氐、羌民族的历史十分悠久，在商代就已屡见于史册。《诗经·商颂·殷武》：“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竹书纪年》成汤十九年：“氐、羌来宾。”又载武丁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又载：“是时（殷）舆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荆蛮，北不过朔方，而颂声作。”《尚书·牧誓》记载西土八国有羌人。《逸周书·王会》：“氏、羌以鸾鸟。”都表明氐、羌为古老民族。
氏、羌同源异流，原居西北甘青高原，后分化为两族。羌，殷墟甲骨文屡见，其字从羊从人。《说文》：“羌，西戎牧羊人也”，是以畜牧业为主并营粗耕农业的民族。氐，《说文》释为“本也”，原为低、平之义[39]。《逸周书·王会》孔晁注曰：“低地羌，羌不同，故谓之氐羌，今谓之氐矣。”鱼豢《魏略·西戎传》说氐人“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又说“其嫁娶有似于羌”，“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氐、羌在语言、风俗上的相同处，正是两者同源之证。而氐人“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40]，以农业为主，羌人则“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41]。氐人“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42]，羌人则是“其屋，织犛牛尾及羖羊毛覆之”[43]。两者的差异，又正是其异流的极好证据。综此可知，氐族其实就是从羌族中分化出来后由高地向低地发展并主要经营农业的族类。其初始分化年代，至少可上溯到商代。
从考古学观察，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今甘肃、青海有众多民族活动居息。甘肃地区的古文化遗存，如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等，在广义上都同古羌人有一定关系[44]。分布在河西地区山丹、民乐至酒泉、玉门一带的火烧沟类型文化，年代与夏代相当，可能是古羌族文化的一支。而相当于殷商时期的辛店文化，也与古羌人有关。在陇山之东西，则分布有相当于殷周时期的寺洼文化。它分两个类型[45]。寺洼类型分布在洮河流域和陇山以西的渭水流域，年代早于西周[46]；安国类型分布在甘肃的泾水、渭水、白龙江、西汉水诸流域，年代大致与西周同时[47]。寺洼文化这两种类型，应即是古代氐族的文化遗存[48]。它们西起洮河，东至白龙江、西汉水（嘉陵江上游），波及甘肃境内的泾水、渭水等域。这些地区，正是文献所记“世居岐、陇以南，汉川以西”[49]，以武都、阴平为中心的古氐人的分布区域[50]。可证寺洼文化为氐人所遗。而氐人所居之区，较之古羌人所居的河曲以西、以北[51]，地势相对说来既低且平，又多滨水，正与氐字本义相合。所谓低地之羌曰氐族，即由此而来。可见，氐、羌分化，在商代已是如此。
至于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均出陶双耳罐，则如上述氐、羌文化风俗的联系一样，是两者同源的反映。《吕氏春秋·义赏》：“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氐、羌均有火葬之俗。寺洼文化中火葬与土葬并存[52]，不仅证实了文献的可靠性，同时再次证明了古代氐、羌在族源上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种起源甚古的火葬之俗，直到战国秦汉时期仍在岷江上游氐人中流传[53]。
考古资料可以反映出氐羌由西北向西南迁徙的情况。近几十年来，在岷江上游及其支流杂谷脑河岸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大多分布在距河谷100米以上的台地上。这些遗址按其文化面貌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大的系统，一是含彩陶的系统，主要以属于仰韶晚期的茂县营盘山遗址[54]和汶川县姜维城遗址[55]为代表，一是不含彩陶而以夹砂陶和泥质陶为主的属于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如茂县白水寨遗址、茂县下关子遗址[56]、汶川县高坎遗址[57]、茂县沙乌都遗址[58]。后一个系统的即不含彩陶的文化，与四川盆地的新石器文化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而与含彩陶的系统在文化面貌上有较大的差别。含彩陶的系统与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等有较密切的关系。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从西北高原向西南传播到岷江上游干流及支流地区和大渡河上游和中游地区，这在考古学上是比较清楚的。而从甘青高原逶迤而南的石棺葬文化，也是沿着这条线路，一直分布到云南。可见，从史前到战国秦汉时期，在中国西部高原存在着一条民族走廊，它从西北经松潘草地到岷江上游和大渡河上游，又沿岷江和大渡河（其后转安宁河）河谷南下，而达云南的鲁甸、昭通、昆明、大理及贵州的毕节等地，通向西南的广大地区。
