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一种感觉，陈准民说。所以我相信，他曾经真切的理想就是他说的那样，做一名农机师。即使有机会读大学时，他所填报的志愿也全是“农”字打头，那时他已规划好在农村的生活，设计出家具的式样和火炕的打法。在东北六年，身边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份知足常乐让他知道，幸福的感受并非只来源于物质生活。到现在，他还会以农民做参照，很少对物质生活有要求。
音乐响起时，陈准民会很感动，他相信音乐能打动内心。
我们的采访就在一场“复杂”的音乐会后，既有《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和《茶花女》的节选这类西洋歌剧的典范，也有中华器乐的精华：琵琶演绎的《十面埋伏》、二胡流出的《二泉映月》和古筝断肠的《临安遗恨》。他很专注，自始至终。
陈准民是位性情中人。
诸如，说到经贸大学的诸多计划时，他会很自然地提及瑞士的小国特色和国民内敛；谈到对学生的希望时，他会说，“我只希望他们幸福，而不是做名人，成大家”；讲到自己时，则是做农民的长久愿望。于是，我听到了他只讲给学生们的“三人行”和“红颜薄命”的新版故事，这两个渊源颇深的典故被他赋予自己的人生随笔，都与幸福有关。一则讲人生的参照系，另一则说的是人生观。
知天命的陈准民说，经常入梦的地方，是插队的东北，而不是成长的上海和工作的北京。镶嵌在人生中的那六年，几乎是少年到青年的全部，更重要的是，他收获的感悟至今仍受用。
在东北那六年，他绘出了人生的第一张图画，有载舞的人群，荡漾的秋千，也有“米粮川”和“花果山”，当然，他是画面中的主人公。“扎根农村”不只是梦想，更是坚实的生活，被推荐上大学时，他在志愿书上填写的六个专业全都“农”字打头，可惜，英语专业选中了他，尽管他早已规划好在农村的生活，设计出家具的式样和火炕的打法。
也是在东北那六年，他铺就着人生的幸福基础，身边的农民生活贫穷，却依然让他真切地感受着他们的幸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份知足常乐给他的最大启示是，幸福的感受并非只来源于物质生活。到现在，他还会以农民做参照，很少对物质生活有要求。
还是在东北的那六年，他收获了绵亘一生的那段爱情。
正因此，我很希望你和我一样，更在意生活中的他，作为丈夫和父亲的陈准民。
作为丈夫，为了能和还不是妻子的女友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他放弃了留在上海的工作机会辗转西北，而“留在上海”是那时的上海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从美国归来后，他一直在学校里而从未想过跳槽很大程度上源于“还债”，他说，学校对我好，我要知恩图报。作为父亲，他心疼孩子，不希望女儿选择学制八年的医学专业，但除了陈述利弊，他什么也没做。
有时我会设想，如果一切重来，所有的选择都由自己来做，陈准民的人生会怎样？我找不到答案，以我目前的判断，扎根农村他依旧会是出色的农机师，为人师者他还会不断讲出新的故事，重要的是，无论怎样，他总会感受幸福，会在生活中发现快乐，这是我眼中的他的最大魅力。
生活中没有假设，也正是因为有太多的偶然，生活才永远充满着变数，才有滋味。
“幸福就是一种感觉。”陈准民的话让我想起几年前一位朋友的相关论断，“幸福是民工手中的一碗白米饭”，那晚，我们正穿过城市深处的一个建筑工地，张灯时分，一群年老的年轻的笑脸，几个五颜六色的饭盆，一派生机。
记者：您到东北插队时只有17岁，那时的记忆是什么样的？
陈准民：我们那时一年中可能也吃不到一次肉，净是挖野菜来吃，我体重最轻的时候只有117斤，他们都说一阵风就能把我吹倒。但一年后我就是知青里最胖的人了，我吃得最多，上山伐木头数量也最多，肌肉锻炼得很健美。但我自己都不知道，有一次到城里洗澡，就有人说，“呵，准民，你很健美嘛。”在东北，冬天穿的衣服太厚了，平常都看不出来。
记者：其实您现在的身材也很健美，不伐木头了，有没有找到更合适的锻炼方式？
陈准民：体育不是我最好的，但我很重视锻炼，校长有专车但我不要，我每天骑半个钟头的自行车上班，既锻炼了身体还不会碰到堵车，三十分钟正适合锻炼，出席正式活动我还是会坐车，不能给学校丢脸。我的办公室在12楼，我不乘电梯，但我这个岁数爬12楼不太合适，缓和一些的锻炼方式更好些。
