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鳌山山下校堂开，学子纷纷远道来……”民国时期，壮族聚居区福堂镇班瓦寨(按：今彬雅)兴起了一股儒学的热潮。引领这股热潮的人是明代壮族土官莫朝玉将军的第二十六代传人允劻公，据《莫氏族谱》记载：他在当地兴建“士模学校”作为蒙童启蒙班、在宗祠内开办成人专修班供本族青年攻读四书五经、邀请连山宿儒成立鳌山诗社对会，这些举措促使当地出现了一股学习儒家文化的潮流。福堂镇原本是蛮夷之地，进入私塾学习，接受儒家教育只是少数壮族富人和当地汉人的事情，当地少数民族老百姓对读书并不感兴趣。因此，为如何有效扩大儒教在民间的影响力进而保证当地社会按照统治阶级所期望的方向发展，统治阶级自明朝开始陆续在当地采取了一种最简易、直观、持久的影响方式——利用旌表牌坊、匾额对老百姓进行儒教宣传，这种灌输方式收到了良好效果。
2012年至2013年，笔者多次走访福堂镇的各个壮族村落，发现大量散落在民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碑刻、牌匾。整理如下：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初二日因黄之豪母亲寿辰乾隆御赐皇寿幛圣旨一幅，全文如下：
奉上天诰命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任使需才，称职志在官之关。驰驱奏效，报功膺锡类之仁。尔黄上镜乃广东肇庆府鹤山县训导黄之豪之父，雅尚素风，长迎善气。弓冶克勤于庭训，箕裘丕裕夫家声。兹以覃恩
赠尔为修职佐郎广东肇庆府鹤山县训导，锡之勅命于戏，肇显扬之盛事；国典非私，酬燕翼之深情，臣心弥励。
制曰：奉职无愆，懋著勤劳之绩，致身有自，宜酬鞠育之恩。尔虞氏乃广东肇庆府鹤山县训导黄之豪之母，淑范宜家，今仪昌俊，早相夫而教子，俾移孝以作忠，兹以覃恩
封尔为八品太孺人，于戏贲象服之端严。诞膺钜典，锡龙章之涣汗，用表荣施。
此圣旨现藏于连山民族博物馆，保存完好。
据《莫氏族谱》记载，创立荣贵寨的高祖畿公尤其重视教育，为了培育贤能，设办“瀚池学校”供里闾弟子读书。其长子家显六品顶戴贡生，次子家森四品武都司，一文一武，均各成名。清乾隆壬申岁(1752年)七月十一日，两广总督钦命科考官为此加赠大门匾，题字为“文经武纬”，二座门匾题字为“捍卫梓桑”，重门匾题字为“世泽渊源”。这三块牌匾现藏于连山民族博物馆，保存完好。
清咸丰二年(1852年)广东连山福堂镇肖洞村杨愈将被钦赐蓝钥广西提标从营游府军功加一级而立木匾“游击第”。匾今在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福堂镇肖溪五村二座大门头，保存完好。
清同治三年(1864年)因荣丽村粱屋寨梁姓第七代传人粱金凰取得监生学名，钦命户部尚书广东、福建两省学政国子监题匾“辟雍俊秀”。此牌匾现藏于连山民族博物馆，保存完好。
清光绪元年(1875年)钦命鸿胪寺少卿广东提督学政冯尔昌为庆贺连山厅虞亦煌次孙新晋庠生送贺匾“庆衍翘林”。匾在今广东连山民族博物馆，保存完好。
华丽村孔氏先人孔昭宗(庠生)立“品重干城”，贡生孔宪书立“家学相承”，岁贡生孔庆云立“文林第”，这三块匾至今仍然在村中保存完好。
清光绪九年(1883年)钦命广东连山梅洞村郭屋寨大邦为广东全省提督学院增生而立木匾“翰苑先声”。匾今在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福堂镇梅洞村郭屋寨郭学深家门顶。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广东连山禾洞镇鲤鱼尾寨监生彭世雷被钦命为两广总督部堂而立木匾“望重雍宫”。匾今在禾洞镇鲤鱼尾村彭厚忠家祖屋厅堂，保存完好。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九月因梁锦嘉为五品顶戴署连山军民府儒生，立木匾“皇恩宠锡”。匾在今小三江镇大塘村梁秀概家，保存完好。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广东全省督学郭陔、朱组贻为广东连山贡生候补虞承恩获贡元资格，赠贺匾“贡元”。此匾现藏今广东连山博物馆，保存完好。
