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奇案：强奸主母遭杀害断舌，侦破与判罪困境

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北直隶赵州柏乡县知县杨希贤，接到一件控告奴仆奸杀主母的诉状。按照明代的法律，强奸主母已经是斩刑，杀死主母更是罪大恶极。

杨知县翻阅诉状，乃是本县生员全荃的邻居张鹏举所控，声称自己的朋友全荃因病身故，留下一妾王氏，一女月华，一子春霖，均不是王氏所生。有恶仆全忠，不思报主人恩养之德，而图奸其主母。昨日趁主母洗浴之时，潜入房内行奸，怕主母喊叫，扼住喉咙，以致王氏气绝丧命。全姓家族孤单，儿女幼小，无人出头控告，鹏举念与全荃旧谊，代为申冤，恳请县太爷拿获恶仆正法，以雪奇冤，以报故友在天之灵。

杨知县以为这个案件自有苦主全春霖，苦主不来告状，邻居却来告状，完全没有道理，就想驳回去，却见刑房书吏，也就是主管刑事案件的书吏在自己耳边，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杨知县由怒转喜，来到后堂，与刑房书吏密谈了约有一个时辰，然后开堂审理。问明大致情况以后，就率领仵作、衙役到现场去勘验。杨知县与刑房书吏都密谈了些什么呢？这直接影响本案的侦破与判罚，后面将会谈到。

杨知县来到现场，但见屋内有只大木桶，浴汤尚未倾倒，而王氏赤身裸体在床，口中鲜血淋漓，喉头有明显的扼杀痕迹，而下体尚有污秽痕迹，显然是强奸已成，复又杀人灭口，情节十分恶劣。杨知县见此状，不由大怒，当即将全忠带来审讯。

全忠，今年36岁，是全家第四代的家生奴。那时候，家生奴很难脱离奴籍，因此应该忠于主人，为什么敢奸杀主母呢？这在当时可是弥天大罪，属于十恶不赦，要被凌迟处死的，他就不考虑后果吗？但见全忠的神情，既有悲痛，又有恐惧，更有可怜的无助，跪在堂上呼喊冤枉。杨知县此时毫无怜悯之心，只是因为全忠是奴仆，而奸杀主母又是重罪，所以不由分说就将全忠上了死夹棍。听到全忠的惨叫，却抵死不招，杨知县又令衙役用皮鞭抽打，还用竹签钉指，可以说是“五毒备至”。全忠实在忍受不住痛苦，也就屈打成招了。

奴仆杀主母，等于是奴杀主，按照《大明律·刑律·人命·谋杀祖父母父母》条规定：若奴婢及雇工人谋杀家长者，乃是凌迟处死。所以杨知县嘱咐张鹏举，让他协助全荃的子女将王氏安葬，然后将全忠打入死牢，申报各级上司核准，希望能够在七七，也就是王氏死去49日，将全忠在其坟前凌迟祭祀。

案件至此，本应该就此了结了，但杨知县没有想到，就在第二天，本县潘姓财主被人杀死了，是当地保长发现死尸之后，前来报官府勘验。为什么家属不来报案，而由保长报案呢？经过核查得知，潘财主家只有孤儿寡母，难以呈告，而保长却有不容推卸的责任。

出现了人命，杨知县要到现场勘验，这时候刑房书吏又来与杨知县密谈，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杨知县又欣然赶赴现场，却没有上次勘验轻松。杨知县发现潘姓财主被人杀死在房间，项上有一处刀痕，乃是割断气嗓致命，没有打斗痕迹。死尸上留有一张纸条，上面写道：

草管人命甚可危，淫妇忠仆岂同悲。

舌尖留口含幽怨，孤儿弱女无倚偎。

杨知县仔细揣摩这四句诗，不由得心惊肉跳。显然今天发生的案件，与昨天审断的案件有关。这“草菅人命”分明是在说自己。“忠仆”应该是指全忠。那么淫妇是谁呢？是不是死者王氏呢？“舌尖”又是指什么呢？“孤儿弱女”还好理解，应该是指全姓所留一子一女。看来这个凶手一定知道不少内情，杨知县也深感事态严重，不由得心惊肉跳。

