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创立的枢轴时代论（Axial Age），认为公元前6世纪是世界历史上的枢轴时代。因为在这一时期前后，出现了中国的孔子、印度的佛陀、波斯的琐罗亚斯德、犹太的以赛亚、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在他们的促动下，从东亚、南亚、西亚、中东到希腊，人类文化取得了第一次大突破，人类进入文明（雅斯贝斯显然是把系统化了的理性知识作为文明的标志），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转机，所以把这个时代称之为枢轴时代。至于为什么世界历史上几乎同时出现如此重大的变局，雅斯贝斯并没有给予更多说明。
这里之所以提到雅斯贝斯的枢轴时代论，并不是想以此作为线索去探讨世界历史，目的在于进一步说明：枢轴时代应当是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因素在某一时期连续出现，并且在某一地域连续发生、连续分布，从而导致这个时代这个地域内文化上知识上大变动的出现。这一现象，如同有一个定位的枢轴一样，在某一时代，处于枢轴转动范围内的所有地域都受其影响而协同联动，发展变化。因而，枢轴时代这个概念，不光可以使用于公元前6世纪的世界历史，也可以应用到不同的时代和地域。
以枢轴论来考察古代巴蜀，可以看出，先秦巴蜀还没有被包容在中原枢轴之内。中原枢轴的性质定位，雅斯贝斯是以孔子为坐标的。许倬云先生进一步论证说，枢轴时代必须突破的先决条件有三个：第一，要有相当程度的国家组织；第二，要有文字和专业知识分子；第三，要有剧烈的社会变革，兴亡起伏的剧变导致知识分子失去地位，失去专业，转化为游离的知识分子，才可能对神圣传统提出疑问，由疑问而反省，而瞿然提出新见解，终于突破并超越习俗的神秘，把古代文化提升到枢轴时代的新境界[1]。
中原枢轴时代以孔子为轴心，带动了儒、墨、道、法等九流十家的协同振动和运转，尽管各家时有矛盾冲突，但毕竟围绕同一个轴心作同向、反向或交叉的运动，没有一家外于以孔子为轴心的枢轴。于是，中原的枢轴时代从学术上使华夏文化加深了各个地域间的亲和力、凝聚力和整合力[2]，因而战国时代的大变局也就预示了后来的大统一。
从学术文化体系上看，在先秦时代，巴蜀仍在中原枢轴之外，除战国末叶有臣君子、鹖冠子研习道家学术而外，几乎没有其他九流十家的学术影响痕迹[3]。这种情形，实有其深刻的政治和文化背景。
巴蜀地区在地理上距离中原遥远，“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4]。由于秦岭、大巴山、米仓山系的阻隔，使它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政治上，先秦巴蜀也主要是自成政治单位的。虽然在夏、商时代，巴蜀与中原有这样那样的和战关系，西周时代巴、蜀也是周王室册封的诸侯，但古蜀王国在“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5]，巴国则因“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6]，均与中原缺乏经常的政治联系，不能在政治上与中原同步演进，事实上是在中原枢轴之外。战国前期，当中原列国纷纷掀起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之时，西方的秦国起而响应，虽变法较晚，但却后来居上，变法彻底，又积极参与“中国诸侯”之政[7]，文化上则采取开放政策，吸纳并延请三晋纵横家和法家知名人物入秦主持变法，“移风易俗”[8]，以此与中原诸夏所奉行的儒家学说相抗衡，作为进一步发动统一战争的理论基础。结果是政治上与中原诸夏充分融为一体，文化上更加强了同中原诸夏的交流和融合。南方的楚国，东方的吴国和越国，也在政治上积极参与诸侯争霸，文化上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则应运而生，与齐鲁儒家、秦晋法家和纵横家等分庭抗礼，遂成百家争鸣之局，并在这一动态局面中与中原融为一体，汇入到中原枢轴之中。唯有巴蜀，僻在西南，为“戎狄之长”[9]，既不预中原之政，不参与中原列国轰轰烈烈的变法潮流，又不预中原学术，不参与百家争鸣。这两大特点，说明了先秦巴蜀外于中原枢轴的事实。
巴、蜀自古有其国家组织，控制资源，掌握军队，维护王权，其政治势力主要是向西南边徼大力伸张；又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知识分子，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文字系统，物质文明也曾取得极大进步。但由于政治上与中原之政脱节，不在中原政治经济大变革的连锁反应圈以内，所以墨守成规，神圣传统一脉相承，一传再传，缺乏精英起而反省的内部条件，因而不能在文化上取得突破，更不能对传统习俗提出质疑，又遑论超越？巴蜀自身既不能引发并创建枢轴时代，又不能与中原枢轴连为一体，所以先秦巴蜀没有产生出思想家，是不足为奇的。
秦灭巴蜀，设置郡县，是巴蜀进入中原枢轴的转机。但是，秦灭巴蜀的时代，正是秦的法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走向野蛮化的时代。如果说，商鞅时代秦还允许一点学术和思想自由，允许儒法之争存在的话，那么，到秦惠王、秦昭王尤其秦始皇时代，这一点点自由的学术和思想空间已被完全窒息。秦任刑罚，民以吏为师[10]，不允许自由的学术环境存在。在这种残酷的政治和文化条件下，巴蜀不但没有产生出思想家，反而发扬了神圣的宗教传统，政治上经济上虽然被纳入以秦为符号的中华枢轴之内，然而文化上却仍然在枢轴之外，两者出现了明显的脱节。