1923年，时任广东省省长廖仲恺，庆贺虞承慈当选为连山县县长事，送匾木匾“司牧第”。此匾现藏今广东连山博物馆，保存完好。
1928年，县长凌锡华因乐快村李氏先人李家康(按：生前为六品附贡生，官分六品)八十岁时夫妻俱在，特送寿匾一块，题曰：“齐眉上寿”。此匾现藏今广东连山博物馆，保存完好。
1930年，时任连山县长的何冀洲，得知贤洞村韦家聚家五代同堂，题赠牌匾木刻“齿德俱尊”一块，全文曰：
连山五区钹村耆民韦家聚侍农有德，现年八十四岁，子三、孙四、曾五、玄一，五代同堂，尚日食升米，行不扶鸠，询备箕畴而臻五福，人瑞谓为国瑞。受赠四字悬于其堂，以君今德而彰国庆之：齿德俱尊
民国十九年瑞月吉日立
连山县长 何冀洲
此匾现藏今连山民族博物馆，保存完好。
蔡天培敬撰莫朝玉将军祠匾：“捍卫里闾”。匾文如下：
公祠为志匾(www.xing528.com)
公祠为志匾
酬之志曰：宜善九村尊神莫将军、去夏五月予因事至司拜谒将军祠，见神威赫赫，意其为武之士也；后稽其族谱，乃知将军讳朝玉字翠峰，厅之肖村彬雅村人。将军秉姿颖异、博学右多才。明嘉靖间，流寇为患，程山官兵不振、(按：程山，旧邑名。今司城也)，将军奋勇倡义，所谓龙南、应梅、鲩鱼岭诸贼次第剿平。总兵官闻于朝、敕封武略将军、俾捍卫闾命甫里下，将军无疾而逝。身后屡显灵异，孰是说也。其殆宿学深思、高人逸士之为乎!正未可以区区介冑尽之也。夫天命无常，功成者退易。曰：天德不可为首。又曰：观我生进退。将军有传。惜其著作不传，而亦所未乐受，至其身后灵异，此正龙德若隐若彰，又与程山白云悠然无尽，村人士生，值升平之世，仰止高人逸士之庐，其必有以自淑其身而体将军，亦尽之怀也欤。是为志。
匾语：“捍卫里闾”。匾两侧对联：“边圉绕烽烟幸有奇勋垂往代，孤城靖旭日惜无善政负兹乡。”此匾现藏于莫朝玉将军纪念馆，保存完好。
班瓦寨《李氏牌坊》。李氏，生于乾隆丙午年(1786年)九月二十一日辰时，忌于光绪二年丙子岁(1876年)润五月十七日戌时，享寿九十一岁，无疾而逝，葬在彬雅营背山之阳，良山坤兼寅申分针，脉生二子家发，谥“守节静怡”。1928年版《广东连山县志》卷十五《碑记》记载：“儒童莫永池妻李氏，生员德高女，年二十夫故。矢志守节，布衣疏(蔬)食，上事九旬祖父、奉半百翁姑，下抚四月孤子、养终婚娶，礼道无愆。居孀七十年笑言不苟，一几一榻，坐卧终身，乡族皆无闲言。朝廷采访节考双清，族戚联呈请连山厅主邓倬堂申请宪奏请旌表，经礼部覆准，奉旨旌表，宠赐“清标彤管”四字准建坊，入节考祠。”碑文如下：
建坊碑序
国家以孝治天下，以节励风俗。督抚大吏遇有节孝者无不据实奏请旌表焉惟(唯)我外曾袓妣李氏莫母老君节孝双清久为閨门矜式于归三载逐失所天上事九旬余祖公，中奉半百余翁姑，下抚四阅孤子，克勤克俭以保大其业执德秉七十年言笑不苟冰清玉洁人无闲言，目五叶之荣，身高九苟之寿，尤为节孝中之佼佼者。会朝廷采访节孝族戚等联呈厅主邓太守其详，列宪以莫氏为节孝首蒙督宪会衔奏请旌表，经礼部覆准，奉旨宠赐“清标彤管”四字，准建坊入节孝祠，仰见圣恩宏远，光及泉壤，不独子孙高其福，族戚有荣，施而一经褒嘉，妇孺兴感未始，非激扬风化之一道也。
外曾孙岁贡生孔庆云薰沐敬序
此牌坊位于班瓦寨南面，始建于清代，“文化大革命”中被毁，20世纪80年代重建。
这些碑刻、匾额材质上主要是木质，年代以明清特别是晚清居多，形制上以长方形横匾为主，内容上都是旌表贺颂匾，主要用以歌颂、称赞、旌表、庆贺受匾者的某种符合统治阶级主流思想的行为，诸如“尚齿”“尽孝”之类。