在这条线路即民族走廊分布的民族，历史上是属于氐羌系的族类，如今是藏缅语系的各族。如：今甘、青、川交界处，古代是西羌以及其后的党项羌，现在是藏族；岷江和大渡河上游，古代是冉
及其后的西山羌（包括嘉良），现在是羌族和藏族中的嘉戎支；沿大渡河及安宁河至滇东、黔西及昆明一带，古代是筰都、邛都、巂、靡莫、夜郎、滇等部落，或者是越巂羌、叟，现在主要是彝族；沿安宁河至大理一带，古代是摩沙和昆明，现在是纳西族、普米族和白族。据历史文献及本民族传说，这些族体的历史均可上溯到氐羌。就语言的系属而言，他们都是汉藏语系中藏缅语族之下的各族，有着亲缘的关系[59]。虽然在后来的长期历史发展中，这些氐羌系的部落相继发展为不同的族，但由于有着同源关系，因此具有很多共同点，最主要的一是语言接近，一是在历史传说、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诸方面，均具若干共同的特点。因此，古代的氐羌有着同源关系，从广义上说即是现今的藏缅语系各族，他们早在新石器时代就由西北高原向西南地区徙居了[60]。
氐、羌在今四川境内出现，可以追溯到夏商时代，这无论在文献还是考古资料中都有据可证。(www.xing528.com)
川西高原近年发现大批石棺葬，广泛分布于岷江上游、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在大渡河流域也有发现。川西石棺葬起源甚早，延续时间也很长。川西高原石棺葬的族属，总的说来应是氐、羌系统的文化遗存。
从石棺葬的起源看，近年考古说明，最早出现在西北高原。1975年在甘肃景泰县张家台墓地发现的22座半山类型墓葬中，既有木棺墓，也有石棺墓，以石棺墓为主[61]。半山类型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200～2000年[62]，相当于五帝时代之末和夏代之初的纪年范围，早于川西高原石棺葬。石棺葬于夏商时代出现在川西高原，说明氐羌系统的民族中，有一部分在此期间已进入川境，而不是过去所认为的春秋战国时代。但由于氐、羌同源异流，文化、风俗上异同并存，加以早期活动地域相近，很难区分彼此，因而西北石棺葬就很难划分具体族属。从景泰张家台石棺葬所揭示出来的情形看，无论是氐还是羌，都应有石棺葬传统，此外也还有土葬、火葬等传统，不可非此即彼，一概而论。由此出发，川西高原石棺葬属氐属羌，也不能一概而论。综合多方面资料，大体说来，岷江上游石棺葬应是氐族文化，雅砻江、金沙江和大渡河流域的石棺葬，则应是羌族文化。
在岷江上游汶、理、茂等县所属地区，当地羌族称石棺葬为“戈基嘎布”，意为“戈基人的墓”。在羌族端公（巫师）唱词和民间口头相传的《羌戈大战》长篇叙事诗中，戈基人是在羌族南下与之激战后被赶走的一个民族，先于羌人在岷江上游定居[63]。既然不是羌族墓葬，就只可能是氐族墓葬了。戈基人即是氐人。文献方面，《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建木，《淮南子·地形》谓“建木在都广”，《山海经·海内经》记有“都广之野”，即成都平原。都广之野以西，正是岷江上游之地。《汉书·地理志》记载秦在蜀西设湔氐道，湔氐道即是因氐人聚居而置。可见建木以西的氐人，恰恰是在岷江上游之地。所谓“建木西”，也恰与《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氐族冉
“在蜀之西”相合。又，《大戴礼记·帝系》说“青阳降居泜水”，《史记·五帝本纪》作“江水”，古以岷江为长江正源，可知此泜水指岷江，表明也与氐族有关。综此诸证，先秦岷江上游的石棺葬，应是氐族的文化遗存。
大渡河、雅砻江和金沙江流域的石棺葬，则应与古代羌族有关。据《水经·青衣水注》：“县故青衣羌国也。”青衣江、大渡河流域古为羌族地，有筰、徙等族，故其石棺葬应与青衣羌、牦牛羌等有关。雅砻江和金沙江流域也是古羌人居地。从巴塘扎金顶墓葬年代在公元前1285年即商代后期来看[64]，羌人早在商代就已入川，其南下路线当沿金沙江、雅砻江河谷而行。
综上所述，四川境内的氐羌民族系统至少在夏商时代就已出现，长期在川西高原劳动、生息和发展，成为川西地区的最主要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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