记者：现在回想，在东北农村的六年时间里，您收获了什么？
陈准民：最重要的是，在那段经历中我了解了人生和我们的国家。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某种程度上讲，不了解农民就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做事情就会有很多障碍，就容易失去生活的目标。下乡前，我在上海读中学，通过下乡才对中国的农民有了深刻的了解。
此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下乡的六年生活，为我后半生的幸福铺就了基础。在生活中，我的参照系数不高，我不会与富豪和名人做比较，我参照的总是农民，在20世纪60、70年代，在人们生活普遍很贫穷的时候，我下乡的那个地方的农民也很幸福，他们给了我重要的启示，就是幸福的感受并不是只来源于物质生活，当然温饱是前提。
记者：我很想知道，在您提到的幸福的概念中，都包括哪些内容？
陈准民：我觉得，能够做出一些自己想去做，又能对他人、社会、国家和人类有益的事情，是最大的幸福。对我而言，当老师是最大的幸福。
记者：在东北的六年生活中，您做过的哪件事情是最得意的？
陈准民：没什么很得意的，现在想想，在东北农村的六年的确很艰苦，农忙时的艰苦，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但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艰苦，而是那些快乐的日子，农闲时的苦中作乐。我下乡去的地方是朝鲜族聚居区，我一直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个民族的身上学到很多，他们能歌善舞，也很重视教育。
记者：这感染了你？
陈准民：是，他们的生活就是再苦，也会很重视孩子的教育，也会在意自己的生活，去唱歌，去荡秋千，他们还邀请我参加乐队，谁家有喜事我们就会去助兴，当时我拉手风琴，特别有意思。
记者：现在您还拉手风琴吗？
陈准民：现在没时间了，事情太多了。
记者：刚才在听音乐会的时候，您一直很专注。
陈准民：音乐会我经常去，而且自己常常非常感动，我觉得音乐能打动内心，我家里有几百张CD，因为我很喜欢音乐。实际上，我是个性情中人。
记者：这也是我的直觉。我相信东北农村的六年生活让您受益终生，但对于我这样年纪和经历的年轻人，就不可能拥有同样的体验了。您觉得，让我们这代人的经历更丰富一些，或者说生活的体验更多些，有捷径吗？
陈准民：很多事情，你经历了会刻骨铭心，但不经历也未必没有作用。我们学校2002年毕业典礼时，我给学生们讲了一个“新三人行”的故事，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一种理解是：人多其中有一位是我的老师，还有一种理解是：人数少，自己也在三人中，另外两人也是老师，其中一位善人自然可以作为老师，因为“从善如流”，另一位恶人同样也可以作为反面老师。其实人生中应当有两个参照系，一个参照系是苦人，苦人在不同的社会中含义也不一样，中国的农民很苦，还有就是犹太人，他们也经历过苦难，和他们比较，我们经历的任何苦难都算不了什么了；还有一个参照系就是伟人，经贸大学的学生比较优秀，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样恐怕是不行的，他需要去比较，走上社会后，去经商比比柳传志、张瑞敏，从政的比比毛泽东，做学问比比钱钟书，就是做个老百姓也可以比比雷锋这样的道德楷模，和他们相比，我们实在是太渺小了。
有了这两个参照，我们的生活就会很幸福，生活就会永远有目标、有朝气、有奔头。现在的青年人没有必要一定要经历我们经历过的下乡，前人的苦受遍了，只要不忘记就可以了。
记者：“新三人行”的故事，我想您的学生都会记住的。
陈准民：我想也是的。
记者：17岁下乡，而且从大都市上海出发，这种反差一定不会小，六年之后您又顺利地开始了新的生活，这其中偶然性有多大？
