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奇案：兔子戴官帽，刘安自首

明代弘治十二年（1499），山西大同的街道上走来一个身穿军服的男人， 手里拎着一男一女两个人头，大摇大摆地来到巡按衙 门自首。按照《大明律·刑律·人命·杀死奸夫》条规定：“凡妻妾与人奸通，而本夫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说白了，也就是说如果把正在通奸的两个人逮个正着，立刻杀死，是可以不负责任的。但这里强调“奸所”及“登时”，二者缺一不可。

那么这个军人杀死的这一男一女是在通奸现场杀死的吗？根据罪犯的交代，乃是分别杀死之后，将奸夫奸妇的头颅一起送官。前来投案自首的人名叫刘安，是刘千户之子，属于军户，现在身为旗军。

按照明代的制度，一入军户，非经皇帝特许或官至兵部尚书者，任何人都不能够更改户籍。一旦身为军户世代难改，在一般情况下，民户是不能与军户通婚的，否则有可能使民户变成军户。在明代前期，军户的地位较高，随着社会的稳定，军户失去往日的荣光，社会地位也日渐低下。

按照当时的规定，军户犯罪，应该由本卫的镇抚司审理，就相当于现在的军事法庭。但奇怪的是，这个刘安杀了人投案自首，竟然没有去镇抚司投案，而是去了身为文官的巡按处自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杀的不是一般人，其妻乃是三品指挥使的女儿。而指挥使又是镇抚司的顶头上司，如果到军事法庭投案自首，那对方为了替自己的顶头上司报杀女之仇，就很难公正地审理这个案件。所以刘安就来到巡按御史这里来投案。

巡按御史虽然仅仅是正七品，但号称代天子巡狩，各省军政长官都在其考察范围，拥有大事奏请皇帝裁决、小事即时处理的权力，因此当时的百姓都认为巡按是地方最大的官员，有什么冤屈都愿意到巡按那里去投诉。偌大一个辖区，只有巡按一人，哪里办得了这样多的事？所以其常常委派各府州县的佐贰官，也就是副职办理，因为朝廷授予了巡按“委署佐贰”的权力。被委署的佐贰官查阅诉状，发现死者于氏乃是正三品指挥使之女，杀人者是正五品千户之子，奸夫是木匠王文美。

佐贰官提讯刘安，据供：自己身为正丁旗军，现为大同镇军总旗（相当于排长，统兵56人），常年驻守在墩台，许久才回家看望。这一日回家，在路上听到自己的弟弟刘富说嫂子与人通奸，奸夫就是木匠王文美。当时非常愤怒，回到家中，见妻子于氏正在熟睡，不由得恶向胆边生，举刀将妻子杀死，并且把头颅割了下来。又打探到王文美所住之处，黑夜潜入，也将王文美杀死于梦中。心想妻父乃是指挥使，到镇抚司投首，等于是自投罗网，所以带着两颗头颅，前来巡按处投首。

根据供状，原本不难拟罪。按照《大明律·刑律·人命·杀死奸夫》条规定：“闻奸次日，追而杀之，并依故杀。”定罪，刘安可以按照故意杀人定罪，那就要是斩刑。问题是王文美如果是奸夫，就与于氏同是有罪之人，按照《大明律》规定，杀死有罪之人，是可以减等的，再加上刘安投首，按律还应该减三等，这样刘安充其量也就是杖一百了。刘安杀奸是两个地方，两个人没有在一起，就不能够算是奸所，而是否有奸，因为双方均已死去，也就死无对证。佐贰官无奈，只好提讯刘安的弟弟刘富。

