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旧观点，全面系统介绍壮族历史

粤北壮族几千年来一直居住在多民族聚居的南岭民族走廊，他们与这里的其他民族，诸如瑶、苗、畲、侗、水、布衣等少数民族拥有相同的自然环境和区域文化，通过族群的迁徙、流动、融合，一起创造了民族走廊上独具特色的人文环境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粤北壮族也正是在与各民族的杂居杂处中促进了南岭民族走廊上的民族大融合，并且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景观。这种独特的文化不仅在历史上对整个南岭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至今还在潜移默化地陶冶着南岭走廊上的各族人民。

微观深入地研究南岭走廊某个民族独特的存在，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南岭走廊”中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了解这一地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所作的巨大贡献，对解决民族学、民族史许多重大问题无疑有重要意义。

近代以来，壮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世纪末，西方学者率先对壮族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是西方国家的学者为适应殖民主义侵略的需要进行的。1885年，英国伦敦出版的柯奎翁(A.R.Colquhoun)著的《在掸族中》(Amongst The Sham)及伦敦大学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教授为该书所写的导言“掸族的摇篮”(“The Cradle of The Sham Race”)是目前所见到的涉及壮族的最早的论著。此后，法国人Pierre Lefevre Pontalis于1897年在荷兰发表的《泰族侵入印度支那考》(L′invassion Thaie Jndchine)、英国人H.R.Davis于1909年在英国剑桥出版的《云南——印度和扬子江之间的链环》(Yunnan，The Link beteen India and Yangzi)、美国人W.Clefton Dodd于1923年在美国艾粤瓦出版的《泰族》(The Tai Race)、英国人W.A.R.Wood于1926年在伦敦出版的《暹罗史》(A History of Siam)都论及壮族的族源和分布。继西方学者研究壮族之后，泰国人也加入了此项工作。有“暹罗历史之父”称号的泰国共丕耶达吗銮拉查奴帕亲王(即丹隆亲王)在1925年出版的《暹罗古代史》中，有相当篇幅论及壮族。接着，泰国拍耶亚奴曼罗罗吞写了《泰掸族系考》一文，大量论述了广西等地壮族的情况。但这一时期的研究仅限于族源分布，手段和方法比较单纯，所论证的材料主要是语言材料以及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基本局限于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范畴。而且受泛泰主义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泰国学者把壮族归为泰族，壮族研究是泰族研究的附属。因此，当时的壮族研究只能算是泰族研究或泰学的一部分。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对壮族进行了片断式的研究，产生了一大批成果。有钟敬文的《壮民考略》(论文，1928)、丁文江的《广西壮语研究》(论文，1929)、刘锡蕃的《岭表纪蛮》(1933)、李方桂的《龙州土语》(1940)、徐松石的《泰族壮族粤族考》(1946)、李方桂的《武鸣土语音系》(1947)等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否定了广西新桂系时期认为壮族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提出了壮族是汉族的“宗族”这一主张。由于受到民国时期推行的“民族同化”政策影响，这些汉族学者的研究成果带有的浓厚大民族主义观念，特别是将壮族归为汉族的“宗族”等方面的偏见。因此，当时的壮族研究是以汉族为参照系，将其视为汉族研究的附属，只能算是汉族研究或传统汉学的一部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壮族被确认为多民族祖国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享受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特别是民族学家费孝通、黄现璠等人于1951年领导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广西分团(团长费孝通，副团长黄现璠)访问广西各县后，经过民族访问团深入的调查和专家论证以及壮族各界代表协商，将分布较广的“布壮”和支系多达20多种的壮族分支统一起来称为“僮族”。不久，这一“僮族”民族称谓即由中央人民政府正式确认为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民族，僮族(1965年周恩来总理建议将“僮族”改为“壮族”，取健壮、强壮之意)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为此，专门以壮族为研究主题的壮学开始得以萌芽和确立，进而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得以发展和繁荣。