陈准民：的确很偶然，非常偶然。我当时下乡是很理想化的，我们那时的口号是把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建成“米粮川”，建成“花果山”，其实，那个地方是很难建成“花果山”的。我们下去后，那里的“贫下中农”对我们很好，我们就是干活，我干得还不错，后来推荐上大学，我填了六个志愿都是和农业有关的，种果树、学农机、搞农药。很偶然，后来上海外国语学院的老师知道了我，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我录取了，我当时还很不高兴，还在想，学英语能有用吗？如果可以选择大学，我绝对不会选择英语专业，我会选择农机，因为是男孩子，而且我家里人都是搞技术的。
记者：农机专业和英语专业差别更大，现在回想起来，您是不是有一点遗憾？因为当初的偶然选择最终改变了您的人生道路。
陈准民：现在想起来，命运对我实在太照顾了，就是这种彻底的偶然，让我学了英语，后来的道路就完全不同了。改革开放初期，懂外语和不懂外语的人，面临的机会也有很大区别，因为懂外语，一个联合国的项目让我到了美国。
机遇很重要，我并不认为我所做的都很出色，如果当初选择了学农机，我可能也会是一位好的机械师，但现在看来好像就算不上好了。我人生中的两个转折点一个是下乡，另一个就是出国，出国后我总在想，命运对中国人太不公平了，我并不觉得美国人比中国人更聪明，也不觉得他们比我们更刻苦。我们这一代很单纯，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可以过得更好，少走弯路，所以就选择了当老师。
记者：您在美国获得了英语教育专业的硕士学位，但从事与经贸相关的专业英语教学，是在到经贸大学后，在这以前您有这方面的经验吗？(www.xing528.com)
陈准民：之前没有，之前在美国学习的就是英语教学，回国后去的地方当时叫国际经济管理学院，后来合并到经贸大学。我们国家正缺少经济管理方面的人才，引进的很多教材都是英语的，需要有人在经济管理方向的英语教学做探索，我就做了，完全不是我的个人选择。
记者：后来，您又开发了不少计算机软件，这与您的英语专业好像又有很大的距离。
陈准民：我爸爸是工程师，所以我小的时候就想做工程师，直到现在，我仍喜欢搞计算机，从骨子里我就是搞工的，不愿意学文科。我记得是1984年，我们国家进口了第一批苹果机，我们单位分到两台，没有人用，我就试着自己摸索，完全是自学，后来苹果机就全摸透了，再后来就自己编程序，从骨子里就很感兴趣。
记者：因为这是您喜欢做的事情，所以你会很认真，也会做出成绩。
陈准民：如果从事工科，我想我可以成为很出色的工程师，在这方面我很有创新精神，家里的很多小东西，都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我觉得很多都可以申请很多专利。学工科确实比学英语有意思。
记者：我觉得，您生活中的乐趣会很多，因为您是能从生活中发现快乐的人。
陈准民：幸福完全是一种感觉。
记者：这样的感觉，您常有吗？
陈准民：有时我会想，退休以后，我会有很多事情要做，无论学什么只要钻进去就会感觉其乐无穷，那么多我们都不知道，感觉自己很渺小。
记者：读书时会不会有同样的感受？
陈准民：不只是书，杂志我也看，我觉得开卷有益，而且我好奇心很强，学校里面如果有大学生在吵架，我都会跑去看，看看他们究竟在吵什么，不过，我爱人最讨厌我这点。
记者：您怎样看待你和学生之间的关系？
陈准民：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年过半百了，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是已经“半截子入土”了，但刚进学校的时候，我觉得学生们都像自己的弟弟妹妹，后来就觉得他们像我哥哥的孩子，再后来就觉得他们就像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也上大学，和他们一样大，其实，我对学生没有任何期望，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就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幸福，除此以外我对他们没有任何期望。