据刘富讲：自己是亲眼看见嫂子与王文美奸宿，本想捉奸，但嫂子乃是尊长，捉奸不是卑幼应该做的事，就想告诉哥哥，没有想到哥哥性急，也不等到通奸之时再捉奸，就把奸夫淫妇都杀了。按照《大明律·刑律·人命·杀死奸夫》条规定，弟弟是可以捉奸之人，如果“弟见兄妻与人行奸，赶上杀死奸夫，依罪人不拒捕而杀”量刑，应该是绞刑，但所杀是有罪之人，也就可以减等，最多也就是杖一百。也就是说刘富如果确实是杀死奸夫，会被杖责一百。但是虽然弟弟可以捉奸，甚至能杀死奸夫，可却不能杀死嫂子。因为嫂子属于尊长，小叔子则为卑幼，所以法律规定：“卑幼不得杀尊长，犯则依故杀伯叔母姑兄姊律科断。”要是依照这条规定，小叔子就要被判斩刑。所以说如果当时刘富捉奸，是不能杀嫂子的。如果不能杀死嫂子，就不可能确认是在奸所及登时，嫂子不承认有奸，则就是枉杀平人，肯定是斩刑。也正因为如此，刘富怕触犯刑律，就没有贸然行动，而是把事情告诉了哥哥刘安。

那时候的人们都怕见官府，也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佐贰官调查了许多邻佑，不用说他们不知道于氏与人通奸之事，就是知道，也不会对官府讲，免得自己成为证人。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是可以对证人使用刑讯的，谁又肯冒着受刑讯的危险去给与自己无关的人作证呢？

佐贰官找不到其他的证人，只好将审讯情况向巡按汇报。巡按听完汇报之后，亲自审讯，对刘富用了刑。刘富虽然被打得鬼哭狼嚎的，但始终咬定嫂子与王文美通奸，巡按也就毫无办法了，只好按照《大明律》规定，将刘安按照罪人已就拘执而擅杀者来量刑，拟为绞监候，上报刑部核准。刘富因为是证人，不便关押，暂时释放。

明代有录囚制度，常常不定期地派遣一些郎中、员外郎之类的官员到各省去审录在押的囚犯，检查该省地方官办案情况，如果发现冤假错案，予以及时更正。这一年，朝廷委派刑部郎中顾天锡到山西省录囚，他走了几个府州之后，来到了大同。顾郎中在翻阅刘安杀奸的卷宗时，认为于氏与王文美通奸的证据不足，不能以刘富一人孤证，就确定他们是通奸。带着疑点，顾郎中明察暗访，最终也没有查到新的证据，就设计了两套方案：一是将刘安杀奸当成疑狱，先不急于判决，等到以后证据充分再行判决；二是奏请刑部，呈送皇帝，驳回巡按重新审讯。奏稿的核心内容是：“王文美、于氏，既非奸所捕获，亦非罪人已就拘执。只因听从弟弟酒后之言，乘着酒醉而杀奸，一时戕害二命，其理不通，其情难原。”既然是情理都说不过去，于法应该如何裁断呢？顾郎中也没有把握，所以郁郁不乐。当天夜里，顾郎中做梦，“见一妇以发蒙面，于马首称冤，遂惊寤，毛发棘竖”。也就是说，顾郎中于梦中看见一名妇女，将头发遮挡住脸部，拦住自己的马喊冤，这样鬼怪的样子将他惊醒了，觉得非常可怕，连汗毛都竖了起来，并且出了许多冷汗。

顾郎中想起白天写的两套方案，如果确定为疑狱，就不知道何时才能够审理清楚，若是于氏真有冤屈，岂不是使鬼神不宁？所以毅然决然地采取第二套方案，奏请皇帝驳回审理。顾郎中的所作所为，深得时人赞许，评议云：“观此则治狱者，其无以民命为可忽，以幽冥为易欺，而徇情上下其手哉！”也就是说办理案件，千万不可以认为民命不值钱，神灵鬼魂易欺骗，就敢于官官相护徇情面，在办案过程中上下其手。

