、蒙古高原、中亚、西亚、新疆、青海，与若干西域小国和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诸国建立密切联系，拜访安息（即波斯，今伊朗）、条支（又称大食，今伊拉克一带）等大国，还了解到身毒（又名天竺，即印度）的许多情况。当时世界正处于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张骞首次出使西域是公元前138年，八年之前即公元前146年崛起的罗马共和国征服了古希腊，张骞使团的前沿曾到达希腊化国家。

张骞首次出使历经艰辛，回来后，对葱岭东西、中亚、西亚，以至安息、印度诸国的位置、特产、人口、城市、兵力等，都作了文字说明。对匈奴地区自然地理的记录直接帮助了卫青、李广、霍去病的用兵。好奇的张骞对神秘身毒的描述吸引了同样好奇的汉武帝，汉武帝任命张骞坐镇犍为郡（今四川宜宾）联络身毒。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派出四支探索队伍分别从四川的成都和宜宾出发，向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和云南境内前进。最后的目的地都是身毒。四路使者各行约一二千里，分别受阻于氐、榨（四川西南）和禹、昆明（云南大理一带），先后返回。但是对今日云南、贵州一带有了充分了解，与滇国、夜郎国建立了联系。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西南，起初的目的都是为了与大月氏、身毒这些神秘的大国建立联盟来对抗强大的敌人匈奴，虽然最初目的都没有实现，但张骞出使各处极大地丰富了汉武帝的知识，汉武帝通过强大的武力征伐、强大的财力贿赂及经济援助使张骞出使的大量地区或者直接纳入帝国版图，或者臣服藩属于汉朝，汉帝国空前强大，汉人作为强势华夏文明的代名词从此根植于中亚、西亚及西南族群之中，直至今日。

汉武帝不仅具有极强的空间布局谋划能力、极强的把握机遇应变能力，也具有极强的执行力，文臣武将唯才是举，用人不拘一格，各类人才济济一堂。^[7]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是从奴婢中发现的；千古名将卫青、霍去病是从奴仆和奴隶的孩子中选拔出来的，而丞相公孙弘、御史大夫兒宽，以及严助、朱买臣等人都是从贫苦平民中选任的，御史大夫张汤、杜周和廷尉赵禹则是提拔自小吏，狂人东方朔长期作为近臣陪伴在汉武帝身边；几代贴身陪伴护卫的金氏家族是匈奴人，始祖金日磾是汉武帝看赛马时场下牵马的匈奴的俘虏奴隶，汉武帝选为护卫后几十年贴身保护忠心耿耿，救过汉武帝的命，与霍光等权臣在汉武帝临终时受命为托孤重臣。汉武帝在位54年，使汉帝国和华夏文明对外的影响力达到巅峰。

在南越国和南越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憨厚愚鲁的南越领袖赵胡遇到的是天之骄子汉武帝。

汉武帝对南越王赵胡上书请求裁决非常赞赏，高度评价赵胡有信义、遵守职责和盟约，决定为南越王出兵征讨闽越。他委任朝廷高官位列九卿的大行令王恢和大农令韩安国为将军，各率一军讨伐闽越，王恢的大军从豫章（今江西南昌）进攻，韩安国的大军从会稽（今浙江绍兴）进攻。

大行令是古代朝廷掌管礼宾事务的高级官员，九卿之一。秦及汉初本名典客，后改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改名大鸿胪。秦汉时凡诸侯王、列侯和各族的君长，以及外国君主或使臣，都被视为皇帝的宾客，与此有关的受封、夺爵、接待、吊唁事务多由大鸿胪掌管。大农令是秦汉时全国财政经济的主管官员，之后逐渐演变为专掌国家仓廪或劝课农桑的朝廷高级官员，是九卿之一，本名治粟内史，汉景帝后元年（公元前143），更名为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改为大司农。

这是汉武帝继位以来第一次大规模调动中央军队征伐，本次受命领兵的两位大臣在几年后成为汉朝与匈奴交战早期的主要将领。客观地说，汉武帝一生开疆拓土，大战累累，但他和嗜杀黩武、贪婪攫取的帝王不同。“好大喜功”是汉武帝最大的特点，这个成语原来并无贬义，其来源就是史书对汉武帝的评价。^[8]喜欢做圆桌会议的领袖，喜欢领导大家，也喜欢保护别人，喜欢大张旗鼓地大手笔做事，这就是汉武帝。赵胡最初请汉武帝做主时，汉朝和汉武帝都还没有对南越土地有更多想法，汉武帝是基于赵胡守信的义行，才做出更大一个义举讨伐闽越。