这是一种家长的心理，我不希望学生能成名成“家”，就希望他们幸福，也许这话很俗，但确实是我真实的想法。就像做校长，我自己并不愿意做，因为无论怎样，我都会觉得很幸福，在东北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多苦啊，连饭都吃不饱，但逢年过节我还是特别高兴。现在年轻人过得很痛苦，甚至比我们还要苦，他们面临太多的选择，太多的诱惑，选择多了就有选择的痛苦。我就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人到中国来，我们交流时他们说，“中国好，穿衣服都是一样的，我们美国人就很痛苦，每天都要选择。”当时觉得这些美国人真虚伪，但仔细想想，我觉得那个年代好，日子都是安排好的，现在年轻人不容易，很容易浮躁。
记者：年轻人不容易，你对他们的要求会宽容一些吗？
陈准民：我对年轻人说，有几件事情一定要注意：做人一定要做好，不管你家里有钱还是没钱，你相貌是好还是坏，都无所谓，重要的是做人一定要正，不要贪婪，不要妒忌。比较起来，有人会觉得我很了不起，留过学，做教授，当校长，但你到北京去看一看，我们一些人到现在还不富裕，反过来，你觉得农民苦，但他们不一定这样想，至少不会比我们想的严重。我觉得我们可以有多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做人只要觉得问心无愧，和每个人都能和睦相处就很幸福了。美国的一些东西太物质了，为什么现在吸毒的现象这么严重？无非就是物质生活丰富了，缺少刺激和目标，而没有目标人就会很痛苦。
我现在对年轻人很少说教，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多样化，职业多样化，价值观多样化，文化取向多样化，不可能要他们都像我们一样，所以我在学校里语重心长的话很少。
记者：还有个问题，我没想通，从美国回来后您为什么不回到上海，而是选择了北京？
陈准民：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对物质的要求不高，当初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时，虽然不想学英语但学得还不错就留校了。但我爱人不在上海，当时是女朋友，在东北时我们一起插队，我回上海时，她因为叔叔没小孩去了陕西咸阳，因为是普通工人没法调回上海。
当时上外在陕西咸阳有个美国引进项目，要派一个人去，我就去找组织，要求和这个人换，我去咸阳，她留在上海。她也是上海人，那时上海人有个观念根深蒂固，就是上海人要留在上海，但我无所谓。后来那个项目被日本人抢走了，成了日语项目，我的英语就没用了，就又考到北京，进了这所学校，学校说，“我们会把你们都调到一起，要先调你，再调你爱人。”我说那不行，要调就一起调。学校对我很好，虽然我爱人没调进来，但把我派出去了。
到美国后，很多人都留在了美国，从美国回来的也都跳槽了，但我一直就在这所学校，我觉得这所学校对我很好。对我而言，有些别人很在意的，我并不觉得很重要，上海也好，北京也好，东北也好，我觉得没什么区别。我在农村的时候就准备扎根在那里了，那里很有意思，我觉得当农民也挺好。
记者：坦率地讲，我觉得您很特别，而且这种特别出乎我的意料。在我采访的校长中，您是最随意的一位，我不知道作为一位校长，这种随意会不会带来工作上的不方便和不太好的后果？
陈准民：这是我性格当中的另外一面，一方面我很随意，另一方面，有工科的严谨，这体现在我对学校管理很严格上，投入时也是“拼命三郎”，但我不觉得苦，因为工作本来就不是轻松的。有人说，“陈校长，您严格得过分了，不讲人情，不讲情谊，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工作当中，你不能太随意，就像编程序，苹果机的指令就那么几条，到达到目标就是这样的路径，这种严格同样是我的基因中的内容。
我的生活态度很潇洒，这得益于当初做农民的经历，他们很容易知足而乐。再回到东北是我多年的梦想，我对那儿的感情比对上海还要深，在上海时我年纪很小，还不懂事，东北是我形成世界观的地方，而且一待就是六年，是我感情最丰富的阶段。所以，我现在做梦都是在东北，而不是在上海或北京。我常想着那里。
记者：有点隐居的味道。
陈准民：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记者：您性格急躁吗？
陈准民：有时候急，有时候也慢。我这人很复杂，急的时候很急，慢的时候很慢。
记者：您和女儿的关系怎么样？