案件被驳回重审，但如何审理呢？巡按发现某府推官李某有办案之才，就委派李推官全权审理此案。这是报请皇帝驳回的案件，就成为钦案，如果办理不善，办案者的身家性命堪忧。

李推官是进士出身，却也少士人那种酸腐之气。接到巡按的委任之后，他打扮成外地客商，带着两个家人，在大同城郊私访。这一天，李推官来到木匠王文美的宅院查看。因为该宅院有人被杀死，当时人们认为是凶宅，无人敢来租赁。王文美被杀已经三年，宅院无人居住，如今已经是荒草丛生。李推官因为是装扮成客商，不好进去查看，便围着院子转了一圈，忽然发现有一处墙刚刚用石灰涂抹过，显得分外扎眼，就走了过去，发现上面不知道是谁画了一只兔子，头上戴着一顶官帽，活灵活现，十分有趣。李推官想：“兔子戴帽，这不是一个‘冤’字吗？这是何人所画呢？给兔子戴上官帽，也是分明指斥官员造成冤狱，想必作此画者知道内情。画画就是让人看的，此作画之人并没有画在临街的墙上，却画在侧面，这里非常僻静，观看的人不会多，莫非作画人也做贼心虚？抑或是怕人知觉，将其告到官府。”按照《大明律·刑律·贼盗·造妖 书妖言》条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若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这种讽刺官府的漫画，足可以按照妖书来看待，画画者可以被判斩刑，即便是私自收藏，一旦被发觉，也要杖一百、徒三年。这也就无怪乎画画者于隐蔽之处作画了。李推官思来想去，觉得画画者肯定是知情人，必须找到他，或许可以破获这起钦案。

李推官虽然生得五大三粗，缺少进士的气质，毕竟也是进士出身，琴棋书画，也是无所不通，所以当下临摹下此画，又让家人将墙上之画涂掉，不再让别人看见，免得因此兴大狱，连累许多无辜之人。

李推官回府之后，仔细揣摩这幅画，以画家的眼光端详，想从其中寻找出某些特点，以便进一步查找作画之人。李推官揣摩了两日，若有所得，便又穿上商人的衣服，带着家人来到集市，专门寻找书画。在一家书肆，李推官发现了一幅仕女图，仔细端详，觉得与兔子戴官帽图的笔法略同。再看看题款，知道画者的姓名，向店家打听出画者的住址，就将此画买了下来。回到府邸，再将兔子戴官帽图比对，确信就是一人所为，就带着这两幅画来到画者之家。李推官先敲门询问，声称是买画者，里面的人才开了门。李推官打量画者，不过30余岁，生得文静，不像生事之人，便要该人借一步说话。两个人一起来到后院画室，李推官将手中两幅画展开，指着兔子戴官帽图说：“这幅画可是老弟所为？”

人说行家看门道，见李推官说出行家的话，画者大惊失色，也不敢矢口否认，只哀求李推官多多关照。此时李推官亮明身份，并且发誓，只要画者说出真情，绝不追究其责任，并且告知此画已经涂抹，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只要李推官不讲，绝对无人知晓。画者自知罪责深重，见李推官信誓旦旦，也就把自己所知一五一十地讲出来。

原来刘富身为随营余丁，也不用操练，再加上自己的父亲是千户。倚仗父辈的权势，在大同城横行无忌。刘富与一帮无赖混在一起，无所事事，在街上游荡，时不时敲诈别人一些银钱，然后与无赖们一起去酒馆猜拳饮酒，之后借着酒气在街上专门寻找大姑娘、小媳妇，用语言调戏，而这些大姑娘、小媳妇见他们撒酒疯，也不敢与之计较，只好慌忙逃窜，惹得这些无赖们哈哈大笑。

这一天，木匠王文美的妻子尹氏，上街买东西，遇上了刘富调戏。尹氏很少出门，不知道刘富这帮无赖的厉害，便破口大骂。刘富何曾受过这等辱骂，抬手就是一巴掌，将尹氏打个满脸花，无赖们涌上，将尹氏按倒在地，胡掐乱摸。街上的人们都畏惧无赖，也没有人敢上前救助。画者见势不妙，急忙去找王文美，让他去喊差役前来。王文美在衙门中干些木匠活计，认识几个衙役，就喊上他们，一起来到大街。无赖们见衙役们来到，呼哨一声，早就消失在小巷。