真正使巴蜀融入中华枢轴的是汉代。汉兴，实行轻徭薄赋缓刑的政策，文化上允许百家共存，惠帝四年“除挟书律”[11]，此后才有思想家的逐渐出现。不过，巴蜀地区由于神权思想对人们精神世界的长期禁锢，加上自古以来重形象艺术而不重逻辑思辨的传统思维方式，所以汉代巴蜀最早产生的大学问家不是思想家而是文学家，司马相如就是“以文辞显于世”的大文学家[12]。经文翁在蜀兴学，巴、汉亦化之[13]，其后，“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14]，已是西汉后期之事。直到这时，巴蜀才产生真正的思想家。严遵（严君平）和扬雄是名闻全国的大思想家，严遵的《老子指归》 “为道书之宗”[15]，扬雄的《太玄》为学者所推崇[16]，均表明了这个事实。
汉代巴蜀学者著书立说，均为私家著述，这是巴蜀文化已然汉化的最重要标志。这一现象足可说明，汉代巴蜀文化的转型，不但已经超越了文化认同的阶段，还进一步发展到了文化自觉的阶段，从意识深处已认为自身是汉文化圈中当然的一员。
汉代巴蜀思想家的产生，意味着巴蜀成为中华枢轴中成熟的一员。其政治与文化背景有四：首先是巴蜀在政治上为汉高祖“帝业所兴”之地[17]，高祖五年，汉军中的大批巴蜀士卒罢兵回家，均获五级以上爵位，成为巴蜀各地的大姓望族，加深了巴蜀对汉王朝的政治向心力；第二是汉王朝放宽思想禁锢，允许百家存在，武帝时虽独尊儒术，但百家之术仍在天下郡国不同程度地发展，巴蜀则突出发展了道家学术和易学；第三是汉王朝吸收天下精英入为朝官，既加强了汉王朝的中央集权，提高了汉王朝认识处理天下郡国各类事物的能力和水平，又加强了中央王朝同全国各地的文化和感情联系，巴蜀地区的精英人物如司马相如、落下闳、王褒、扬雄等均在京师任为朝官，在文化上思想上感情上保持并维护着巴蜀与京师的各种联系；最后，最为重要的是，汉景、武之间，蜀郡守文翁在成都兴办学堂，改造了巴蜀的“蛮夷之风”[18]，使巴蜀逐步从文化认同转变为文化自觉，最终超越了神圣传统，在思想上、文化上与汉文化融为一体。
作为独立王国的先秦巴蜀，与作为大一统帝国郡县的秦汉巴蜀，在思想上文化上的调控机制和原动力是大不一样的。先秦巴蜀文化的调控机制和原动力是宗教神权，它们不预中原之政，不图变法革新，没有加入中原枢轴，思想上文化上也主要是没有突破神圣传统所致。汉代则不同。汉代巴蜀文化发展的原动力有二：一是中央王朝开通经学之途，以“禄利之路”吸引人才[19]，二是汉王朝允许地方文化和宗教基本内核的保存和传承，使其与汉文化充分地融会整合为一体。所以，汉代巴蜀文化一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传统特征，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浓厚的汉文化特色。其中的突出事例有二：一是文翁兴学，蜀人县邑吏民“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20]；二是巴蜀学者数量日益增多，东汉又超过西汉[21]。说明巴蜀文化已完全转化为汉文化，原有的神圣传统仅作为地方文化因素，化为地方习俗保存下来。可见，巴蜀融入中华枢轴，完全改变了它的文化性质和发展方向，由此获得了重要的文明进步。
如果从突破和超越上说，那么汉代才是中国文化真正的枢轴时代，因为它是统一中国的枢轴时代，而不仅仅是中原诸夏的枢轴时代。
借用梁任公《中国史叙论》关于“中国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这一概念，可以说，先秦的巴蜀是巴蜀的巴蜀，而秦汉的巴蜀则是中国的巴蜀。
【注释】
[1]许倬云：《枢轴时代在中国的发生》，《历史分光镜》，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277页。
[2]学术争论的范围越广，文化认同的范围就越广。这里所说的亲和力、凝聚力和整合力，都是指文化而言，而不是指学术观点。
[3]刘向《别录》和《汉书·艺文志》有“尸佼入蜀”之说。尸佼为杂家，入蜀后对蜀可能有一定影响，但未见影响之迹。
[5]《华阳国志·蜀志》。
[6]《华阳国志·巴志》。
[7]《史记·秦本纪》。
[8]《史记·商君列传》。
[9]《战国策·秦策一》。
[10]《史记·秦始皇本纪》。
[11]《汉书·惠帝纪》。
[12]《汉书·地理志》。
[13]《汉书·文翁传》，《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
[14]《汉书·地理志》。
[15]《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
[16]《汉书·艺文志》，《三国志·魏志·王朗传》，《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后汉书·张衡传》，《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
[17]《华阳国志·汉中志》。
[18]《汉书·文翁传》。
[19]《汉书·儒林传·赞》。
[20]《汉书·文翁传》。
[21]见《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梁益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