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翻译理论时代-重要教学模式建构

在巴斯内特、霍姆斯等西方翻译理论家的努力下，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随之而来，翻译研究也因此呈现出了多维度、全方位的发展局面。一时间，“解构”、“意识形态”、“权利”、“政治”、“反叛”、“独立”等原本中国译学界不太熟悉的翻译研究内容进入译论领域，且势头强劲，成为一种研究时尚或显学。后现代主义的翻译研究和一切其他后现代的艺术形式一样给人巨大的冲击力，令人感到前所未有的颠覆感。那么，要弄清后现代翻译理论，首先要弄清何为后现代？何为后现代理论？从逻辑的观点看，要弄清后现代翻译理论的大概样貌，似应先大概了解“后现代”为何物，然后再看它对既有的翻译理论引入了何种新观念。大体上，postmodernism中的post，一个意义表示时间的after，另一个意义表示否定的anti。那么“现代”是什么呢？虽然人们对“现代”有很多想象，但大概可以说，它代表的是一种比例、等级、秩序、结构。看一下城市里面的建筑，那些简洁、明快、直线条的、几何学的、火柴盒一样矗立着的，就是所谓的“现代”建筑；那些扭曲、无规则、丑陋、挑战物理学界限的，就是所谓的“后现代”建筑。后现代之于现代，表达的是一种态度：对比例、等级、秩序、结构的无所谓或不服从。

传统的翻译理论，把翻译视为当然的目标，特别是把faithfulness当作一种义务。后现代翻译理论的出场是从质疑faithfulness开始的。在这个意义上，女权主义翻译理论、食人主义翻译理论及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都是后现代翻译理论。后现代翻译理论可以从原文、源语言、作者、译者、翻译工具、译文等各个方面提出质疑。例如：为什么是“原文”（original texts）呢？哪里有什么original？只是其他文本的延异、播撒、印迹、增补……不是原文，顶多是“源文”（source texts）吧。原文的整体性、意义的单一性有问题，很多情况下（如果不是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文本的复数性与片段性……文本的内容更被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系控制，充满挪用与暴力……从特定的立场看（女性的、受殖者的、庶民的以及所有“受压迫的”），原文中的有些语言是刺眼刺耳的，令人厌烦的甚至是侮辱性的，政治上不正确的……作者对自己的作品有多大的权利？包括解释的权利？他是不是权威？author-authority？作者有没有能力控制意义的生产？他是作品的父亲？儿子？如果作者对其作品没有权威性，那么译者不必服从作者，所以，作者不必是主人，而译者也不必是奴隶。译者面对作品，是一种“对话”和“视域融合”的关系。译者的“背景”必然带入其中。某些哲学家肯定推进了关于上述话题的讨论，这些人包括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福柯、巴特等人（单继刚，2008）。法国人对后现代哲学理论的贡献是最大的。后现代翻译理论，笔者尝试定义为：后现代翻译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后现代哲学和文化思潮影响下对于现代翻译理论推崇的以忠实为核心观念的一系列主要观念提出挑战的翻译理论，主要派别有女权主义、食人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后现代翻译理论并不是翻译哲学。前者只是为后者提供了某些理论资源，或者，前者构成了后者指导下的某些实践。后现代翻译理论是后现代哲学的一部分，反倒可能更容易接受一些。笔者认为翻译哲学不应该和女权主义、食人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并列归入到后现代翻译理论的名下。翻译哲学探讨翻译的条件和限度，内容上可以涉及翻译研究的一切资源，有些话题可能是哲学意味比较浓的，比如解释学以及解构论、权力、话语、真理、意识形态等等，有些则是就某些特定角度和层面而言的，比如对于语言意义的探讨，既有语言学的探讨，也有语言哲学的探讨。两者有时候并不能截然分开。语言意义的最小单位是什么？词还是句子？语言学和语言哲学都对这类问题感兴趣，它们可能导致进一步的不同的探讨。哲学可能进一步提出不同的意义理论，例如行为主义的、整体主义的或者实用主义的。从后现代主义翻译研究中提取出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叛逆”、“颠覆”。就解构主义而言，是反叛并独立于结构主义的语道中心；就后殖民主义而言，是殖民地反叛并独立于殖民主义者；就女权主义而言，是妇女反叛并独立于男性中心论。而他们提倡和力图证明的正是：译文对原文进行反叛，译文从原文争取独立”（赵彦春，2005）。如果再谈“翻译是什么？”、“翻译标准是什么？”再谈“信、达、雅”、“化境”、“神似”等问题似乎就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我国的翻译研究学者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数量追求着这种时尚。张经浩曾对《中国翻译》2005年的发表论文做过研究。外国译论的研究占了61.11%，而中国译论研究仅占了38.89%，且译学研究的16篇论文无一例外，全部讨论外国译论。甚至连学生的八级应试指南也渗入了韦努蒂的异化论（张经浩，2006），论文发表结构呈现了“西风彻底压倒东风”的态势。中国的译界好像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中国传统译论面临着被抛弃的境地。(www.xing528.com)

不可否认，西方文化译论的引入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它拓展了翻译研究的研究范围，增添了研究范式，给研究者带来新的研究方向。其次，对于翻译受“意识形态”、“政治”影响层面的研究可以给译者带来警示，使译者尽量不受干扰。再次，它有助于我们解释一些依靠单纯的语言学、文艺学无法解决的问题，看到意识形态、文化因素在广义的翻译活动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最后，“大量引进西方文化学派理论的时期，也与我们努力尝试在中国建立翻译学科的时期相吻合，理论的引进，视野的开阔，疆域的拓展，以及借助文化学派业已在学术界获得的话语权来建立我们自己的话语权，这对于正在为学科的合法地位苦苦挣扎的一代学人来说实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许钧，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