画者说他是王文美的生前好友，王文美为人很是正直善良，又胆小怕事，不可能与人通奸。再说了，那个死去的三品指挥使女儿，家里丫鬟老妈子有好几个，王文美如何能到她家去行奸呢？要说王文美奸占人妻，就是打死我也不会相信，显然是遭人陷害，如今他身死妻改嫁，好不凄惨。这个陷害者是谁呢？应该就是刘富。

画者认为刘富那厮居然记仇，等哥哥刘安回来，就诬告嫂子与王文美通奸，想借哥哥之手把他杀了，替自己出口恶气。谁曾想哥哥回去先杀了嫂子，又杀了王文美，提着两颗人头到巡按那里投首。官府因为找不到王文美与于氏通奸的证据，只能够听信刘富的证言，将刘安拟为绞监候，而刘富却安然无恙。画者知道这是冤案，但不敢出头露面。如今两个人全都死去，找谁去对证呢？弄不好再被刘富得知， 自己再遭陷害，所以隐忍下来。前不久听说顾郎中来大同录囚，以为能够申雪冤案。后来听说顾郎中上奏皇帝，驳回重审，画者知道承审官还会调查，就在王文美宅院僻静之处作画，想告知此乃是冤案，却不想被李推官寻找到。如果要按照“妖书妖言”定罪，画者有可能会被斩首，如今只有恳求李推官手下留情。李推官已经答应不牵连画者，所以并没有追究，还给了他几两银子，好言安抚，因此文献没有留下画者的真实姓名。

李推官得知这样的情况之后，派人去找尹氏，而尹氏因为丈夫被杀，就回了娘家，另嫁给离石县（今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的一个石匠。尹氏是此案的主要人证，不但认识刘富，也认识几个无赖，所以必须到案。李推官禀告巡按，好在离石县离此不远，巡按一纸文书，离石知县便把尹氏送到了大同。

尹氏被带到之后，李推官当即提审刘富，并捕获几名无赖。刘富等人无法抵赖，只好招认诬告是实，他也没有想到哥哥会杀了嫂子，如今也是经常做噩梦，梦见嫂子向他索命。没有想到哥哥被判绞监候，若是哥哥死了，就是他害死的。更没有想到李推官能够把尹氏找来作证，到现在始知鬼神难欺了。如今只求一死，给嫂子偿命，请求李推官放过哥哥，以延续刘家的血脉。

事情完全是因为刘富引起的，一句诬陷的话，导致两个无辜的人被杀害，实在是罪责难逃。李推官将刘富拟为斩刑，刘安因为犯罪以后投首，按律应该是减三等，便罪不至死了。因为刘安是旗军，不能够脱离军籍，就将其拟为发边远充军。拟判上报以后，巡按又过了一次堂，确信无误，就奏请皇帝，奉旨：依议。也就是按照李推官拟罪执行，刘富被押赴市曹斩首，刘安被发配到云南，其余的无赖被枷号示众一个月，尹氏被护送回离石县。这正是：

恶语伤人恨难消，无中生有罪何逃？

此案一波三折，皆因刘富恶毒伤人而起，因无旁证，官府无法证实于氏与王文美是否有奸，也只好按照杀奸来量刑，不但使诬陷者逃于法网，还使死者蒙冤，让死者亲属为之蒙羞。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刘富的行径不是没有人知道，但人们畏惧黑势力，也畏惧官府，又有谁敢出来作证呢？不敢作证，只能在暗地里悄悄鸣不平，稍有发泄，就有可能触动官府的忌讳，招来杀身之祸。画者的一幅兔子戴官帽的画，如果被定为妖书妖言，肯定是杀头之罪。也就是遇上李推官这样的清官，只求问明案情的真相，不想牵连无辜，画者才得以幸免于难，但画者也因此没能够名留青史。人的生命最宝贵，生则可见到世间冷暖，品尝人生各种滋味，而失去生命，固然可以求得身后名，那也不是自己能够知道的了。