碑刻、匾额的推行在当地客观上起到协调民族、阶级关系，维护封建伦理道德、政治规范的作用。牌匾的授予一般是上级至下级、官方至民间，在壮瑶汉杂居的粤北山区，它象征着一种自上而下的荣誉，能够拉近当地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并且缓解地主阶级与贫民之间的矛盾。当统治阶级或者地方望族用荣誉和安抚的牌匾把儒教文化中的孝义贞节等传统观念赠送和赐予给当地壮民的时候，壮民们满怀欣喜、感恩戴德的全盘接受了。“獞自明万(历)设里至今，输纳里役与民一体。第其俗朴质，不事华。饬力农务，近颇读书，尚易于教化，较之瑶，则相径庭。”[1]这种方式较之历史上某些特定时期驱逐、暴政手段高明得多，对抗性的暴力冲突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汉文化顶礼膜拜、儒教文化在壮区得到广泛有效的传播。
而这种方式在当地壮区的广泛使用也带来了当地汉壮文化的大融合，相关研究显示连山“主壮”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完成汉化的。因此，它们实质上是朝廷的一种儒教教化方式，其目的是要在当地提倡儒家“尚齿”“守贞”“尽孝”“完节”的理念，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实现儒家的理想社会。
谈到粤北壮族地区儒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离不开一个人物——李来章。
李来章，(1654—1721年)，原名李灼然，号礼山，晚号寒香。清初河南襄城人，清康熙年间连山县令，与理学家耿介，儒学大师冉觐称“中州三君子”。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李来章赴铨选，得仕广东连山知县。他认为“古圣王之兴治崇化，所以风励乎天下者莫不始于乡”[2]。在任连山知县的五年，他对连山当地少数民族“以推诚待之”，实施减轻税赋、鼓励生产、推行教化等一系列政策，深受“绅众赞誉”。
首先，李来章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以儒家知识分子的睿智对连山采取了一系列的“怀柔”政策，实行轻徭薄赋，局部地改变了历代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的强硬政策，采用了“亲善”“安抚”和“文明教化”的手段，通过接触、沟通和交流，进而消除隔阂，使之安居乐业，维护了当时社会的稳定。
连山地处贫瘠，“界临三省，蛮瑶杂居。从前猖獗，民受汤火，里役征输，公私交迫，凋瘵已极”[3]。李来章刚到任时，“风土顽梗，士习浇薄，健讼抗上，浮言煽惑”[4]。“先是排瑶负险跳梁，提督殷化行讨之，反为所乘，调重兵会剿始就抚，距先生莅任甫隔岁耳，人多危之。”[5]“连山民仅七村，丁只二千。外瑶户大排居五，小排一十有七，数且盈万人。重岗复岭，瘦石峻削，田居十分之一。”[6]，李来章不以为艰险难治，他认为“瑶异类，亦有人性”[7]，他说“人性本善，从无不可化之人，亦无不可变之俗”[8]，“为邑大夫者，但以至诚行之，闾阎未有不以至诚应之者”[9]，因此慨然赴任。“甫下车，即与瑶誓神刻石，痛革陋规，锱铢之利弗取。宣讲圣谕，刊衍义三字歌诸编以训其童子，餐风履霜眠宿瑶排中两旬”[10]，对当地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民情风俗进行了深入了解，并仿明王守仁的做法“当推诚以待之，乃仿明王守仁遗意，日延耆老问疾苦，招流亡劝之开垦，薄其赋”[11]治理连山。