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王朝实施的别异蛮夷政策对南越国造成巨大影响

公元前196年南越国向汉王朝称臣，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去世，刘邦与吕雉的16岁儿子刘盈继位，是为汉惠帝。刘盈为人和善、仁弱，似乎没有枭雄父母强悍狡黠的基因，以至于刘邦曾觉得太不像自己要废掉他的太子位。刘盈在刘邦之后采取的政策是明智的，即位后实施仁政，减轻赋税，提拔曹参为丞相，萧规曹随，政治清明，国泰民安，清静自守，用民以时，不欲扰民，社会呈现一派清明景象。与民生息的政策，推动了经济的繁荣。在思想和文化方面，废除了秦时禁锢，将秦始皇控制民间思想的罪恶的“挟书律”废除，为各种思想发展提供了自由的空间。汉惠帝刘盈继位七年后于公元前188年去世，年仅24岁。后世多评价他懦弱无能，处处受制于母亲，给后人一种孱弱傀儡的印象。对刘盈的这种评价并不客观，他继位前有世之枭雄的父亲，之后有世之枭雄的母亲，在刚毅冷酷的父母的衬托下，仁弱一些既正常也适当，如果刘盈也如他父亲一样，或许之后的文景之治就不会出现。领袖人物有时要有革命精神高歌猛进，有时只需做好一个守护者就尽到了职责。因此，班固评价刘盈是宽仁之主。

至于说吕后擅权并使汉惠帝成为傀儡抑郁而终是冤枉吕后。吕后之所以成为史上有名的人物，并不是因为她是汉惠帝的母亲，以太后的身份弄权。吕雉跟随刘邦从低微的身份和实力起家，辅佐刘邦南征北战，本身就是开国元勋，可以说，是“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29]。吕后的主要功绩是汉初诛灭三王（韩信、彭越、英布），杀韩信不用和刘邦事先沟通，就足以证明吕后的威望和作用与刘邦是比肩的，而诛灭三王对稳定刚刚建立的汉王室江山而言居功至伟。刘盈继位时吕后只有45岁，当时刘盈16岁，丞相曹参循规蹈矩，吕后辅政七年，称制主政八年，这15年间吕后是汉王朝的精神和实质领袖。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乱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稀，民务稼穑，衣食滋殖。”^[30]吕后主政期间国家和人民都受到了良好的保护，出现了暴政和乱世之后难得的太平发展时期，减租减税、重农宽商、废除酷法（夷三族罪、挟书律）、勤俭治国、和平外交，称得上是一代明君。

吕后主政的15年，内政外交都卓有成就，但其晚年对南越国的政策却是不慎重的、错误的。吕后称制四年（公元前184年），汉王朝针对南越国推出了一项“别异蛮夷”的政策。这年夏天，朝廷中负责管理对南越贸易的部门向吕后申请，请求朝廷下令停止与南越国的各种铜、铁制品以及各种用于农耕建造的生产工具的交易，禁止这些物品出口南越国，限制牲畜的出口，禁止马、牛、羊等牲畜的母畜出口南越国。吕后接受了申请，以朝廷的名义颁布了一项命令：“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31]。这个命令后来被称为“别异蛮夷”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项经济制裁措施，是对有过失者或者被认为有过失的一方的经济惩罚，对己方经济的保护。

“别异蛮夷”的政策对正处于上升发展阶段的南越国影响很大。公元前196年通关之后，南越国社会发展迅速。南越国金属冶炼制作工艺落后于中原，需要从中原进口大量的铜、铁半成品和成品，用于军队装备、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城市建设。马牛羊是人类驯化的家畜，是重要的耕种、运输的生产资料，而这些优良牲畜不是岭南固有的，岭南需要中原优良的母畜配种繁殖。这几项可以说是南越国对中原最大的经济依赖，制裁将对岭南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别异蛮夷”的经济制裁命令在南越国不知情的情况下下达到与南越国交界的各个关口，各关口立即执行，关闭了与南越国互市贸易的市场，禁止朝廷禁令中物资的出口。突然的禁令使赵佗大为困惑和恐慌，不清楚汉朝廷为何突然大动干戈制裁南越国。由于禁令是汉朝廷对外贸易的行政机关发布执行的，赵佗首先安排内史藩向汉朝廷的行政部门出具公文说明情况，请求恢复以往的互市贸易，赵佗君臣原认为朝廷的措施或许是出于某种误会，以内史公文的形式可以解释恢复。但是，汉朝廷对南越内史的公文没有回复，同时赵佗听说汉朝廷对于互市贸易中的纠纷和南越国与长沙国的边界争执有意见，命令是对南越国的过错实行的制裁措施。赵佗意识到事态严重，不是公文所能解决的，于是派中尉高前往长安入朝谢罪，请求恢复贸易，没有效果的情况下又派出御史平前往。然而朝廷对南越国恢复贸易的请求没有回复，还扣留了赵佗先后派往朝廷的中尉高和御史平。赵佗为恢复与汉朝的良好贸易关系作出了最大努力，历时两年，在南越国的官制体系中，南越王之下是国家主管丞相，比丞相稍低的是丞相的助手、主管国家行政事务的内史，主管国家军队的中尉，主管国家执法的御史，以及国王助手太傅。