明代思南府印江县（今属贵州铜仁市），是弘治七年（1494）六月才设置的县，此前乃是蛮夷长官司，隶属于思南宣慰司，如今裁撤长官司，改置县，隶属于思南府，乃是改土归流的结果。(www.xing528.com)

什么是改土归流呢？这可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土司制度是在唐宋时期羁縻州县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实质是“以土官治土民”，承认各少数民族的世袭首领地位，给予其官职头衔，以进行间接统治，朝廷政令实际上并没有在这些地区真正贯彻执行。土司制度弊病很多，土司对内残暴统治属民，对中央叛服无常，骚扰与之接壤的汉民，土司之间也不断发生战争。所以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大多主张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即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州、县，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也就是朝廷任命的、非世袭的官员进行管理。

印江在改土归流以前，朝廷委派佐贰官来协助土官办事，也就是说长官司的长官为土官，是当地的少数民族头领世袭官职，而朝廷派流官县丞、主簿、吏目、典史等辅佐土官，实际上是对土官实施监督。这些流官虽然品阶不高，但也是朝廷命官，难免趾高气扬，当然也会引起当地土人的不满。朝廷派遣来的流官，是三年一任，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必然要寻找自己的心腹，同时也想尽办法多捞些钱财。恰恰印江有土人靳保等八人，特别会见风使舵，凡是流官来到，他们都是曲意奉承，在骗取流官的信任以后，就献计谋、奉命令、访外事，专门寻找各乡富户进行敲诈勒索，怂恿流官罗织罪名，将这些富户关押起来，然后让他们出钱赎罪。流官为了自己的私囊，也乐于听从他们的诬告，而钱财之事则通过靳保等八人之手来索取，所以流官得了多少钱财，他们都知道得清清楚楚，而流官却不知道他们拿了多少。流官任满，在要离开的时候，靳保等八人就共谋将之杀掉，或投毒、或行刺，却托言流官衙门鬼魅多，流官乃是为鬼所杀害。等上官派人来调查，这几个人朋奸为党，众口一词，上司也找不到什么证据，再加上流官多是微末小官，上司也犯不上大动干戈地审理，以免激起土人的不满，所以便含糊上报，最终是不了了之。靳保等八人害死流官，将其三年敲诈勒索的钱财瓜分，等于是流官狠命地勒索钱财，其实是在为他们攒钱，最终还要丢掉性命。

接连几任流官都死于非命，后任的流官便加倍小心，调来数十名官军，来防守衙门，又在衙门四周挖了壕沟，连接大门之处设有吊桥，平时吊桥高悬，只有流官出入时才放下。结果衙门还是经常闹鬼，不但官军死了数人，流官的性命也没有保住，所以衙门有鬼的传说，也就此远近闻名了。

印江县改土归流以后，首任知县是山东举人周文。他被任命为知县，乃是自己积极争取而来的，并非正常任命。按照明代制度，举人三考不中进士，就可以进行大挑，称为“九年大挑”，然后由吏部任命为官。举人最好的缺位就是知县，一般都只能选为教谕、训导等所谓的学官。

印江衙门有鬼之名，在京师已经是广为传播，所有的候选人都不愿意被选为印江知县，因此知县候选人都上下打点活动，希望能够避开此缺。有个名叫尤思廉的举人，因为家道清贫，无钱上下打点，结果他被铨选为印江知县。尤思廉听说以后，非常伤感，就对一起候选的人讲：“我尤某一生贫难，辛苦读书，幸得考中举人，以为从此就可以发迹，与贫难无缘了。谁能够料到被选为印江知县呢？如今贫难是没有了，但性命却保不住，为什么倒霉的事总轮上我呢？”