陈准民：我觉得我们之间更像朋友，在家里我很少管她，她考大学时想考医学院，我和我爱人都不同意，因为考医学院太苦了，她考的专业要连续读八年。你也知道，我们国家的医患关系很微妙，医生不是神仙，有时治疗得很好，有时就不行，我觉得女孩子学这个专业太苦。但她坚决要学，说自己感兴趣，我把利弊说清楚，选择权还是交给她自己。从小我们就很“放纵”她，她12岁的时候，就是北京市允许骑自行车的最小年龄，她就自己骑自行车上学了。
记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地位是随着中国人生活的改变而变化的，它之所以能在高校中占据重要位置，是因为它特色很鲜明。在您的设计中，经贸大学的远景目标是什么呢？
陈准民：我们校园很小，但是很精致，我们没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那样的雄心，历史上经贸大学就是拥有特色但规模很小的学校。就像瑞士，它只有旅游、金融、制表、医药这几个支柱产业，但都是一流的。它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经贸大学就是这样，我们传统的特色学科，比如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和想搞的国际管理都是和国际有关的，那就把这几个发展好。我们也不准备再扩招了，可能还要缩减，但我们要增加研究生的数量，增加留学生的数量，这是衡量一所学校国际化的主要指标。现在经贸大学已经做到十名学生中就有一名留学生，除了语言大学，国内的其他学校还做不到。
记者：听起来，经贸大学更像是“名士俱乐部”？
陈准民：经贸大学是不是名士俱乐部，外人可以这样讲，但我不希望我的学生这样想，他们可以很有钱，但内心要淳朴，要做儒商，要具备文化底蕴，瑞士人就很内敛，国民很淳朴。去年毕业典礼，我讲了“新红颜薄命”的故事：漂亮女孩可以做模特，可以当演员，但为什么薄命，因为她选择了这条不靠自己的路。某种程度上，经贸大学的学生也是红颜，如果不摆好人生观和价值观，将来就会是薄命。做事情不要听别人的，要发自内心，你到底想做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我对他们说，你们将来都是重要的人，不要做出格的事情，我希望你们早一点到70岁，那样就不会随心所欲了。
记者：我在想，如果在国外有这样一个岗位，可以把您的所有设想，对生活的所有感悟发挥到极致的岗位，您会不会考虑？
陈准民：先下乡再出国，前后看到的反差太大，我生为中国人是不能改变的，就要有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使我面对国家、民族和下一代时，不能浪费时间。我很敬佩革命先烈，他们那时的环境是我们没办法比的，我们要让中国人不能像有些美国人那样，称王称霸，而要扬眉吐气。命运对我很优厚，我觉得光顾自己说不过去，现在的工作中有很多困难，这就是我的命，如果像我们这样有一点本事的中国人都跑了，那怎么行，全人类五分之一的人都不会幸福。
记者：您所说的责任感在现在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得怎样？
陈准民：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比我们要差，尤其是男孩子，他们太顺利了，招生和招工都要男孩，他们都被惯坏了。
现在的独生子女越来越多，我对我女儿从来都不是“我们一定要照顾她”的概念，家里的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大家一起做，她要出主意。我希望，大学里能多有一些团体活动来增强团队精神，实践对别人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这是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作者：李清川，原载于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国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采访时间：2003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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