丞相、内史、中尉、御史、太傅是南越国最高级的行政官员，是国家重臣。南越国以称臣朝贡的方式与汉朝建交后，与汉朝除边境贸易和朝贡外交外没有其他方面的官方往来，从南越国国都番禺到帝都长安四千里路，山高水长路途遥远，往返一次要数月，除了形式上的外交外，双方的官方来往不多。从南越国的角度看，赵佗认为南越不是被汉朝征服的，而是基于天下大势和汉高祖的得体处理而形式臣服汉朝的，双方间是特殊的、友善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种互惠友善的双边关系确定后，仅需要维持即可，赵佗的主要精力用于增强南越国的军事、经济实力，提高南越国的文明程度。赵佗没必要也不愿意刻意结交汉王朝的权贵以备不时之需，也不屑于与交界的长沙国国王疏通关系。从汉王朝的角度看，南越还处于蛮荒的半开化状态，经济落后文化落后，对中原的影响不大，双方保持友好的边疆关系就可以了，因而除了外交往来之外也没有汉朝大臣刻意与南越国建立私人关系。

对南越国的经济制裁不符合吕后一贯的休养生息、重农宽商、无为而治的执政思想，也不符合吕后处理外事危机的策略。汉惠帝时期狂妄骄横的北方雄主匈奴冒顿单于曾写信给吕后要求两个孤偾（孤独无倚之意，表示冒顿、吕后都没有配偶而独居）之君结合，这封冒犯侮辱的信函足以导致两国开战。但吕后考虑各种客观因素，从容回函理喻，而使冒顿单于折服。可见吕后有足够的理性和智慧化解危机，完全没有必要对被恶意歪曲的南越边界小事大动干戈。这种政策出自吕后之手是不正常的，这与吕后晚年病重、诸吕专权，以及长沙国国王的小人行径有关。

当危机出现时，汉王朝内诸吕专权，有见识有谋略的高祖旧臣或托病辞官，或消极不作为，所以赵佗的一次次请求无人重视无人办理，也没有正直的大臣了解客观全面的情况后向吕后进言改善，唯一了解情况的长沙国国王又是挑起事端之人，汉朝和南越在彼此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失去了一次次解决问题的良机，使误解加剧，酿成冲突。

赵佗或许还有其他的恢复贸易的解决方式，但赵佗采用的光明磊落的方式是令人尊敬的，也使之后的汉文帝可以用同样的光明磊落的方式善后。春秋至秦汉之际用贿赂权贵的方式解决高端争议屡见不鲜，吕不韦花钱解救子楚，陈平花钱与周勃建立反吕联盟，赵佗完全也可以花钱贿赂诸吕中的权贵解决危机。赵佗不是舍不得钱财，也不是不会驾驭钱财，从因情趣相投而送给可能永不相见的陆贾豪金可见赵佗的大方，从用财物收买闽越、骆越首领从而驾驭其他越人部落的手段可见赵佗谙熟钱财的变通作用。但是在应对朝廷错误的经济制裁时，赵佗采取的是正正规规公事公办的方式。赵佗在位70年间面对一次次危机、一次次机遇都妥帖应对，其大智慧在千古帝王中也是稀罕的。因为问题是由汉朝廷一道行政命令产生的，南越王赵佗首先派主管行政的高官内史向汉朝行政部门书面说明双方关贸往来的情况和关贸互惠的必要性，请求恢复关口贸易。在内史受阻，分析可能汉王朝对南越有所戒备时，立即派南越国最高军事长官中尉高亲自赴长安上朝解释，表明南越的坦诚、友善、没有敌意。当最高军事长官中尉高被扣留，而获知此次经济制裁是由于边贸中的纠纷和与长沙国划界不清的争议而导致的，立刻派出南越国最高执法长官御史平入朝，其目的是实际解决问题，希望由南越国的最高执法长官可以现场解决事实上并不严重的纠纷，化解危机。赵佗就一件小题大做的危机，非常尊重汉王朝，用最高规格去应对，无可挑剔。所以，汉文帝在善后时对赵佗尊敬有加、态度谦卑，没有半句责备，即使面对赵佗一些较难实现的要求，也使用商量的口气解释。

