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正所谓过犹不及，伴随大量文化翻译理论涌入、翻译界文化转向而来的是对语言本体研究的厌弃、对传统研究的颠覆。“文化派的研究基本上属于文学、文化范畴，可以泛化到无所不包的范围。这本身也没什么不好，问题是，他们将从翻译的文化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推衍到翻译学的本体论范畴，并解构着这两千年来一砖一瓦构建起来的翻译学体系”（赵彦春，2005）。其危害诚如许钧所言：“当文化研究取代传统翻译研究甚至语言学翻译研究途径时，几乎没有什么不可以成为研究对象，几乎没有什么不可以用文化理论来解释的了。翻译研究中逐渐出现了泛文化的倾向。……过犹不及，喧宾就容易夺主，如果翻译研究泛化成为文化研究，乃至社会研究、历史研究，那么整个翻译学也就失去了其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基础和意义。”（许钧，2012）吕俊、侯向群也提出“警惕用文化研究取代语言研究，即文化研究对翻译本体研究的剥夺，把翻译本体研究消解在文化研究中”（吕俊、侯向群，2006）。翻译中泛文化研究的危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使翻译研究变成了文化研究，最后连本体都已经找不到了，对整个学科的独立存在也就构成了威胁。其次，将文化层面的研究作为翻译研究的主体，导致理论和实践的脱节越来越严重。曹明伦就曾对文化转向前和文化转向后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做出过精彩论述：“在翻译的文化转向之前，西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联系是紧密的，关系是和谐的。翻译实践虽有策略之不同，但翻译家始终追求译文的准确性和可读性；翻译理论虽有观点之交锋，但理论家们始终关注翻译活动本身。”（曹明伦，2007）在文化转向之后，“当今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关系之不和谐，或者说严重失衡，已是不争的事实”（曹明伦，2007）。文化转向后的事实是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从未有过如此好的局面，但却也从未有过如此疏远的关系。他指出在一派欣欣向荣的理论发展的表象下是翻译理论和实践前所未有的脱节事实。（曹明伦，2007）翻译的本质属性是语言符号的转换。翻译的所有内容都承载在语言符号之中，研究翻译中存在的文化问题也离不开对语言符号的研究。因此翻译研究的道路应该是研究语言，进而研究语言中存在的文化。然而后现代翻译学派本末倒置，将文化视为翻译的单位，导致对翻译本体研究的遗失，从而使理论和实践彻底脱节，特别是从事翻译实践的人对目前的后现代翻译理论感到无所适从。作为翻译理论及实践者的彼得·纽马克就曾指出：“翻译理论若非由翻译实践中的问题而产生，则既无意义又无效果。”（Newmark.1987）英国翻译实践家Emma Wagner也曾提到目前的食人主义翻译论、解构主义翻译论等后现代主义译论令她感到难以理解，此等译论不符合翻译实践的现实状况，令人费解，并指出这些理论是导致翻译实践者对翻译理论敬而远之的一大原因。（Chesterman，Andrew&Emma，2006）再次，外国的理论并非全部适用于中国翻译实践。西方的译论通常是基于印欧语系之间翻译实践基础之上的，印欧语系之间的语言贴合率高达90%，而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之间的贴合率仅有45%。（许渊冲，2006）余光中曾做过这样一种比喻：“翻译是将并非一见钟情甚至是冤家的文字配成佳偶。”（余光中，2000）同一语系的语言尚且不能一见钟情，何况乎跨语系的语言之间的转换。郭建中曾指出，同一语系的翻译研究者往往强调“对等”，而不同语系的翻译研究者往往强调“重写”。这无非是因为不同语系的语言贴合率比较低，而相同语系的语言贴合率更高而已。（郭建中，2012）因此，基于不同语言体系之上的翻译理论和基于相同翻译体系内的翻译理论建立在不同的翻译实践之上，由此得出的翻译理论也往往并不相同。实践经验的不同必然导致理论的差异，如果生搬硬套外国理论恐难说得过去。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翻译界的希望在未来的翻译人才，如何培养优秀的翻译人才应该是翻译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从指导翻译教学实践的角度来看，文化转向后的文化翻译理论对翻译教学帮助不大。另外，如此宽泛脱离实践的翻译理论造成的另外一个影响是，原本认为“翻译理论跟翻译实践扯不上关系”的思想又因此推波助澜。对一些奋战在翻译教学一线的翻译教师来说，这其中个别理论，犹如皇帝的新装，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在国外，也有许多从事翻译实践的人对翻译理论的现状感到困惑。著名实用文体翻译家Emma Wagner就曾指出：“With the current approach，translation studies of the kind pursued at West German universities produce few results of interest to people outside the community formed by the translation scholars themselves.We need more orientation toward the needs and interests of practising translators and their clients.It was a remarkable storehouse of interesting information.But my doubts about the book's aims remain.Will it help one to become a better translator？I doubt it—Does it help to give the translation profession a feeling of self-esteem and worth？Hardly.—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my working life，it is interesting but irrelevant.”（Andrew&Emma，2006）（西德的大学用目前的这种研究方式所产生的微乎其微的研究结果只能吸引理论界人士的目光。我们需要新的方向、方法来满足翻译实践者及他们客户的需求，引起他们的兴趣。这本书罗列了很多有意思的信息。但是我仍然质疑本书所要达成的目标。这本书能帮助译者提升水平吗？能给翻译这一职业带来自尊和价值吗？答案是：基本不能。从我的工作经历来判断：这本书很有趣但不实用。——笔者译）可见，奋战在翻译第一线的人对后现代的翻译理论表示不可理解。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处理任何问题都要重点抓住主要矛盾，主、次要矛盾都重要，但是不能因为次要矛盾而忽略了主要矛盾，否则事物的性质（在此处表现为翻译学的学科性质）就会发生改变，翻译学的学科地位也就不稳固。后现代翻译理论并不是翻译的主要矛盾，它研究的是翻译中的边缘问题，只能解决次要矛盾。而主要矛盾依然是“何为译？”“如何译好？”“怎样译才算好？”等本体性问题。后现代理论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及重要性，究竟应该将其放在什么位置，它和翻译学的关系究竟应该怎样处理？(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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