壮学的萌芽始于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壮族历史学家黄现璠参与的民族识别工作以及其领导开展的一系列壮族社会历史调查活动和撰写的调查报告。1957年黄现璠出版的《广西壮族简史》标志壮学的确立。黄氏在书中第一次全面、系统的介绍和研究了壮族历史。正如权威的《壮族百科辞典》指出，《广西壮族简史》是“一本最早的全面、系统的介绍和研究壮族的专著”。广西大学教授徐君慧等人明确指出：“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经济文化发达、历史悠久的民族，但在黄老之前，还没有一部自己独立的历史著作。壮族有自己独立的历史著作，自黄老始。因而，黄老不仅是壮族人民的好儿子，也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黄现璠的“这一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填补了壮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为宣传壮族，让世人了解壮族，确立壮族的历史地位，争取民族的自治权利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都具有积极的意义”。黄氏之书“为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提供了史料准备”，“他是最早对壮族进行全面、系统田野调查的学者”。紧接着，一系列壮学成果层出叠见，例如黄现璠撰《侬智高起兵反宋是正义的战争》(载《广西日报》1962年4月2日)、《土司制度在桂西》(载《壮瑶史科学讨论会论文集》第一集，1962年7月)、《僮族女将瓦氏领兵抗倭》(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史学会成立大会论文集》，1963年3月)；粟冠昌撰《关于僮族族源的探讨》(载《民族研究》1958年第9期)、《关于僮族族源问题的商榷》(载《民族研究》1959年第9期)、《广西土官民族成份^[6]初探》(载《民族团结》1963年第2、3期)；黄增庆撰《从出土文物看广西僮族的古代社会》(载《广西日报》1962年6月20日)、《广西出土铜鼓初探》(载《考古》第11期，1964年)、《从考古资料看广西壮族的由来及其在原始社会的生活情况》(载《广西日报》1967年4月19日)；司马骅、李干芬合撰《关于僮族瑶族历史上几个问题的不同意见》(载《广西日报》1962年8月8日)；周宗贤、李干芬合撰《关于僮、瑶族几个历史问题的讨论》(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等等。

改革开放后，壮学成果更是不胜枚举。这一时期以黄现璠遗著《侬智高》(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萧泽昌、张益桂著《柳州史话》(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周宗贤著《南方民族论稿》(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年)；黄现璠、黄增庆、张一民合著《壮族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黎国轴著《论韦拔群》(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黎国轴、严永通合著《韦拔群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等壮学论著名高一时。特别是黄现璠遗著《壮族通史》，专家评曰：“本书以丰富充实的史料为佐证，详尽地论述了壮族的起源，全面地介绍了壮族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状况。它是目前我国第一部壮族通史，本书丰富了我国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成果，也为壮族史的研究提供了较新较全的资料，是不可多得的参考书。”“《壮族通史》被我国史学界推为最具开创性、科学性和学术理论价值的经典巨作。”“1988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百余万字的巨著《壮族通史》，为壮医尤其是壮医史的研究提供了可参依据。”自此壮学研究步入繁荣期。

近年来，广东境内的壮学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的学术著作，有马建钊、陆上来主编《粤北壮族风情辑录》(民族出版社，2007年)；尹仁竟、莫自省主编《连山民歌集成》(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莫自省主编的《莫朝玉将军》(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9月)；王建新主编《南岭走廊民族宗教研究——道教文化融合的视角》(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12月)；曾汉祥、谭伟伦主编《阳山、连山、连南的传统社会与民俗》(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资料研究中心、法国远东学院，2006年8月)。特别是《粤北壮族风情辑录》(民族出版社，2007年4月)，为我们保存整理了散见于各种报刊的资料，包括：《广东民族研究论丛》《清远文史》《广东民族学院学报》《怀集文史》《清远日报》等刊物上的有关粤北壮族的风俗、文化资料；《连山文史资料》(共20辑)为我们保留了近代以来连山壮族珍贵的史志、文献资料。这两套书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粤北壮族提供了基础素材和研究路径。但这些研究多是对粤北壮族某一个方面的研究或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深入系统研究粤北壮族是进一步开展粤北壮族社会各个领域的专题研究的前提，它有助于我们厘清杂居在这个地区的壮、瑶、汉以及其他民族的关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开展民族走廊上其他民族的研究。(www.xing528.com)

【注释】

[1](清)孔镛撰：《连山形胜诗·其一》，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连山县志》卷十《艺文志》。

[2](清)孔镛撰：《连山形胜诗·其一》，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连山县志》卷十《艺文志》。

[3](民国)凌锡华主修：《广东连山县志》卷八《食货志·植物篇》，广州惠福东路天成印务局，1928年。

[4](民国)凌锡华主修：《广东连山县志》卷八《食货志·植物篇》，广州惠福东路天成印务局，1928年。

[5]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印《广东省壮族社会历史情况·地理与人口篇》，1963年10月，第45页。

[6]编辑注：应为“成分”原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