当时，周文与尤思廉同住一个旅店，听到他的感叹，便上前安慰说：“尤兄，为何要说此等丧气话呢？岂有身为知县而保不住性命的道理呢？要是我当了印江知县，绝对不会有事，只是老弟我没有这个命，也不知道我会选到哪个边远的县去当教谕、训导，只能够当一辈子穷教官了。”

尤思廉说：“我宁愿去当教官，也不愿意当这个知县。你知道，这个县没有一个官能够活着出来，如果老弟愿意当此官，就多出一些关节银两，一定能够谋到此缺，反正我也不愿意到那里为官，拼上一年，来年再选个地方，绝不会再是这样的鬼地方了！”

周文听罢大喜说：“如果能够任命我为印江知县，出多少关节银我都愿意。这事还要老兄帮忙，事成之后，老弟我另有重谢。”于是周文同尤思廉一起商议如何打通关节之事。尤思廉见有利可图，便托人找到吏部管铨选事务的文选清吏司郎中，做了些手脚，就让周文顶替他去当印江知县了。反正这是一个人人都不想当的官缺，有人愿意去，又能够得到钱，何乐而不为呢！而尤思廉愿意为教谕，算是高职低就，来一个“知县改教”，算是不听从铨选的处分，于公于私，都交代得过去。

周文欢欢喜喜地上任，但也心怀顾忌，所以不敢把家眷带到任上，只带去两个贴身仆人。印江是新设的县，县衙就设在原来流官所住的衙署，所用的书吏及衙役，依然是以前的本地人，而靳保等八人仍然在其中。过了两个月，周知县与靳保等人混熟了，便仔细询问以前流官如何被鬼所害的事情。听完众人陈述，周知县想：“此前的流官刚刚上任的时候，衙门里并没有闹鬼，而当快要任满的时候才闹鬼，显然其中别有原因。再说了，以前所听说的鬼，都是将人迷惑，在人抵挡不住鬼的缠绕时，往往都是自杀，而前任的流官们却是被鬼用刀杀死的，从来没有听说鬼能够用刀杀人的，显然是衙门内有人假借鬼的名义而杀人，而这些人必定是流官所亲近者。”

一般来说，流官都是朝廷任命的汉人，很难与当地的少数民族进行交流，而靳保等人不仅精通该地的民族语言，而且汉语也很纯熟，能够心甘情愿地为汉官服务，而且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就不能不使周知县产生怀疑。这些人千方百计地接近流官，而且主动地出主意、献计谋，替流官排忧解难，显然是流官所亲近者。周知县虽然怀疑杀害流官乃是靳保等八人所为，但是没有证据，也不好追究，更不能够让他们看出自己有怀疑的样子，所以表面上对他们重用如故，而且是言听计从，将一些重要的事务交予他们办理。

靳保等八人见县太爷信任他们，也是勤谨守任，忙前忙后，非常卖力，却不知道周知县对他们已经是处处防备。周知县白天休息，就在大堂东侧的暖阁里，晚间睡觉，就在后堂的东厢房，而两个仆人睡在西厢房。

周知县暗中观察靳保等八人的举动，看到他们常常来东西厢房附近窥测，有时候还向房内张望，就觉得这些人可能会有所图，因此，就每天晚上在东厢房床前悬挂三支蘸满朱墨的朱笔，在西厢房床前悬挂三支蘸满黑墨的墨笔，而自己与仆人则搬在后院的楼房中，设置两张床铺，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来到后院楼房住宿，东西厢房则成为空房，外人都不知晓这是周知县所设的空城计。

