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虎崇拜
清江流域巴人部落群团的祖先崇拜，以祭祀白虎为中心。
《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记载：“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此即白虎崇拜的由来。樊绰《蛮书》卷10记载：“巴氏祭其祖，击鼓为祭，白虎之后也。”又引《夔府图经》云：“夷事道，蛮事鬼。初丧，鼙鼓以道哀，其歌必号，其众必跳，此乃槃瓠、白虎之勇也。”所谓槃瓠（即盘古），首见于三国时人徐整《三五历纪》，传为南蛮之祖，而与先秦廪君无关。这里所记祭仪，当为廪君后代分支入川后，仿其先祖的祭祀仪式。
有关白虎神话中，有一重要事件，就是《华阳国志·巴志》和《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所记载的白虎搏杀群虎后，被板楯蛮射杀。这大概反映了清江流域的廪君部落西上扩张以及为嘉陵江、渠江流域的板楯蛮所败的史迹，这也许和《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所载廪君化为白虎的神话有关。
由此也可以知道，巴是一个来源和组成多元化的亚民族集团，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多属于本源不同的族群，所以各自保有各自的神话和传说，相互之间难免大相径庭而针锋相对。如像廪君蛮敬畏白虎和板楯蛮射杀白虎的神话传说就是这样，相反相成，应是不奇怪的。如果我们硬要去勉强辨别其中哪一个是巴，哪一个不是巴，那将是既无结果又毫无意义的。
（二）巫鬼崇拜
巴人所崇奉的“巫鬼”，是一种起源甚古的崇拜形式，并影响到江汉之间的楚国之地和巴蜀以南的南中广大地区。
《汉书·地理志》记载：
（江汉）信巫鬼，重淫祀。而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汝南之别，皆急疾有气势。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也。
巫、巴之地，便是古代长江流域巫鬼文化的发祥兴起之地。由于这个地区曾在古代长江流域的文化交流中占着特殊位置，所以它就成为联系巴文化与楚文化精髓的神秘力量之所在。
何为巫鬼，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所谓巫鬼，是指民间所崇奉的先祖神主，即所谓“鬼主”。古代除王公卿大夫可以宗庙祭祖外，民间概不可以立庙祭祖， “庶士庶人无庙，死曰鬼”[16]，就是指此而言。四川盆地东部巴人“家家养乌鬼”[17]，乌鬼即巫鬼，乌、巫音近义通。云南金沙江流域乌蛮，“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18]。周去非《岭外代答》则说：“家鬼者，言祖考也。”说明所谓巫鬼，不过是民间所崇奉的先祖神主，即在家中自立先祖神主，以求保佑和庇护。
称先祖之灵为鬼，并不是长江流域特有的文化风尚，中国各地多有此习。《论语·为政》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表明中原和齐鲁文化亦以庶士庶人的先祖之灵为鬼，这同《礼记·祭法》的有关记载是一致的。但是除长江流域外，黄河流域民间所谓的鬼，并不称为巫鬼，这就显示了两种文化的区别，同时也证明，兴起于巫、巴之地的对于先祖神主的崇拜形式，当有其特殊内容，以致人们不得不用“巫鬼”（巫地之鬼）予以特别界定。《汉书·地理志》说江汉“信巫鬼，重淫祀”，以过于隆重的仪式来祭祀先祖神主之灵，大概就是巫鬼信仰有别于中原齐鲁鬼信仰的特点之所在。
古代长江三峡、江汉地区、嘉陵江流域等地是巫鬼文化的渊薮。除《汉书·地理志》以外，其他史籍亦有记载。《淮南子·人间》载：“荆人鬼。”《隋书·地理志》载：“大抵荆人率敬鬼。”《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说嘉陵江流域