杨知县审讯潘妻，得知王氏丈夫去世，为了安葬丈夫，已经是倾家荡产，所以租了潘家的房屋，一个寡妇带着一对不是亲生的儿女，生活非常艰难，全靠家奴全忠给人家打工养活。王氏因为是妾，没有主母的名分，而且年轻，不能够守寡，曾经谋嫁，被全忠好言相劝，才没有改嫁。潘财主好色，见王氏青春貌美，便免去她的房租，代价就是与潘财主相好。潘妻得知此事，曾经找到王氏辱骂，而潘财主恼恨潘妻，便将她殴打。潘妻畏惧潘财主凶狠，只好忍气吞声，任凭丈夫胡为，却没有想到丈夫被人杀死。想到丈夫没有仇人，只是与王氏有染，如今王氏已死，而丈夫被杀，肯定是全忠妒奸，先杀其主母，再杀了潘财主。恳请县太爷做主，为丈夫报仇雪恨。显然潘妻还不知道全忠已经被关进监狱，如何能够再杀潘财主呢？

杨知县也心知不是全忠杀了潘财主，那么到底是谁杀的呢？杨知县不由得怀疑王氏之子全春霖，据街坊四邻讲，16岁的全春霖，在私塾从师学习，曾经因为王氏与人通奸而争吵过，便提审全春霖。没有想到这个小伙子居然毫不畏惧地承认是自己杀了养母，而潘财主也是他杀的。理由是潘财主与养母不顾廉耻，公然通奸，有辱全家门楣， 自己气愤不过。那日看到养母洗浴，潘财主进去行奸，一时激愤，就想进入捉奸，将二人杀死。等找来尖刀，潘财主已经离开，看到养母无耻，便先将其杀死，然后在野外庄稼地找到潘财主，乘其不备，从后背将其刺死。如今父仇已报，应该是他一个人承担罪责，与家奴全忠毫无关联。恳请县太爷释放全忠，将他处死，而他之死胜过活着，要不然身背杀母罪名，终不能再面对亲族与邻佑。

杨知县听到全春霖的供述，也不由吃了一惊。但他所陈述的情况与现场勘验完全不同。全春霖讲是在野外庄稼地，从后背杀死潘财主，而潘财主是死在自家的床上，伤在脖颈。这时候潘妻插话说：“春霖是个好孩子，不可能奸杀养母，也不可能杀死我丈夫。”

杨知县听罢大怒说：“若不是全春霖所为，定是你与他合谋杀害王氏，然后再杀死你丈夫！”

潘妻讲：“大老爷为什么血口喷人呢？丈夫再不好，我也犯不上与他人合谋杀死他。”

杨知县哪里容得潘妻辩解，便不由分说地将潘妻及全春霖押进大牢，然后查找律例，准备将二人定罪。写好详文之后，就派衙役送给知府审核，然后回到后衙休息。约莫初更时分，忽然寝室窗户“咣当”响了一声，惊动了杨知县，急忙点上蜡烛观看，见窗上插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仔细一看， 匕首下插着一张纸条。杨知县取下来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此前贼杀淫妇者，已经为死友除羞。

此后某杀奸夫者，是为死友雪恨。

今汝贪财，以五百金而忍诬杀孝义者，

若是如此，某不能杀汝为孝义雪恨乎！

杨知县一看，吓得魂飞天外，看看笔迹，与之前留在潘财主身上的诗句相同，显然是同一人所为。这个人究竟是谁呢？“五百金”跃然于纸上，看来此人知道自己受贿的事情。“贼杀淫妇”可见王氏被杀另有他人，而自称“某”的人，坦承自己杀了奸夫，从勘验潘财主现场来看，没有留下丝毫痕迹，如今这个“某”声言“为孝义雪恨”，也难保“某”不取 自己的项上人头。杨知县越想越害怕，急忙把文案叫来询问，得知自己写的详文还没有发邮驿传递出去，就急忙将详文收回来。第二天早晨升堂，就将全忠、全春霖、潘妻都无罪开释，然后发下缉捕令，另捕真凶，想让此案成为悬案，然后不了了之。

潘妻死了丈夫，又被县太爷关进大牢，虽然现在被释放，但也不能够不明不白地听任丈夫惨死，所以时常来县衙投告，要杨知县给自己个说法。杨知县总是再三推托，以为女人好糊弄，却不想潘妻闹出了更大的动静。