他认为安民为治乱之根本，“倘民尽逃之，仓廒谁守。饥饿难忍，将生他症，是不可不为深长虑也。”[12]他还作劝农歌，劝民耕种，并经常考察，加以奖惩，“保泰之道莫如足民，足民之道莫如力田”[13]。在任五年，他时刻以理学精神要求自己，关注当地瑶族、壮族人民的利益，缓解阶级矛盾。他说：“十亩曾无三亩入，更凭何物上官粮”[14]，农民是“财赋薮，衣食乡。既乏食，又少衣，无恒业，易为非”[15]，因此为了瑶民、壮民的生计他一方面想方设法鼓励耕种，另一方面减轻赋税，“革陋规三十五款，通共岁省银二千余两。又革里长值日周年，共省银八百余两。点查灶丁，每次通县共计省银四百余两”[16]，“此则民之感恩最巨者也”[17]。
其次，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为理学思想在壮乡瑶寨的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清初的连山不仅人困民穷，老百姓的文化教育水平也很低，几乎没有正式的学校和正规的教师，读书识字的人也不多，即使有识字人可能还是从事宗教活动的。“连邑僻处山陬，其地荒凉，其俗鄙俚，遍户无他营谋，惟力田是务。党塾寥寥，士鲜师承，间有传授句读者又择焉不精，语焉不详，或崇诈健讼，或为异端所诱去，而为道士术。”[18]李来章说连山“间有咕哗咿晤于篷窗饔牖之下者，率皆腐烂时文，鄙俚荒谬不堪入目，是虽名曰学犹为弗学也”[19]，为此，李来章非常注重对他们进行文化知识教育。他认为治民要从根本做起，就是要注重教化、宣讲圣道，他说“民穷且盗，总由邪说盛行，有世道之责者安可视为末务。”[20]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为振兴文风，李来章“捐廉置产，设生童膏火”，在县城(按：太保旧城)城西桂阳里创办连山书院，[21]这是连山历史上第一所正规的官立学堂。[22]
李来章的老师李颐曾说“政治由于人才，人才处于学校，学校本于师儒。是师儒为人才盛衰、生民安危、世道治乱之关。故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天下治。”[23]李来章深受老师的影响，认识到学校兴废与地方稳定发展的关系，“学宫为人才渊薮，教化为根本”，[24]所以非常注重学校的建设。他利用县令的身份捐俸创建连山书院，“得隙地于西郭大塘之上，予捐俸六两买之，创建连山书院，正殿三间，祀纯公明道、正公伊川、文公考亭三子于中，扁曰洙泗源流”，[25]“仿鹿洞之规，采苏湖之教，以存诚主敬为要，以正谊明道为则”，[26]以学习促进教化，以教化促进社会进步的方式治理。他还捐俸购买学田、书籍，让学子既不用担心生计问题而又有书可读。李来章还让学子参拜程朱三子之像，他说：“学以立身为根本，穷经为灌溉，文章为菁华，舍是而歧出，虽学而犹弗学。特设程朱三子之像于书院正庭，所以示表准也。使俗成邹鲁，彬彬擅文雅之观，人追游杨，翩翩尽醇良之彦。”[27]
李来章在学院亲自讲学，以程朱之学教育壮乡子弟，使偏远的壮乡也知圣贤之理。他讲授程朱理学，尊崇孔孟。他教育连山学子重孝悌、谨礼法，要求学者读书从《小学》入手，身体力行，然后才可以学习《大学》，“讲求成己成物之道”[28]，如果“不及从事《小学》者，亦令持‘敬’字，追补《小学》一段工夫[29]”。“诸子若能收摄精神，细读《小学》，步趋言论，以为师范。久之，自融洽安适，于规矩准绳中，有油然自得不能住手之意。”[30]接下来读五经四书，“五经之书，皆是夫子删述前圣，圣人心法之所寄也。于今千载之后，可以见前圣之心法者，独赖五经之存”[31]。四书是“继五经而作”，圣贤之理都在四书五经，而《孝经》更是“诸经之枢纽，群圣之精髓”。[32]