但是相当多的大臣反对为了南越出兵讨伐闽越，他们更多的是从财力、军力支出是否值得来评判出兵的必要。最重要的是来自于淮南王刘安的反对，淮南王刘安是汉武帝的叔叔，是当时天下有名的博学大家，了解社会民情，在朝在野都有极高的威望。^[9]他就此写了一封很长的谏阻出兵的书信，这封信反映了当时中央王朝对越人地区的认识与态度。淮南王刘安这封2000余字的书信是一份珍贵的史料，从经济、文化、军事、地理、气候等领域全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状况。^[10]

淮南王书中说：

陛下自君临天下以来，继续施行一贯以来的德政，布施恩惠，采取温和刑罚、减免税赋的政策，又体恤关怀怜悯鳏寡孤独的人，国家供养老人、救济贫困，皇上如此的德政，使百姓如感受雨露滋润，内心宁静，近处的人亲近顺附，远处的人感怀德政。天下井然有序一片祥和，人们安居乐业，一生都看不到兵戈相向的残酷战争。

现在听说有关部门奉命要兴兵诛伐闽越，臣刘安私下认为陛下要认真考虑，这样做目的难以实现。越人聚居在华夏文明没有普及的方外之地，没有文明的冠带制度，还是断发文身的原始族群，对他们还不能用冠带文明的华夏礼仪、法律制度来治理。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北胡南越就不接受华夏文明正统的教化，对于没有开化的族群不是有了强大的王朝就能让他们顺服，不是靠威信就能够控制的。坦率地说那里不适合居住，人民无法用文明的制度管理，不值得朝廷和富饶文明的中原为他们烦劳。所以古人按合理的礼仪要求，按照亲疏远近、文明荒蛮的顺序制定了五服制度，即所谓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要服和荒服都是流放犯人的蛮荒之地，这种制度是因为文明开化远近形势不同而做出的合理规定。(www.xing528.com)

自从汉初平定天下以来已经72年了，这期间吴越旧地的土著无端滋事、互相攻击的事件数不胜数，但是几位汉天子都没有因为他们的争斗调动中原军队进入越地讨伐。臣听说越人既不住在规范的城郭中，也不住在小型的定居点邑里，而是聚居在溪谷间、竹林中，熟习水战，惯于用舟船。那里草木丛生、光线幽暗，到处是水坑陷阱，中原的士兵不知道那里的地势复杂危险就贸然攻入他们的地盘，即使百人也未必能顶得上他们一人。即使占领他们的土地，也难以按中原的标准设置郡县有效治理，事实上发兵攻打，也很难短时间内征服。那里的地形不是中原地区的一马平川，如果按地图部署攻伐他们的山川要塞，地图上可能相距不过寸许，但曲折蜿蜒实际距离可能有数百上千里，而且林木繁茂，各种险阻地图也无法详尽记载。在丛林作战看起来好像容易，实行起来却非常困难。

汉朝天下依赖祖宗的神灵保佑，四境之内处处祥和安定，现在连白发老人都一辈子没见过打仗，百姓家庭完整，得以夫妇相守、父子相保，这都是陛下的恩德啊。越人名为向天子称臣的藩臣，既不进贡充实朝廷府库，也不参加宗庙之祭，即使皇上使用他们一个士兵役属，也不供给。现在是他们之间在自己互相攻打，陛下却要发兵去拯救他们，这是反过来要为了蛮夷而消耗中原的人力物力啊。况且越人愚昧鲁莽、不明事理、轻佻浮薄、违约无信、反复无常，他们不理会天子的法令要求，由来已久。一旦出现不听诏令的情况，就发兵讨伐他们，恐怕以后的兵戈劳苦会没完没了。

近几年中原也不容易，有的地方数年屡屡歉收，有的人要靠出卖爵位、抵押子女为奴借钱才能维持生活，完全是依赖陛下施布德泽拯救他们，才得以免于饿死沟壑的悲惨命运。有的地方曾经连续四年歉收，第五年又发生蝗灾，百姓的生计还没有恢复正常。然而现在从中原发兵远征数千里，携带着粮草军械深入越地，只能用肩扛手抬的办法翻山越岭。进入越地后要靠人力拽着战船逆水而上，数百上千里的行军路线都是穿行在深林竹丛之中，水面之下是无数的乱石暗礁，热带丛林中多有蝮蛇猛兽，夏季炎热时节，呕吐、腹泻、霍乱等疾疫不断流行，还没交兵打仗，就一定有很多士兵死伤了。文帝时，南海王反叛，陛下先派遣将军间忌领兵攻击，因为南海王军队主动投降，就把他们安置在上淦定居。谁知后来南海王又反叛，当时闷热多雨，中原的楼船士兵只能终日待在船上，还没打仗就患病死了超过一半。当时亲老涕泣、孤子啼号、破家散业，亲人们到千里之外去迎运尸体，包裹骸骨运回家乡，悲哀的气氛数年都没有消散，乡里的长者至今还作为教训记着。从这件事可以看到，还没有进入越人居住的地方祸患就已达到这种地步了，何况深入越地去交战。