一天，潘妻听到大街上传来鸣锣开道的声音，知道有大官经过，就立即找出一块白布，又抓了一只鸡，来到街上，找个写字先生，让他用鸡血在白布上写一个斗大的“冤”字，将鸡作为酬谢，然后赶到大官所在，跪在地上，将那块写有冤字的白布高高举起，并且高呼“冤枉”。开道的衙役本想上前驱赶，却被坐在轿子上的大官听到。按照明代制度，只要有人喊冤，不论是什么级别的官员见到之后，都必须受理，能够处理的则自己处理，不能够处理的则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这个大官乃是直隶巡按万民英，正好到柏乡县来巡视。巡按品级虽低（为正七品官），但号称代天子巡狩，本省所有官员都在其监察范围，而且是大事奏请皇帝裁决，小事即时处理，事权颇重。万巡按见到有人拦轿诉冤，岂能不受理？(www.xing528.com)

万巡按受理以后，调集卷宗，仔细翻阅，发现了一些疑点。首先，在勘验王氏尸身时，笔录上讲口中有鲜血，但是杨知县没有勘验口中有何物，是疏忽还是故意而为之呢？潘财主尸身上放着的纸条有“舌尖留口含幽怨”的诗句，恰恰说明这里面有问题。

其次，卷宗之内没有审讯全忠、全春霖的完整记录，是没有认真审讯呢？还是审讯之后的笔录经过重新修改呢？从“草菅人命甚可危”的诗句来看，应该是指杨知县。那么所谓的“草菅人命”是指杨知县置死去的人于不顾呢？还是知道凶犯而不加以惩处呢？抑或是杨知县收受了贿赂而故意舍凶犯而不问呢？无论如何，杨知县都难逃其责。

最后，潘妻拦轿诉冤，而全春霖却没有再出头告状，这首诗是不是全春霖所写，杨知县并没有核对笔迹，显然写诗的人是个知情人，而杨知县为什么不设法找出知情人，却听任其逍遥法外呢？

带着这些疑点，万巡按重新检验尸身。按照《大明律·刑律·断狱·检验尸伤不以实》条规定，是允许复检的，但复检官不能够与初检官相见，所以万巡按没有通知杨知县，径直带人来检验。先检验王氏尸体，仵作撬开嘴以后，发现口内有一舌尖，而王氏的舌头是完整的。可以证明王氏口上鲜血，乃是受到强暴时，将施暴者的舌尖咬下来所致。既然是施暴者缺少舌尖，就有了明显的标记。万巡按检验潘财主的尸体，并没有发现有断舌，则可以证实强奸杀人者不应该是潘财主，应该是另有他人。再验看全忠，发现其口舌完整，也不可能是施暴之人。那么到底是谁奸杀了王氏？又是谁杀死了潘财主呢？万巡按不得不逼问杨知县。在万巡按声色俱厉地施压下，杨知县不得不将匕首及所插纸条交给万巡按。

为什么杨知县没有将匕首及纸条销毁呢？因为按照《大明律·吏律·公式·弃毁制书印信》条规定：“弃毁官文书者，杖一百。”如果是“事干军机、钱粮者绞”。 匕首上插纸条，知道的人很多，一旦有人检举，讲不清楚上面的内容，就会按照杖一百来量刑，所以杨知县没敢毁掉。

万巡按仔细研读，发现这个人称“死友”，显然是全荃的朋友，莫非是全荃生前好友所为？因此，万巡按提审全春霖及全忠，让其交代父亲及主人生前有何好朋友。

据交代：全春霖祖上是开当铺的，爷爷活着的时候，全家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父亲是独子，从小身体还不好，爷爷、奶奶宝贝得要命，生怕照顾不周而出现闪失。父亲是天天被人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先后娶妻、纳妾，生有子女。后来爷爷过世了，父亲掌管家业，则败落起来。父亲从来没有经营过当铺，只会读书写字，以至于生意一天不如一天。先是当铺关张，接着是将当铺及房产变卖，最后是房无一间，租别人的房子住。父亲从小身体不好，干不了什么活计，只有在街上靠卖字为生。父亲死的时候，家里连办丧葬的钱都没有。穷居闹市无人问，尚未成年的全春霖遍寻亲族，竟然没有一个人肯帮助安葬父亲的。后来有一个街头卖艺的张大胆，主动找上门来，说是与全荃同在街头谋生，彼此相惜，成为莫逆之交。是张大胆将自己房产变卖，为父亲送了葬，所以全春霖喊张大胆为“张叔”，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