派出的两批高官被扣留，而且朝廷对南越恢复边贸的一再请求都不回复，这使得南越君臣明白努力是没有结果的，汉王朝并不考虑南越国的需求，不在乎汉朝与南越国的关系，那么再向汉王朝称臣就没有意义了。而这时又有一种说法，汉朝捣毁了赵佗父母的坟墓，抓捕诛杀赵佗的兄弟宗族，这个消息也无法核实。于公于私的情况都使得南越国君臣对汉朝十分不满，大臣们纷纷建议与汉朝断绝往来，劝赵佗自立为与汉朝皇帝同等级的皇帝，建立自己的帝国。

赵佗说道：“是受人尊敬的汉高帝亲自册封立我为南越王的，所以我国才友好地与汉朝互通使节建立互惠的互市贸易。现在高后听信了谗臣的谗言，将我们南越人划分为次一等的蛮夷，而对我们采取隔离和断绝贸易的做法，这对我们不公平，影响也很大。但是汉朝廷既不调查真相也不认真听取我们的解释，导致现在双方关系恶化，我想这些都是长沙王的诡计，他想离间南越国和汉朝的关系，然后挑唆利用中原的力量消灭我们，而他在其中操控最后达到他吞并南越土地的目的，事已至此，我们只有自强求生存了。”^[32](www.xing528.com)

南越国于是断绝了与汉朝的外交关系，自立为皇帝，称号是“南越武帝”，还仿照汉朝的流程举行加冕仪式，出行车辆按汉朝皇帝标准用黄缯做里子的车盖，车辆左侧插上皇帝专用的牛尾饰物，即所谓“黄屋左纛”^[33]。

与汉朝断绝关系后，赵佗就计划攻打他痛恨的长沙国。

南越国与长沙国有历史上的积怨。赵佗和同岁的吴芮本来没有交集，赵佗率军征伐岭南时吴芮远在两千里之外的鄱阳当县令，秦末乱世赵佗封关偏居岭南，吴芮领兵随项羽征战中原，凭战功被封为衡山王。但是吴芮的精锐部队是同乡梅率领的越人部队，梅的越人与岭南越人不同，是原越国后裔，是中原化的越人，曾经盘踞在台岭（大庾岭）一带。公元前206年四月吴芮被封为衡山王，梅被项羽封十万户侯，领地是赵佗已经封关自守的岭南地区。几个月后楚汉战争爆发，梅又随吴芮征战中原，这次他们支持刘邦并成为攻城拔寨的主力，刘邦战胜后于公元前202年分封诸王，封吴芮为长沙王，次年又封吴芮大将梅为“台侯”，“食台以南诸邑”，而事实上台岭以南是赵佗自立的南越国的地盘，梅得到的是一个无法兑现的利益^[34]，梅无奈率众西迁到长沙王吴芮长沙郡辖下安化的梅山（今湖南安化县梅城镇）。项羽将并没有控制的岭南三郡桂林、象郡、南海郡虚封给吴芮、梅，刘邦又按照项羽的套路将三郡虚封给吴芮、梅，使长沙王对岭南怀有觊觎之心，而南越君臣自然也对长沙王有所警惕，两国之间芥蒂颇深。

自吴芮起，历代长沙王为自保而行事苟且。在刘邦所封的异姓王中唯独长沙王得以善终，直到前156年第五代长沙王吴著逝世，因无子，长沙国被撤除，吴氏长沙国共传五代，历时46年。吴芮为了自保，封王后低调、示弱、忠心，将部分封地送给刘邦的兄长刘贾，接受朝廷委派官吏的监督，与包括女婿英布在内的其他异姓王甚少来往，赢得了刘邦对其忠心的认可。吴芮死后其后代仍然用各种方法换取朝廷对其忠心的认可，贿赂朝中的权贵为自己说话。因此，就主权来说，长沙国与南越国的性质无法相提并论，长沙国行政军事均受汉朝廷辖制，其王权有限。九江王英布被逼反时，其妻的兄弟长沙王吴臣远离事端，但当英布兵败只剩下一百多人逃到江南躲藏时，吴芮的长孙吴回（第三代长沙王）却骗姑父英布说可以帮助他逃亡到岭南避祸，英布信以为真，按照吴回安排的路线逃亡，结果吴回在一个农家设伏擒杀了英布献给汉皇。秦汉之际斗争复杂，在保持立场的前提下时常顾及私谊和大义，韩信就曾容留项羽的大将钟离眛，萧何虽然参与擒杀韩信，但当得知韩信还有一个儿子活着时，还是设法将韩信的遗孤安置到岭南，成为广西韦姓的始祖。^[35]而像长沙王这样出卖亲人苟且偷生的行为，则为当世豪杰所不齿。既然为了自身利益连走投无路的亲人都可以出卖，用阴损的办法构陷南越国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赵佗在后来给文帝的信中称长沙王为“细士”（小人的委婉说法）。