臣听说发动战争之后，必有凶年。战争创伤带来的愁苦之气深入各家各户，会影响阴阳之和，天地精气也会伤感，因此灾气就产生了。陛下的德行和天道吻合，明察事物如同日月照耀，当今天下连禽兽和草木都得到了和平仁政的恩惠，哪怕有一个因为饥寒而未能终享天年的人，都会为他的不幸而感到悲痛。现在四境之内没有兵乱的警报，贸然出兵使陛下的士兵无端死去，尸体暴露在原野中、散落在山谷里，因为有战争，边城也早闭晚开，边民忧虑危亡，担心朝不保夕。臣下刘安私下里替陛下诘难这种做法。

不熟悉南方地形的人，多认为越地人众兵强，会危及大汉边境城池的安全。在淮南国还没有分为三国，能够直接和越地接壤的时候，有很多在汉越边境地区做官执政的人，臣下听他们说，越地和中原地貌风土完全不同。越地和中原交界处受高山限制，人迹罕至，车道不通，这是天地用来分隔内外的安排。越人要大规模进入中原必须走南岭间的水道，水道两边高山峻峭，水流湍急，能漂转大石触破舟船，不能用大船载运粮食行驶。越人要发动对中原的变乱，只能先在岭北的余干境内垦田积聚粮食，然后进山砍伐树木修造船只。只要边城的守将和卫士忠诚细心，一发现有越人进山砍伐树木，就立即逮捕他们，焚烧他们积聚造船的木材，即使号称百越的大量部落，又能把边城怎么样？况且越人部落财力有限，既不善于陆战，又无车骑弓弩等战具，无法组织对中原的大规模进攻。但是我们却不能攻入越地，越人占据险要之地，而且中原的人也不能适应那里的水土。臣下听说越人士兵数十万，如果我们要消灭越人的军队，需动用五倍于越人士兵的军队才够，还不算粮草后勤的保障部队。南方暑湿，近夏酷热，日晒夜露，住在水上，蝮蛇等毒物滋生，疾疫经常流行，士兵没打仗就病死的占十分之二三。即使我们把越人全部俘虏了，也难以抵偿为此死亡的中原士兵。

臣下听到传闻说，闽越王的某个弟弟想杀掉闽越王而被处死，他被处死以后，他的部族未必愿意留在闽越。陛下如果想使这部分越人归附内地，住在中原，可以派大臣去慰问，施布恩德赏赐招抚他们，这样他们必定扶老携幼来归附圣德。如果陛下认为该人的属民迁往中原没有意义，那么可以帮他们恢复世系，恢复被灭亡的邦国，庇护他们拥立自己的王侯，这等于以此蓄养越人，这样越人必定归顺为藩臣，世世进献贡赋。陛下只用方寸大小的印信、一丈二尺长的印绶，就可以镇抚方外，不劳一兵，不钝一戟，而能威德并行。现在大军压境，会使越人震动恐惧，认为汉朝军队要屠杀灭族，必定会像野雉、兔子一样四散逃进深山密林险阻之地。军队一离开，越人就又互相群聚，留守在那里骚扰攻击。如此长年累月，远征的士兵疲倦，粮食缺少，男子不能耕稼种植，妇女不能纺织，丁壮参军打仗，老弱转运粮饷，居家者无食，行路者无粮。百姓苦于兵事，逃亡的必多，就算随时诛杀，也不能禁绝，盗贼必定四处兴起。

臣下听智慧的长者说，秦朝时派郡都尉屠睢攻越，又派监禄开凿灵渠打通道路。越人逃入深山密林，秦军无法进攻，留下军队驻守空地，旷日持久，士卒劳倦，越人就从深山密林中出来袭击他们。秦兵大败，于是只能征发大量罪人戍守在岭南边地，压制越人。在这个时候秦朝内外骚动，百姓四处逃难，民不聊生，逃亡者群聚而成盗贼，因此山东的造反开始发生。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兴师残余，致使田亩荒芜荆棘生之’。战争是凶险的事，一处有危急，四面都受影响。臣下担心大汉盛世的变故、奸邪的兴起，要从伐越开始啊。《周易》说：‘高宗征伐鬼方，三年才攻克他们。’鬼方是很小的蛮夷，高宗是殷朝盛世时的天子。以盛世大天子征伐小蛮夷，三年以后才攻克，这就是说用兵不能不慎重啊。