空城计是三十六计之第三十二计，而《三国演义》第95回讲到街亭失守之后，司马懿大军直逼西城，诸葛亮因为无处调兵，便大开城门，并在城楼抚琴，司马懿疑有埋伏，遂退兵而去。所以歇后语有云：孔明大摆空城计——化险为夷。其实空城计是从《易经·解卦》推演而来的，象辞云：“刚柔之际，义无咎也。”而本计的要点是：“虚者虚之，疑中生疑。刚柔之际，奇而复奇。”也就是说，虽然没有设防，却要故意显示其空隙，使本来就疑窦丛生的敌对方更加疑上加疑而难以揣摩虚实。

周知县发现靳保等八人常常引导自己如何赚钱，便想到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道理，想必是此前的流官因为捞钱才会死于非命。既然靳保等人引导自己发财，想必他们另有所图。周知县派仆人打探，发现每次敛财的时候，靳保等人都是将所得银钱全部上缴，他们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天底下哪里有帮助别人发财，而自己却分文不取呢？周知县更加疑心，便将计就计，表现出对捞钱有极大的兴趣，是来者不拒。

周知县办事能力极强，如今有靳保等八人为耳目，四处诬告抓人，因此受理了许多词讼，他不但能够判如流水，而且处理简洁，所以来钱极快，不到半年，所得到的赃罚银、常例钱，就将近三四千两，早就把此前所花费的关节银全部赚回来，还略有所余。

这一天，靳保等检举本县一个富户勾结盗匪，乃是为盗贼窝主。按照《大明律·刑律·贼盗·盗贼窝主》条规定：“凡强盗窝主造意，身虽不行，但分赃者，斩。若不行，又不分赃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共谋者，行而不分赃，及分赃而不行，皆斩。若不行又不分赃者，杖一百。”诬告勾结盗匪，显然就是共谋，因此，不管你是否有强盗行为，有赃无赃，都要被斩首。富户当然知道罪责深重，因此即便是倾家荡产，也要洗去自己的贼名，所以肯出大价钱。周知县因此净赚两千两白银，再加上以前所得，可以说是宦囊丰厚了。

见到周知县赚到了大钱，靳保等八人觉得时机成熟，就准备下手了。衙门外的护壕与衙门内的水池相连，隔墙之处用竹篱笆封堵。靳保等八人搬开竹篱笆，带刀潜入衙门，分成两组。一组前往东厢房去刺杀周知县，一组前往西厢房刺杀两个仆人。众人来到床前，伸手向床上摸去，并没有摸到人，却未想到被挂在床上的朱墨笔所点污。此时乃是二更时分，夜深人静，稍微有些响动，就会听得十分清晰。周知县听到前院有开门的声音，就急忙喊醒两个仆人，然后点起火烛，高声呼喊：“衙门内闹鬼了，看守衙门的人赶快点起火把，一起前来驱鬼！”靳保等人听到喊声，知道周知县主仆三人在一起，又隔着院墙，如今又喊醒看守衙门的人，知道不能够下手了，就赶快从竹篱笆那里逃出衙门。

看守衙门的人点起火把，周知县令他们放下吊桥，把驻守衙 门外的官军及靳保等人喊了进来。周知县看到靳保等人脸上有朱墨痕迹，已经知道是他们前来行刺了，因此时官军及看守衙门的人都不知情，周知县主仆三人若贸然行动，很有可能打虎不死，反受其害。于是周知县将计就计，假装不知道行刺之事，便说：“今夜衙门内果然有鬼，不能够再在后衙住了，赶快把印箱抬出来，我们到大堂去升堂。”靳保等人以为周知县真的怕鬼，也没有猜疑，就伙同众人把装有官印的印箱送到大堂。周知县传令，将典史、教谕、各房书吏、三班衙役等，都召集到大堂来议事。当各官都入座，书吏、衙役站定之后，周知县喝令衙役将靳保等八人拿下，分别给他们上了夹棍，然后说：“我请众位同僚及书吏、衙役到此，就是要共同审鬼。这些鬼不是别人，乃是靳保等八人也！尔等谋杀本官，该当何罪！”

靳保等八人如何承认，狡辩说：“明明是鬼魅为灾，大老爷为什么要怪罪小的们呢？”

