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夔作乐
据史载，巴地很早就产生了音乐。《世本·作篇》：“夔作乐。”夔即归。《水经·江水注》引《乐纬》曰：“昔归典叶声律。”又引宋衷曰：“归即夔，归乡盖夔乡矣。”把音乐和典叶声律之首功归于夔。据《山海经·海内南经》，夔地古属巴地。如依此说，则成书于战国时代的《世本》，是将音乐的起源追溯到夔了。
殷卜辞中有高祖夒，为殷人先祖。王国维考定高祖夒即是文献所记帝喾，后又讹为帝夋[31]。既如此，则高祖夒与作乐的夒无关。古代以居为氏， 《世本》所记作乐的夔，当即夔地之人，即巴地之夔人。
相传夔为帝舜乐官。《尚书·尧典》载舜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
言。声依
，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帝舜乃命夔（原作‘质’，依高诱注改），修《九招》、《六列》、《六英》。”九招是《九歌》、《九辩》的总称，见于楚辞，原应有音乐相配，乐已佚。
以上记载显然掺进后代儒者的颇多附会。但即便如此，也可透过这些传说看到夔巫一带的巴人对于音乐的酷爱，说明巴人音乐辞赋曾对楚辞所产生过的重要影响，这与巴人的巫文化对楚文化的影响恰是一致的。
（二）乐舞
巴人以能歌善舞闻名于世，其中最有名的是巴渝舞。
巴渝舞之名，屡见于文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到“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所说“巴俞”，就是指巴渝舞。裴骃《集解》引郭璞曰：
巴西阆中有俞水，獠人居其上，皆刚勇好舞，汉高募取以平三秦。后使乐府习之，因名巴俞舞也。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
阆中有渝水，
民常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www.xing528.com)
巴渝舞名之于汉初，但其乐舞形式早在商代即见于世。《华阳国志·巴志》载汉高祖所说“武王伐纣之歌”，即是指“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据《尚书大传》：“武王伐纣，至于南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欢乐歌舞以待旦。”又载：“惟丙午，王逮师，前师乃鼓
譟，师乃临，前歌后舞。”其他史籍如《白虎通·礼乐》等，都有大体相同的记载。表明汉高祖之言，并非子虚乌有。
根据巴师陷阵前歌后舞的特点，巴渝舞属于古代武舞即战舞类型，其舞风勇武刚烈，音乐铿锵有力。司马相如《上林赋》描述说：“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颠歌，族举递奏，金鼓迭起，铿锵铛
，洞心骇耳。”左思《蜀都赋》也说：“若乃刚悍生其方，风谣尚其武。奋之则
旅，玩之则渝舞。锐气剽于中叶，蹻容世于乐府。”《隋书·音乐志》说巴渝舞“执仗而舞”，仗即兵仗。傅玄根据王粲改作的巴渝舞歌辞而作《宣武舞歌》，辞曰：“乃作《巴俞》，肆舞士。剑弩齐列，戈矛为之始。进退疾鹰鹞，龙战而豹起”。“疾逾飞电，回旋应规。武节齐声，或合或离”，“退若激，进若飞。五声协，八音谐。”[32]并有鼓员36人鸣鼓助乐[33]。气势浩大，威武雄壮，产生出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
巴渝舞的舞曲，据《晋书·乐志》记载，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共四篇，“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四篇均以
语演唱，华夏人不知其义。
发源于巴山渝水的巴渝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从汉代起进入宫廷，至隋代而止，成为历代王朝朝廷的宗庙祭祀大曲和迎接外国使者的迎宾大曲，而且在民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巴渝舞在西南地区历代相传，长久保存并予以发展，形成了诸多流派。从考古出土铜鼓上的“羽人舞”图像与文献结合考察，西南地区的獠人一直相袭巴渝舞。江南地区的“盾牌舞”，湘西地区土家族的“摆手舞”，四川盆地东部巴人后裔的“踏蹄舞”，都是巴渝舞的变种[34]。其影响之深之广，无论在中国音乐史还是舞蹈史上，都无可争议地占有重要地位。
殷代的巴渝舞还对西周乐舞发生过重要影响。历代史籍所载周初为纪念武王伐纣而创作的“大武舞”，其动作设计就是直接取之于巴渝舞[35]。大武舞是中国舞蹈史上常论不衰的主题之一，它的动作却模拟自巴渝舞，这对认识巴渝舞的历史地位是有帮助的。
巴人能歌善舞，还有丰富的民歌。《文选·宋玉对楚王问》所记郢都中有客歌《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巴人之歌所以能够在楚国郢都博得数千楚人的共鸣以至合唱，就是因为它是通俗易懂而易于为人理解和接受的民歌。
巴人的青铜乐器主要有
于、钲、编钟，又有鼓，均是击之而鸣。
于形如锥头，大上小下。钲似钟而狭长。编钟因音阶高低而大小递减。
于和钲常用于古代战阵。巴人乐器以此为主，正与其武舞风格合拍。编钟之声，清新激越而悠扬，仅用于王室及其子弟，说明王族亦喜优雅闲婉的乐舞。
巴人的乐舞对楚文化产生过很大影响。楚地民间乐器大多以鼓为主[36]，统治者的乐队里也有不少鼓。从考古发掘看，楚人的鼓约可分作四类：第一类是悬鼓，第二类是手鼓，第三类是建鼓，第四类是鹿鼓[37]。目前所知道的楚鼓，大多数为战国时代。鼓主要用于乐舞，是武舞的重要伴奏乐器。楚的武舞，《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有“万”舞，即是“大舞”[38]、“干戚舞”[39]。这种舞除以鼓为主要乐器外，还用戈、矛等兵器为道具。湖北荆门战国楚墓所出的一件巴式兵器“大武
兵”戈[40]（又释“兵避太岁”戈[41]），便是楚国武舞所用道具。而这些又都是承巴文化之风而来的，其上源便是古老的巴渝舞。
楚国的武舞，以戈为道具，以鼓为乐器，反映了上承巴渝舞的历史事实。荆门出土的用于楚武舞的巴式青铜戈，上铸神人双耳珥蛇，左手操龙，右手操双头怪兽，左足踏月，右足踏日，胯下乘龙的图像，显然表现的是巴人古老的神话传说。同墓所出巴式剑，也为此提供了证明。表明楚人的大武舞是由巴人导演的[42]。
其实楚国的巫舞，也同样与巴人有关。王逸《楚辞章句》记载：“楚国南郡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沅湘之间，指巴、黔中之地[43]，历史上深受巴文化浸染，巴王子灭于楚襄王后，巴子五兄弟的逃难之地，正是巴、黔中[44]，可见巴文化原本在这里就具有相当深厚的基础。沅湘之间信鬼而好祠，与巫、巴之地“信巫鬼，重淫祀”毫无二致；而其祠必作歌乐鼓舞，又与巴氏祭祖“击鼓为祭”，“其歌必号，其众必跳”[45]恰好相同。显然可见，楚国所谓“巫舞”，究其原委，实为巴人的祭祀乐舞。王逸所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又“其词鄙陋”，恰好是对巴人“信巫鬼，重淫祀”的正解。从这里也不难看出，江汉之间的巫风，完全是承袭巴人的巫鬼文化而来[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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