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巴国的城市，在考古学上至今尚未见一隅。不过通过文献的研究，却也能初步揭示其端倪。
巴是文明古国。据殷卜辞所见“巴奠（甸）”[12]之称，可知巴为殷商王朝的“甸服”。甸服即《尚书·酒诰》所载殷代外服制“侯、甸、男、卫”之甸。《逸周书·职方》孔晁注：“甸，田也，治田入谷也。”说明巴有比较发达的农业，这正是城市革命必要的先决条件之一。西周初年，巴国受周王室分封，位列南国诸侯之首，同时又是“汉阳诸姬”之一，镇抚周之南土，不可能不形成早期城市。但巴国早期城市既是分封制的产物，而分封制的目的在于“封建亲戚，以藩屏周”[13]，固然也使“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14]，却诚如董仲舒所说：“王者封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为家也”[15]。因此，分封制下直接以政治统治和军事镇抚为目的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早期城市，不能不具有浓厚的军事重镇色彩，严格说来，它至多只能是正在形成中的城市。
战国时代，根据《华阳国志·巴志》的记载：“巴子时虽都江州（今重庆市渝中区），或治垫江（今重庆合川县），或治平都（今重庆丰都县），后治阆中（今四川阆中市），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今重庆涪陵）”。此五都即是巴国从陕南、川北、鄂西之间的汉水大巴山地区南下入川后，在四川盆地东部地区先后建立的5座都城。
巴子五都是否属于城市呢？按照先秦时期的一般看法，“凡邑有先君宗庙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16]东汉刘熙《释名·释州国》解释“都”说：“国城曰都。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国都是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般说来“都”是城市，仅有兴盛与否的区别。按巴国的发展程度，其国都自然会发挥中心城市的功能。战国时代中原诸夏以及楚、秦、蜀等都分别发展出若干中小城市，即令三晋之一的韩国也号称拥有“城市之邑十七”[17]。如像巴国这样的文明古国，春秋时一度称雄于汉中之东，假如没有城市，那是不可想象的。(www.xing528.com)
一般说来，国都作为拥有广大土地人民的政治中心，应发展成为城市。按照战国时代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巴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其国都当会自然地形成地区的增长中心和国内多种产业的生长点，考古发现的大批优质青铜器、精美漆器、玉器、陶器、竹木器等，均应与此紧密相关。《华阳国志·巴志》在叙述巴国五都后记载：“又立市于龟亭北岸，今新市里是也。”《水经·江水注》也说：“江水又东，左迳新市里南。常璩曰：巴旧立市于江上，今新市里是也。”据邓少琴先生考证，古新市里在今重庆市小南海[18]。既称巴国立市，当然是指官市。可见，此时的巴国都城，已具有组织区域内商业贸易的经济功能，同时也建有与其他地区进行贸易的官方职能机构。至于控制各种生产资源的机构，也不可能不相继建立起来。而在四川盆地东部地区的考古中，在巴人的墓葬中所普遍出土的形制如璜的巴蜀铜质货币“桥形币”，则反映出商品经济的触角已经伸入到巴人社会的各个阶层，成为四川盆地东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由此可见，战国时代的巴国国都已经开始发挥中心城市的功能，粗具都市规模，成为四川盆地东部地区的首位城市[19]。
巴国五都的城市规模、布局等，文献无征，考古资料迄今也无反映。所可知者，五都可能均无土筑城垣，仅在城周树立樊篱。《史记·张仪列传》索隐曰：“芭黎，即织木葺以为苇篱也，今江南亦谓苇篱曰苞篱也。”芭篱即樊篱，今四川呼之为“篱笆”。织木葺为篱，就应是巴国五都周围的粗陋的防御设备。《华阳国志·巴志》说张仪取巴后， “仪城江州”，这里的“城”是名词用如动词，为“筑城”之义。《舆地纪胜》卷175记载：“古江州城，东接（渝）州城，西接（巴）县城，《巴中记》云：张仪所筑。”可见江州本无城池，其土筑城垣乃是张仪所筑。据文献，张仪还在阆中筑城。《舆地纪胜》卷185记阆中古城曰：“《九域志》云：阆中古城本张仪城也。《图经》云：秦司马错执巴王以归阆中，遂筑此城。”可见，阆中之有城垣，也始于秦灭巴后，为秦所筑，前此则无城垣。迄今四川盆地东部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中，在五都之地均未发现秦以前的城垣遗迹，也不失为旁证之一。
巴国都城不筑城垣，以木栅为城市界标，这与春秋楚平王以前楚都的情况恰相一致[20]。楚国早期城市无土砌城垣，使用荆棘等木构制樊篱[21]，其原因与频繁的军事行动相关[22]。巴族尚武，与楚相同，也有强烈的扩张愿望，并付诸频繁的军事行动。巴、楚地域相共，风俗略同，历史文化有许多共同之处，社会基础一致。因此春秋时代巴国都城不置城垣，当不奇怪[23]。战国时代，巴国初入四川盆地东部，政局动荡，徙都频繁，百余年间竟五易其都。在这种形势下，要动员组织浩大的人力资源修筑高大的土城墙，实属空论。这与成都古无城垣，外象虽一，内容实质却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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