他特别强调培养品行，希望通过书院的讲学能造就一些无论是乡居还是出仕都能廉洁自律、孝悌为本，守圣贤之说的人，成为“端人正士”。他说：“既为士，首四民，名难称，品宜真。为端人，为正士，为良臣，为孝子。苟能端，绝邪僻，士风淳，迈往昔。比金玉，琢圭璋，建勋业，著庙廊。”[33]“所以学者以品行为先，文艺为后。尔诸生既入书院，犹当先知所重，入孝出悌，亲师择友，期为正人君子。幸而出仕，廉洁自持，奉公守法，不论位之高卑，皆有昭然名迹，见称当世。或不幸而隐于陇亩，闲居谈道，发挥圣贤之遗言，著书垂后亦是不朽之业，切不愿尔生，习为机巧，堕于薄恶。出入衙门，干于有司，恃强凌弱，武断乡曲。”[34]而对于那些想要学习的人，如果不能对其进行教导，即使是天资聪颖也会一事无成，甚至沦为佛老之流。“无以教之，则聪明智慧者日趋于怪诞。无以养之，则鳏寡孤独者日望其拯济，欲不归于二氏，得乎?是以圣王贵治其本。圣经明而人心正，仁政举而民生安，虽欲诱之，谁其从之?”[35]
李来章还专门创作《御制训饬士子文浅解》，讲解《御制训饬士子》，制订条约，以浅显易懂的文字指出国家的良苦用心。作为士子要以正人品为第一要务，再用心于学问文章，“本于经史一归于醇厚雅正，忠孝自勉，克敦伦常”[36]。读圣贤之书的士子只有加强自身的修养才能很好的抵御佛老的侵蚀。佛老之学之所以流行不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读儒家之书的士子的责任。“异端未必工于文字，其教当不能行远，至好事者为之译经，为之着书，流毒人心，势且无穷。昔分孔老佛为三教，今则只有两教，老佛而已，冠儒冠者不得辞其责。”[37]
另外，李来章还编写了《连山书院志》。《连山书院志》总结以前在紫云书院、嵩阳书院、南阳书院教学的实践和自己读书学习的体会引导连山弟子，“俾连山士子日从事于程朱之学，以立身树品探讨古学”，[38]希望通过书院的讲学“求美质俊才，琢为琏璋，出为世用，以福斯民”。[39]李来章说：“予集民瑶生童相与讲明程朱之学，期以上溯洙泗，归墟在望，庶无迷津之叹。”[40]为此特意作《圣谕图像衍义》《圣谕衍义三字歌俗解》等，宣扬圣谕，从而让当地少数民族老百姓体会到国家的关注。他说“圣学高深，训词尔雅，虽学士大夫尚不能仰测万一，况田野小民，知识短浅，求其洞晓，见于身体力行，多恐尚有未尽能者。又诸臣演解，语句虽繁，条目为备。且人自为说，土音不齐，环听之下，不免尚费诠释。臣因仿明沙随吕少司寇坤实政录宗约歌体例，分为六款。或用文语，间以乡音。雅俗并陈，总期演布圣意，昭如日月。”[41]另外，李来章又“爰于其中又抽出三字俗歌一项，杂用土音略为注解，使言下洞晓一如家常说话”。[42]他还在闲暇时亲自督讲，期于躬行实践，为学生讲书问难，对成绩优秀者加以褒扬，“阖邑子弟济济就学，连州、贺平临界子衿闻风仰止，不远百里负笈来学，咸以后至为耻焉。呜呼，可谓盛矣。”[43]
李来章的这些努力使连山“瑶民之秀者，亦知向学，诵读声彻岩谷”[44]，而他自己也得到了上峰的称赞，“制府中丞交奖日：忠信笃经，蛮貊可行，信有征矣。己丑(1709年)，行取，上官考语，谓有‘文翁化蜀之风一’”[45]。
虽然县学在明初朱元璋时期就得以重建，并在清初得到当地官员的重建、扩建或修葺，规模较之前代进一步扩大。但县学真正对活跃学术、培养地区人才都起到巨大的作用，是始于李来章的。“念尔排瑶原与宜善之壮、黄南之瑶同原共本，今宜善黄南久向王化，男女俱服民间衣服冠，去侏离讲正音，读书习礼，与人民一体。壮民今现有入学生员者，雀顶纬帏，蓝衫皂靴，出入县中，官府欵待，人称相公，何等体面。”[46]因此，有清一代，连山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士子文人，儒学自是成为壮区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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