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土地私有,既可买卖又可租佃、典当,少数地主、富农占有大部分土地,而大多数农民则只有少量土地,甚至没有土地,沦为佃户或长工。川陕苏区时期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打富济贫、平均地权,并留有红军公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先开展了减租、退押,让农民在经济上翻身,接着进行清匪、反霸,让农民在政治上当家做主。1951年冬,开展土地改革,彻底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为恢复生产创造了条件。接着,由几家或十几家自愿组成了变工队,在1952年建成临时互助组,翌年,又组成常年互助组,1954年,全都转为规模更大的联组。1955年春,袁本福、袁本孝两个互助组建立凉柏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按“劳六土四”实行土地分红,所谓半社会主义性质。当时,全村各联组纷纷转社,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次年初,全村7个初级社又转为高级社,取消土地报酬,实行土地公有、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只按人口划拨少量的自留地种蔬菜,荒山坟园尽为集体所有。
1958年8月,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檬子人民公社于10月1日成立,村改为管理区。强调“一大二公”,取消自留地,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半供给制,半工资制”,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各项任务由区上按旬下达,统一布置;搞“一平二调”“大兵团”作战,跨队突击;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强调耕田要深,作物要密,指标要高。当时的小麦“卫星田”,每亩用种170斤。是年冬,“大办钢铁”,青壮年都上了钢溪河;全民“大办交通”,小学生也由老师带队去抢修公路;单身妇女也都要去突击背生铁。每个食堂只有少数妇女耕田,还要背红薯去公路工地慰问民工,余下的全是老小残弱。上坪里赵心福的母亲去世,找了几个食堂的劳力抬丧,因棺木太大,只好就近安葬在屋侧。人们“黑夜当白天,雨天当晴天,一天当两天”,日夜苦干,稍有怨怠则受到批斗。1959年小春却严重减产,“卫星田”麦苗细密,几乎颗粒无收。各级公开实行内外“两本账”,致使人口下降,牲畜大批死亡。这三年困难时期,“过细粮关”,是所谓“连续三年特大的自然灾害”。
1961年6月,生产管理体制下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食堂散伙,恢复自留地,退赔了损失社员的私人财产。次年,全村南瓜大丰收,家兔饲养普遍,猫犬成了稀有动物,身价极高,农民生活度过了危难。
1964年,开展“农业学大寨”。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鼓舞下,连续十多年的“治山治水”,农田水利搞出了成效,山林却没有起色。在此期间,“以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取消了社员的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强调大寨式的“工分”。(www.xing528.com)
1978年以后,纠正了农业生产上“左”的影响,扩大了社队自主权,放宽了农村经济政策。1980年以后,陆续实行了“包产到组”“联产计酬”“水统旱包”(水田由社统一经营,旱地包产到户经营)等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1982年,进一步完善,推行联产到户、到劳,水旱统包,分户管理。社员同生产队签订合同,确定征购任务和提留金额。水利、农具、畜力由队统一调剂,折价摊销。对单项副业也采用了包干的办法,包产到人,取消“大锅饭”。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专业户、重点户、科技示范户蓬勃发展。社员家庭的小药园、小果园、小桑园、小鱼塘、养殖场、加工场、短途贩运等门路宽广。
值得一提的是,二社赵明科在1994年自建小果园,设花台栏杆,与小池塘连接,形成了庭院结合、池园配套的立体经济格局,被县委书记刘道平称为“池园经济”的模式,属首创的典范。后来,各级参观采访记者不断,被推广到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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