长沙国与南越国存在一定的边境争端。从赵佗封关自保之后，南越的区域就是实际占领区，长沙王名义上拥有岭南但实际上与南越国以南岭一线为界，双方的边界犬牙交错，并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边界。南越国称臣后，赵佗希望将犬牙交错的部分划定界线，但朝廷一直没有进行，双方难免在边界上有小的摩擦，而向汉朝廷说明争执时，长沙王可以自己或通过结交的宠臣传达对自己有利的说法，结果问题没有解决，增加了南越国对长沙国的不满。赵佗对南越众臣说长沙王意图谋取南越土地是夸大了长沙王的意图，但长沙王复杂心态下的小人行径最终惹烦了为宫廷权争心力交瘁又年迈多病的吕后，于是她干脆一纸禁令关闭了南越边境贸易区。

关闭了边境贸易区吕后就少了一件烦心事，赵佗的苦苦等待和几近哀求的请求自然无济于事，于是只能把火发到作祟的小人长沙王身上。经过多年的经营，南越国的兵力已经很强盛了，一些僻远的闽越、西瓯部落首领也纷纷接受南越国的财物和经济支持，臣服于南越国，听候统一调遣，南岭以南东西纵横万里的辽阔区域内都尊奉赵佗的政令。赵佗发兵进攻长沙国边境地区，南越大军很快攻陷长沙国辖下几座县城，劫掠一空而凯旋^[36]，这是一次完全意在报复的军事行动，既报复教训了长沙王^[37]，就收兵回自己领地，即使已经称帝的赵佗也不愿轻易留下侵犯劫掠的口实。

窝囊的长沙王挨打后只能又向吕后告状，不胜其烦的吕后已经失去客观处理的心态，大怒之下，宣布废除对南越国赵佗的册封，派兵征伐平定南越。朝廷和吕后都低估了南越国的实力，忘记了册封是最佳的处理方式，以为对这个不断制造麻烦的区域，可以用武力平定。

吕后七年（公元前181年）七月吕后派出隆虑侯周灶、博阳侯陈濞共同率领大军讨伐南越国，讨伐大军准备从阳山岭一带攻入岭南，赵佗就在险要之处筑城据守，双方在交界处相持。史书记载，征伐之时正值岭南炎热的夏季，空气闷热潮湿，两位侯爷的部队都来自中原，水土不服，军中瘟疫流行，大军战斗力下降，无法突破南越国部队的防线，因此暂时将主力撤退到长沙国的都城长沙屯守，就这样双方相持了约一年的时间。

表面上，汉朝大军因气候水土流行瘟疫，不能前进，赵佗也畏惧大军，据险死守，双方没有发生激烈交战，一直处于相持状态。实际上，流行瘟疫肯定是应付吕后的托辞，相持以待转机才是两位领军主帅的心态。周灶和陈濞都是最早与刘邦一同造反的勇士，凭战功被封侯^[38]，是汉军中的大将。在十面埋伏中周灶是最后围困项羽的24名狙击勇士之一，非常勇猛，陈濞是刺客出身，屡立奇功胆识过人，他们不可能畏惧赵佗不敢出战。吕后七年（公元前181年）时周灶和陈濞都正当壮年，十几年后周灶还作为汉军主帅远征西北，他们常年带兵打仗，不会不知岭南盛夏酷热不适合北兵作战的军事常识。显然，这是不愿战的结果。

吕后称制后，一些开国元勋就远离朝政，不介入刘吕的斗争，其中就包括周灶和陈濞。周灶和陈濞与刘邦吕后从最初一起造反就相互熟识，吕后在盛怒之下无疑是想让勇猛的老友踏平南越。周、陈二人既不能推托，也不愿让吕后不理智的决定造成更多的错误，于是托辞瘟疫敷衍朝廷，等待转机，这与当年陈平、周勃手拿就地处决樊哙的命令而拖延待机的做法差不多。周灶和陈濞经历战事无数，也爱惜国力和军力，知道该打不该打，他们与赵佗之间不仅就此形成了默契，而且互有书信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