据全春霖交代，他得知养母与潘财主通奸之事，曾经找到过张叔，向其索要尖刀，并说：“潘财主与养母的事，街上很多人都知道， 自己在学堂里被人指指点点，根本抬不起头来，很是没有面子，因此想一刀杀了他们，就是搭上自己的性命也无所谓，因为自己现在活得生不如死。”当时张大胆就斥责说：“贤侄！你年纪尚小，如果这么做，全荃不是绝了后了吗？你父亲生前没少帮助我，临死之前也曾经将你们母子托付给我，至今是言犹在耳。只是你张叔没有本事，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无法看顾你们，如今很是惭愧，怎么能够让你去杀人寻死呢？这样更愧对死去的朋友了。”全春霖只好听从，不敢再有报仇的念想。

听完两个人的招供，万巡按令手下火速将张大胆捕获到案听审。张大胆，真名张虚侯，今年35岁，至今未婚，靠街头卖艺为生。如今被带到堂上，也是毫不畏惧，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全部交代出来。

原来， 自全春霖向他讲出养母与潘财主通奸之事，说是要杀奸报仇，张大胆怕孩子太小，杀人不成，必受其害，就已经留了心，一直寻找机会下手杀掉潘财主，但从来没有想到过杀王氏，却不想王氏先被人奸杀。张大胆原以为是潘财主所为，就来到潘财主的家将其杀死，留下诗句，却不想全春霖想救家奴，也想保全张叔，就到县衙自首，承担全部罪责，结果是救人不成，反而与全忠双双被判死刑。张大胆后来打听到杨知县受了张鹏举500两白银的贿赂，想到府城检举，但怕官官相护，告人不成，反而会搭上自己的性命，所以黑夜翻墙进入后衙，飞刀将字条插在窗上。这是因为杨知县故意颠倒黑白，将全忠、全春霖，乃至于潘妻都置于死地，而放过真凶张仁善，即张鹏举之子。

因为供出新的嫌疑人，万巡按当即提审了张鹏举父子。张鹏举，今年46岁，是本县生员。张仁善，今年23岁，正在私塾读书。经过查验，张仁善缺少舌尖，即可以确定他就是施暴杀人者。在铁证面前，张仁善只好交代自己的罪行。

原来，张仁善贪恋王氏的美色，曾经多次言语调戏，却不想王氏被潘财主霸占， 自己总难得手。那日趁潘财主不在，就偷偷潜入王氏的房间藏起来，准备趁无人之际与王氏偷情。王氏不知有人潜入，烧了热水，在木桶内洗浴，忽然发现门未闩上，怕被儿子看到，就袒身前去插门，再回身进里屋取衣服。王氏此举，正好被张仁善看个正着，便冲了出来，将王氏拥上床去行奸。因为怕王氏喊叫，就用嘴强力接吻，把舌头伸入王氏口中。王氏猝不及防，被人奸污，见不是潘财主，一时情急，就狠狠地咬了下去，把张仁善的舌尖咬下。张仁善大怒，便狠掐王氏的咽喉，眼见王氏身死，才负痛跑回家中。

张鹏举见儿子口血淋漓，便询问缘由。张仁善知道不能隐瞒，就忍着疼痛， 口齿不清地把奸杀王氏的事情讲出。张鹏举怕全春霖发现尸体，必然会告到官府，如果官府查出真相，儿子则难逃一死，便恶人先告状，到县衙控告全忠奸杀主母。因为担心被杨知县查出破绽，所以托刑房书吏行贿白银200两，并且给了仵作20两白银，要他们给予关照，这也是刑房书吏与杨知县初次密谈的内容。因此仵作在检验尸身时，明明发现王氏口中有鲜血，却没有检验其口中有什么东西，而杨知县收了人家的钱财，就糊里糊涂地给全忠定了罪。