人“俗好鬼巫”，鬼巫为巫鬼的倒文，而长江三峡巴人“家家养乌（巫）鬼”[19]。这些记载表明，巫鬼文化在长江上、中游之交长期风行，盛而不衰。
巫鬼文化发祥于巫、巴之地，它的兴起与古代四川盆地东部和长江三峡巴地的濮系巴人有关，原是当地濮系巴人的一种文化风尚。四川盆地东部嘉陵江流域和长江三峡，古为濮人所居。扬雄《蜀都赋》说：“东有巴
，绵亘百濮”，
人属于百濮民族系统。《华阳国志·巴志》：“阆中有渝水，
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渝水为嘉陵江，是
人（板楯蛮）的世居之地。四川盆地东部至长江三峡，也是濮系民族的累代居息之所。《蜀都赋》说：“左绵巴中，百濮所充”，可见一斑。《华阳国志·巴志》所载分布在四川盆地东部和三峡的獽、夷、蜑等族，也都属于濮人的不同支系。《世本》说：“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也”[20]，巫诞正是巫、巴之地濮系民族的一支。而这些族系，据《华阳国志·巴志》：“（巴）其属有濮、
、苴、共、奴、獽、夷、蜑之蛮”，均属巴人的不同分支。可见，从地域与民族分布的关系来看，巫鬼文化起源于四川盆地东部和长江三峡的濮系巴人，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史称嘉陵江和长江三峡的巴人自古就发展了巫鬼文化传统。《汉书·地理志》：“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所谓“汉中淫失枝柱”，是说汉中之地信巫鬼、重淫祀之习太盛太过，与汉文化大相径庭。所以颜师古注说：“失读曰泆。柱音竹甫反。枝柱，言意相节却，不顺从也。”汉中淫失枝柱，却与巴蜀同俗，足见汉中信巫鬼、重淫祀之风是来源于巴人的。汉中的东部原为巴地[21]，《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地“北接汉中”，是以秦汉的汉中郡置论的，先秦则不如此。《史记·苏秦列传》：“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并见《战国策·燕策二》），《索隐》云：“巴，水名，与汉水近。”既然船出巴水而下汉水，表明巴水在汉水上游。《水经·沔水注》则记载汉中之东有大量称为巴的古地名，亦证明其地古为巴地。汉中东部入于楚境，则在春秋末叶巴国举国南迁以后。《史记·秦本纪》：“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河山以东强国六，……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汉中及其以南的故巴地才全部成为楚国的版图的一部分。因而，“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并不是来自巴文化从外部对汉中文化的播染，而是存于汉中本土的巴人巫鬼文化传统的连续发展，这与汉中以南嘉陵江流域
人“俗好鬼巫（巫鬼）”[22]的文化传统是恰相一致而又互为照应的。由此可见，在汉中这块后来的楚地上，其“信巫鬼，重淫祀”的文化风俗，来源于古代巴人的巫鬼文化传统，而不是楚人所固有。
四川盆地东部长江三峡巫、巴之地的巫鬼文化，源于濮系巴人，这一传统源远流长，文献可以概见。樊绰《蛮书》卷10引《夔府图经》记载：“夷事道，蛮事鬼。初春，鼙鼓以道哀，其歌必号，其众必跳，此乃槃瓠、白虎之勇也。”所称槃瓠、白虎，是指濮夷的廪君蛮。廪君为巴氏之子，相传死后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23]。廪君被称为蛮，信巫鬼，重淫祀，所以《夔府图经》记载“蛮事鬼”，其来源十分古远。《蛮书》又载：“巴氏祭其祖，击鼓为祭，白虎之后也。”这种方式当为淫祀的内容之一，它同“其歌必号，其众必跳”的道哀仪式是一致的。《太平寰宇记》卷137记载：“巴之风俗，皆重田神，春到刻木虔祈，冬则用牲解赛，邪巫击鼓以为淫祀，男女皆唱竹枝歌。”虽然所记的是祭田神，但是“邪巫击鼓以为淫祀”，却显然是巫鬼文化的内容之一，其形式与巴氏祭祖恰好相同，表明这种祭祀与巫鬼崇拜有关，当从巫鬼文化发展演化而来。(www.xing528.com)