周知县说：“鬼岂能够持刀杀人！此前的流官，都是你辈所杀。本官在东西厢房所设的都是假床，东厢房床前系有三管湿朱笔，西厢房床前悬有三管湿墨笔。你辈进入房中行刺，脸上及身上都触有朱墨，如今朱墨痕迹尚在，乃是明证，还敢诡辩有鬼耶！”众人此时才发现靳保等八人脸上及身上都有朱墨痕迹，也都纷纷感叹周知县办事神奇。

周知县当即派人查抄靳保等八人的家，每个人家里都搜出价值万两的金银财宝，他们都身为衙役，每年仅有六两工食银，即便是不吃不喝，这十余年也积攒不下如此巨额的财产，显然是不义之财。周知县再传集当地各村寨的里长或头人，让他们指证这些财产的来历。当地的土家族、苗族百姓，对靳保等八人勾结官府祸害他们，已经是深恶痛绝，就将他们是如何勾结流官敲诈本族富户，乃是本族败类的事情讲出，个个都是义愤填膺，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此前被敲诈两千两白银的富户也来鸣冤，诉说靳保等人如何迫害自己。这样的情况下，靳保等八人可谓是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谋杀知县的行为也暴露了，在严刑之下，也就不得不交代他们此前谋害流官的事情。

于是周知县向上司写申文，讲述靳保等八人是如何作恶多端的：他们素蓄祸心，潜谋不轨，历杀长官，乃是积弥天之恶。这些人使长官死于他乡之草莽，而宦金则入伊等之私囊。如今竟然敢谋杀新任父母官，实在是罪恶滔天。按照《大明律·刑律·人命·谋杀制使及本管长官》条规定：“部民谋杀本属知府、知州、知县，军士谋杀本管指挥、千户、百户，若吏卒谋杀本部五品以上长官，已行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已伤者，绞；已杀者，皆斩。”因为靳保等八人此前已经谋杀了数名流官，所以周知县将他们拟为斩首，“财产籍没。未敢擅便，伏候公裁”。

申文经巡抚、巡按核准，将靳保等八人判决斩首，乃是决不待时，也就是斩立决。财产皆籍没入官，其妻子皆流于远地。巡抚、巡按都夸奖周知县有能力，年终考核，列为上等，所以周知县连任九年后，即升为州通判。史料称周知县办理此案之后，“县境肃清，无不慑服”，印江县也逐渐成为社会秩序安定的地方，而兴学重教，移风易俗，也使该地的民风有了很大的改观，故《明实录》讲“寝成礼让之俗，二百年余，无复夷患”。这正是：

诱陷迷惑施巧计，查获群奸靠奇谋。

正因为周知县善于用谋，所以时人称颂他的神明之处就在于“独知鬼不能杀人，而杀人者必贼，故深提防之，而遂尽歼群奸”。作为一名官员，相信鬼能作祟，当然会害怕鬼魅。官员害怕鬼魅，其实有深层次的原因。俗话说：平时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有些官员平常所做的亏心事太多，所以心中有鬼。比如说此案的官员们，各个都贪财，在任内疯狂地捞银子，能不亏心吗！古人说：“儒者莫要于穷理，理明则奸邪不能欺，神鬼不能惑。”也就是说，大凡有知识的人，最重要的是要明白道理，懂得道理以后，就可以奸邪不能欺，神鬼不能惑了。《易·说卦》云：“穷理尽兴，以至于命。”只有彻底推究事物的道理，透彻了解人类的天性，才能够把握好自己的命运。那么官员应该彻底推究事物的哪些道理呢？那就是要处处为百姓着想，只有让百姓得到真正的实惠，即便他有些自私，百姓们往往也能够原谅他。这位印江县周知县，虽然在任九年，宦囊丰厚，但其除去为害一方的奸恶之人，维持该县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时人认为他“良可尚也”，也就是值得崇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