当潘财主被杀以后，张鹏举怕有人追查此案，一定会牵连出儿子的奸杀案，所以又托刑房书吏送了杨知县300两银子，要知县检验时予以照看，这乃是刑房书吏与杨知县第二次密谈的内容。杨知县发现尸体上的诗句，已经感到事态的严重，正不知道如何办理，却有全春霖居然不怕冒杀母大罪，前来自首，所以借坡下驴，将全春霖及潘妻全部押入大牢。原以为这个案件就可以了结了，哪里想到会有匕首插窗呢？杨知县觉得保命要紧，就将全春霖主仆及潘妻释放，以为可以蒙混过关，却没有想到潘妻拦了万巡按轿子喊冤，致使万巡按再度验尸，查出奸伪，再经审讯，最终查出实情。

案情大白，万巡按就可以援引律例判决了。此案中的张仁善因为奸杀王氏，被判处斩刑，没有什么疑义。然而，张大胆刺杀潘财主，以及给王氏定性的问题，则比较复杂。以王氏而言，她与潘财主通奸，就是有罪之人，而咬下张仁善的舌尖，被张仁善扼死，又应该是个烈妇。这个定性很关键，如果是有罪之人，张大胆杀死潘财主，就是出于义愤。如果是个烈妇，张大胆杀死潘财主，则属于枉杀他人。定性不同，关系到量刑不同。

万巡按采取两种不同的定性，张仁善所杀的王氏，乃是强奸烈妇致命，因此“合拟大辟之诛，难逃断剑之戮”。张大胆杀死潘财主，则是王氏与人有奸，是个有罪之人，使死友蒙羞，那么所杀的乃是奸夫，就是为死友雪恨了。一个朋友，能够破家为全荃送葬，又为了死去朋友的儿子去冒险杀人。张大胆敢于挺身而出，替全春霖杀仇人，可以称为义气。朋友之义在当时被推崇为人的美德，万巡按居然有感于张大胆是个“义侠”，将其无罪开释了。当然，开释的原因还有他揭发出杨知县受贿，有立功表现。既然杨知县受贿证据确凿，万巡按当然要进行弹劾，将其革职交刑部问罪。

此案仵作也受贿，按照《大明律·刑律·断狱·检验尸伤不以实》条规定，仵作要承担失出失入的罪责，如果赃重则计赃以枉法定罪。因为检验不实，导致全忠被判决凌迟，虽然没有执行，但也要承担失入减三等，未决再减一等之责，就要杖一百、徒三年。计赃20两，因为是无禄人，仅是杖一百。二罪并罚从重论，万巡按将仵作判决杖一百、徒三年。

张鹏举庇护儿子，诬告他人，按照诬告反坐，本应该是死罪，但被诬告者未决，得以减等，予以杖一百、流三千里的处罚。

那个从中作掮客的刑房书吏，万巡按当即将其立毙杖下。为什么万巡按不按照律例将刑房书吏拟罪，居然采取立毙杖下的处罚呢？原来，明代实行贱吏制度，对于书吏犯法有据者，主管官员可以将其杖毙，而不承担任何责任。刑房书吏为掮客，肯定得到了好处，而劝说杨知县，使之贪赃枉法，是证据确凿，因此不用按律拟罪，当时就可以处死。

全春霖出于义愤，欲杀奸夫报仇，但没有付诸实施，而为了解救家奴，避免恩人受累，主动承担罪责。万巡按认为其精神可嘉，赏银50两，助其完成学业。这正是：

登危临深古所戒，成仁取义非过情。

（清·吴廷华：《沈孝子歌》）

杨知县被关进刑部大牢，想到自己因为区区500两银子，就不问是非，胡乱裁断，也是后悔。但他并不是因为自己草菅人命而后悔，乃是后悔自己失去了官职。本来那时候的知县，“不贪不滥，一年三万”，来钱之道很多，如今三万两得不到了，500两也成为赃银，按照律例，至少被判绞刑。杨知县后悔当初不该收受贿赂，因为这个案仵并不难于审理，是贪小财而失大财。杨知县死到临头，还没有为他的错误裁断而忏悔，却心疼他丢去的官职，失去一年三万两的收入，真是贪官至死不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