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写作、翻译三位一体：后现代翻译理论与译介学

前文中提到后现代翻译理论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是过分夸大又会带来巨大的副作用，那么到底应该将其摆在何种位置上呢？后现代翻译理论、译介学、翻译学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首先需要厘清的是后现代翻译学的本质。

曹明伦曾经对后现代翻译理论进行过划分，其中提到了两种后现代翻译理论研究：一种是从翻译的角度去研究女性主义、社会历史学、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等文化内容；另外一种是从女性主义、社会历史学、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等角度进行翻译研究。

我们先来查看第一种后现代翻译研究：以德里达、巴尔特、福柯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本身起源于一种哲学思想，其影响延伸到建筑、文学、翻译等各个领域。它的主要特征就是“消解”、“解构”，解构主义否认源发语文本的至尊地位，认为应废除原作和译作、原作者和译者的区别，认为译者应该是创作主体。曹明伦指出：“解构主义对于翻译问题的兴趣多是出于哲学方面的考虑，因为哲学家们研究意义问题、语言问题或翻译问题都是为了解决哲学上的问题，如维特根斯坦虽然在哲学研究中详尽地描写了语言多变而复杂的日常应用，但他只是借此来探究语言的本质和哲学本身的功能；福柯虽然在词与物中描写了能指和所指可变的表达方式，可他据此要展示的却是一部人文科学中各种代表性预测的变化史；奎因虽然在词与物中专章谈论翻译并提出了这个概念，但他的目的并非要介绍一种特别的翻译程序，而是要描绘形式逻辑与语言转化模式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翻译研究考查这些哲学家关于语言意义的探讨，目的是要借鉴他们探究语言意义时所用的方法和策略，而不是像他们一样是为了解决哲学上的问题。”（2012）女性主义试图将女性主义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自然也包括了翻译领域。以Flotow、Simon、Spivak、Godard和Chamberlain等为代表的北美一批女性主义翻译家确立了女性主义翻译观。这种翻译观的主要目的是消除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确立译者和作者同等、译著与原著同等的地位，明确翻译不仅是具体的语码转换技巧问题，而且还反映意识形态、文化领域及世界观等诸多问题，旨在揭示和批判将翻译和女性逐入社会和文学底层的概念，动摇维持这种状况的男性权威和父权话语（张舍茹，2009）。后殖民翻译理论从后殖民主义视角观察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翻译行为，关注隐藏在译文变形和置换后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争斗及运作，认为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权力差异，不同文化间从未有过平等对话，进而否定传统翻译理论中关于语言平等、文化平等这类理论预设，最终否认追求意义对等或语义等值的翻译理想（王东风，2003）。王东风指出：“在后殖民语境中，翻译研究目前在多数情况下只是后殖民理论研究的一个平台，其研究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解决翻译中的现实问题，倒不如说是为了印证后殖民的理论假设。所以，多数涉足翻译研究的后殖民学者并不认为自己是翻译研究者。”由此可见，此类后现代翻译理论都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他们将翻译视为一种政治活动、文化活动或者是经济活动，翻译是为了政治、文化、经济或其他目的而服务的。

曹明伦提到的另外一种研究是从女性主义、社会历史学、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等角度进行的翻译研究。这些研究从女性主义、殖民主义等角度去看这些文化因素给译文带来了哪些影响，会给今后的翻译实践带来哪些启示，曹明伦指出这些都应该是翻译研究者的研究对象（2012）。

曹明伦将后现代翻译理论的这两个方向都归在翻译学的名下，统一规划在其翻译学规划图中的外向型综合翻译理论分支下。外向型综合翻译理论包含四个方面的研究内容：“（1）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方法对翻译问题进行的理论研究。（2）受制于各种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翻译现象的研究。（3）把翻译作为或视为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经济活动等目的行为的研究。（4）对译作在目标语文化中的接受、传播、影响，变异等状态的研究。”（曹明伦，2007）（见图2.1）

图2.1　曹明伦的翻译学框架（2007）

这两个方向就应该是外向型综合翻译理论中的“（1）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方法对翻译问题进行的理论研究。”以及“（3）把翻译作为或视为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经济活动等目的行为的研究。”这两类。(www.xing528.com)

但是，这两个方向并非没有轻重缓急。曹明伦指出：“要保持翻译这门学科的学科特点就必须以翻译研究为主、以文化研究为辅。因为我们研究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翻译、深化翻译，而不是要用文化来取代翻译。”（曹明伦，2007）他指出，如果从翻译的角度去研究女性主义、社会历史学、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哲学等内容，那最好是让从属这个行业的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去研究（曹明伦，2007），做翻译研究的人就应该多思考、多考虑并解决一些翻译和翻译研究本身的问题（曹明伦，2012）。

厘清了后现代翻译理论的本质和翻译学的关系之后，再来看译介学和翻译学又有什么关系呢？

谢天振在其《译介学》一书中提到译介学这一概念时明言：“译介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研究，……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严格而言，译介学的研究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999）谢天振认为译介学应该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译介学，的理论主要研究的是受制于各种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翻译现象以及译作在目标语文化中的接受、传播、影响、变异等状态。

由此可见，译介学的研究内容和外向型综合翻译理论中的“2.受制于各种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翻译现象的研究。”以及“4.对译作在目标语文化中的接受、传播、影响、变异等状态的研究。”是吻合的。

因此，无论是后现代翻译理论还是译介学，它们都可以从属于曹明伦的翻译学定位图中的“外向型综合翻译理论”。它们和“内向型本体翻译理论”同样归在翻译学名下，应该共同发展。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外向型综合翻译理论中“将翻译作为或视为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经济活动等目的行为的研究”不能取代、瓦解内向型综合翻译研究，更不能作为解构忠实的依据。解构主义不能解构忠实，德里达认为“只要有解读经验，就可以看到文本之忠实”（转自曹明伦，2007）。因此，意义并非不能确定。译介学的理论主要是研究意识形态、社会环境或者文化背景等对译作产生的影响以及译作在目标语环境下的传播、接受等现象。译介学将任何翻译现象作为既成事实加以研究，讨论的并不是“何为译？”“如何译？”的问题，例如对“误译”的研究，它讨论的并不是如何将误译纠正或怎样译得更好，而是“误译”产生的原因及影响等问题。因此，译介学并不直接对翻译实践产生指导作用，也就和内向型本体翻译理论没有交集，不能取代内向型本体翻译理论，更不能解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标榜通过翻译使女性语言得以彰显，让世界都能听见和看见女性。但是，女性主义、食人主义等翻译理论也必须以源发语文本为依托，否则就是改译，那就又将被纳入译介学的研究范围，而不能解构忠实。

虽然外向型综合翻译理论和内向型本体翻译理论都属于翻译学的研究范围，但是直接指导翻译实践的应该是内向型本体翻译理论，它应该一直是翻译学的重中之重。然而，翻译界目前外向型综合翻译理论研究和内向型本体翻译理论研究的比重存在严重失衡的情况，大部分研究偏向外向型综合翻译理论研究，不重视内向型本体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因而导致了前文中所提到的“泛文化现象”，即要以文化研究取代翻译研究。另外，还有很多外向型综合翻译理论中对国外理论的译介存在着误读、误译等种种问题（曹明伦，2012）、（曹明伦，2005），此类理论将“解构”、“食人”等概念过分夸大，解构着传统的本体翻译理论研究中的翻译标准，鼓吹翻译推翻原文，其危害不言而喻。因此，翻译界既需要研究层次的扩展，又需要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