巴人的巫鬼文化在古代西南地区有着广泛影响，西南夷当中的濮系民族多受此风浸染，巫鬼崇拜长期风行，盛而不衰。《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夜郎牂柯风俗，“俗好鬼巫，多禁忌。”《后汉书·夜郎传》记载为“俗好巫鬼禁忌”，一方面可见鬼巫确为巫鬼的倒文，另一方面则说明夜郎巫鬼风尚之盛。《后汉书·邛都夷传》载：邛人“俗多游荡，而喜讴歌，略与牂柯相类。”所说与牂柯相类，即指“俗好巫鬼禁忌”。《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四川西南与云南东北之间“自僰道至朱提”之地，“俗妖巫，〔惑〕禁忌，多神祠”，亦奉巫鬼崇拜。这些族系，均属古代濮系民族系统。这些濮系民族，有的在夏商之际即已在当地定居，有的在殷末以前从四川盆地东部长江一带迁入，因而其巫鬼崇拜必与巫、巴之地远古的巫鬼文化有关。至于夜郎，地近巴蜀，与巴蜀的早期关系较为密切[24]，其巫鬼文化则当是受巴文化的播染而来。
西周春秋时代，江汉地区多百濮，文献屡见。但江汉之濮却不是楚人，楚人的主要民族成分是屡见于《左传》、《国语》和《史记》的“荆蛮”、“楚蛮”，春秋时代与百濮同时活跃在江汉地区，族类判然有别，这在史籍中是区分得清清楚楚的。以西周末叶楚蚡冒“始启濮”[25]为开端，楚国“开濮地而有之”[26]，大批濮人群落纷纷迁徙。到战国时代，楚国境内的居民主要已是群蛮诸部和汉东的扬越，不见濮人的踪迹，所以孟子说楚人是“南蛮
舌之人”[27]。而《后汉书》也把“南蛮”与“西南夷”（濮越系、氐羌系）给予清楚的区分，是有其理由的。
既然巫鬼文化起源于巫、巴之地的濮系巴人，而楚人非濮，那么“西通巫、巴”的江汉地区“信巫鬼，重淫祀”，必然就是来源于巴人，当是信而有征的。
战国时代的巴文化与楚文化，大量相互渗透影响，可是当中影响至深至远的，还是巴地巫文化对楚风、楚辞的影响，一直持续演变到近世，而物质文明间的相互影响却早已随着汉代文化的大扩展而化于无形。四川盆地东部和长江三峡之间大量的原生巫文化，早在楚文化形成以前就已发展起来，形成传统，那里正是巴地文化的所在。战国以后此间至江汉之际、沅湘之间巫风盛行，其根源在巴，本源于巴地古老巫风的流溢、播染和蔓延，以致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了一个颇引人注目的巫文化圈，传奇甚多，来源甚古，与众不同[28]。这种情形，不论在研究巴文化、楚文化还是巴、楚文化交流以及长江文化中，都值得学术界同仁充分注意。
（三）农神
巴人世代崇拜农神，农神即蜀王杜宇。《华阳国志·蜀志》记载：
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
杜宇成为巴人的农神，岁岁为巴人所祭祀。
巴人又奉田神。《太平寰宇记》卷137记道州风俗：
巴之风俗，皆重田神，春则刻木虔祈，冬则用牲解赛，邪巫击鼓以为淫祀，男女皆唱竹枝歌。
道州在今湖南潇水流域。这里明言巴人，显然是巴人后裔移居者，“虽徙他所，风俗不变”[29]，仍保留了巴人重田神的古老宗教传统。“礼失而求诸野”。从巴人后裔远徙分支中可以见到巴人田神崇拜之一斑，也符合人类学上的“年代—区域原则”，说明田神信仰是巴人的一种起源古老的宗教遗存。
（四）巫术
巴人的巫术，从文献资料看，主要是交感巫术，以类生类。《山海经·海内西经》、《大荒西经》等，均提到巴地有“十巫”，都是著名的巫师，其中的巫咸还是占筮的发明者。《世本》：“巫咸作筮。”《庄子》逸篇：“黔首多疾，黄帝立巫咸以通九窍。”谯周《古史考》：“殷巫咸善占筮。”《说文》：“古者巫咸初作巫。”均表明巴人多占筮求吉凶。
巴人流行占卜。杜甫居夔州《戏作俳谐体遣闷》诗：“瓦卜传神话，畬田费火耕。”王洙注：“巫俗击瓦，观其文理分晰，定吉凶，谓之瓦卜。”原理与甲骨占卜大同。考古资料中，四川盆地东部峡江流域和鄂西清江流域早在铜石并用时代即有甲骨占卜之俗[30]，瓦卜不过是其流变罢了。而唐时四川盆地东部巴人的瓦卜，也是承袭古代遗风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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