臣下还听有的人说，天子的大军只需做出大兵压境的气势，不会发生真正的残酷交战，没有人敢与天子的军队较量强弱、论辩曲直。也许越人内部有人反对现在执事者的命令，发生内乱逃走，即使我们靠越人内乱斩获了闽越王的首级，臣仍私下替大汉朝感到羞惭。陛下以四海为边境，九州为家园，八薮（八个湿地，鲁有大野、晋有大陆、秦有杨纡、宋有孟诸、楚有云梦、吴越之间有具区、齐有海隅、郑有圃田）为苑囿，江汉为池塘，天下百姓都归陛下统治。人口众多足以供给百官之用，租税之收入能够满足乘舆之御。陛下可以专心致志、明智如神，执行圣道，在庄重辉煌的大殿上凭倚玉几，面朝南坐着听取臣子的奏告，决断要事，号令天下，四海之内无不响应。陛下垂布德惠来润泽养育臣民，使庶民安居乐业，德泽延及万世，散布无穷。天下安定就像泰山在四面联系起来一样，夷狄地方的争执都不值得作为一日闲暇之娱，而烦动汗马之劳。《诗经》说‘王道的信义充满天下，徐方淮夷都来归服’。臣下听说，农民勤劳耕种，收获五谷来供养君子；愚笨的人说出自己的见解，供聪明的人选择。臣下刘安有幸能为陛下守卫藩国，用身体作为障蔽，是人臣的职责。边境有警，爱惜自己的生命而不敢全部进献自己的愚见，不是忠臣。臣下刘安私下忧虑将帅率领十万大军所做的事情，也许只是一位使臣就可以完成的使命。

淮南王刘安的奏书送达长安时，汉朝大军已经出发了。淮南王刘安是知识丰富的君子，他是按照客观规律和正常的思维方式来分析汉朝对闽越讨伐的不合理，他忽视了闽越人唯利是图和反复无常的族性。几年前闽越袭扰同宗的东瓯，朝廷从会稽派出的地方部队刚出发，闽越就撤兵而去。这次，闽越故伎重施。

大行令王恢和大农令韩安国的军队还未越过南岭，大行令王恢先派鄱阳令唐蒙到南越传达天子出兵的消息。闽越王邹郢听说汉朝大军将要到达闽越，就派出军队据守在险要之处，准备抵抗汉朝军队。

邹郢的弟弟邹馀善对邹郢抵抗汉军的做法很是厌恶，私下和王室宗族其他人商量说：“我们的国王没有向天子请示就擅自发兵攻打南越，所以天子派兵来讨伐。如今汉朝军队众多而强大，我们肯定不是汉军的敌手，就算侥幸战胜了一次，也还会有更多的军队来打我们，直到把闽越国消灭为止。现在如果我们把国王杀了向天子谢罪，天子要是接受了我们的要求，就能停止战争，我们的国家也会完整保存下来。如果天子不接受我们的谢罪，我们就奋力战斗，要是不能取胜，我们就逃亡到大海另寻生路。”这种唯利是图、毫无原则、无情又无常的行为是淮南王刘安无法想象的，邹馀善是闽越王邹郢的亲弟弟，在闽越国有相当的号召力。闽越王邹郢袭扰南越的做法不对可以劝谏，与汉军尚未交战也可以停战讲和，没有必要直接杀掉国王。而且杀掉国王是否能得到天子的原谅也未可知，不原谅就打，打不过就跑，国王杀了就杀了，这就是一种只顾眼前利益、唯利是图的性格，为了眼前的小利益可以今日为友，明日为敌，后日复为友，完全没有稳定的行为标准和原则。因此，汉初闽越王的行为，被后世形容为“狼戾不仁”^[11]。

闽越王宗族对邹馀善杀掉国王解决目前危机的主意异口同声称赞：“好主意！”邹馀善于是就拎着短矛到卧室杀死了毫无防备的闽越王邹郢。然后邹馀善割下闽越王邹郢的头颅装在木盒里，派使者送到汉军前军主帅大行令王恢的军中。王恢很高兴地说道：“我奉命率天子大军远征就是为了讨伐无信的闽越王，现在闽越国主动杀死国王以头谢罪，不用交战就杀掉了首恶元凶，没有比这再大的好处了。”于是决定停止进攻，及时把这个情况飞马快报给另一路大军主帅大农令韩安国，然后派出使者，携带闽越王邹郢的人头，星夜急驰赶赴长安报告天子。

汉武帝于是下诏书撤回王恢和韩安国的大军，说：“闽越王邹郢等首先作恶，只有无诸的孙子繇君丑没有参与这个阴谋。”汉武帝于是授命郎中将代表朝廷前往闽越册封邹丑为越繇王，令其奉行对闽越王的祭祀之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