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襄王灭巴子后，巴废子于濮江之南成铜梁侯

巴灭后，巴国之祀并没有绝灭，巴国王室宗支仍存，据守江州以东的枳，负隅顽抗。《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秦“因取巴，执王以归”，《舆地纪胜》卷185引《九域志》转引《图经》说“秦司马错执（巴）王以归阆中”，可见秦虽取江州（今重庆市），却没有进一步顺江东下取枳（今重庆涪陵），而是转而北上，溯嘉陵江取阆中（今四川阆中）。这就为巴王宗支依托枳地，重建巴子小政权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秦不乘胜取枳，有其深刻原因。一方面，渝东地区土著大姓势力强大，秦不愿激化与其民族矛盾，只能实行羁縻政策，与土著“刻石为盟要”^[69]，不改变其社会结构和大姓统治，因此巴的强兵劲卒仍存。另一方面，楚已先期夺取巴之江关、阳关，与枳咫尺相望。如秦师继续东进取枳，势必会立即形成与楚决战之势。这在当时为秦所不愿。因为秦军的精锐此时集结在汉中一带，正积极部署丹阳之战。楚也由于同样原因，不愿西上在故巴地与秦决战，以分汉中之势。这样，枳地实际上作为秦、楚两强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起着避免两国军队直接发生接触的作用。因此，巴国宗支得以在两强的间隙中偏安一隅，继续维持其宗祀。重庆涪陵小田溪发掘的9座战国晚期巴人墓葬^[70]，应即与此有关^[71]。

图8－5　重庆涪陵小田溪墓葬位置示意图

史籍均载秦所灭掉的是巴王，又一致记载巴灭国后仍有余部在枳地据守，这就是巴子及其所部。巴子即是巴王子。战国时代， “七国称王，巴亦称王”^[72]，不再称巴子。这时的巴子，实即巴王子和巴之群公子的省称，正如列国君主的太子通称“王子某”，群公子通称“公子某”，又均省称“子某”一样。陈寿《益部耆旧传》记载：“昔楚襄王灭巴子，封废子于濮江之南，号铜梁侯。”^[73]《战国策·燕策二》记载：“楚得枳而国亡”。国亡指楚之国都纪郢沦亡，楚襄王于是退保陈郢。楚得枳和楚襄王灭巴子，所指是同一事件^[74]。可见，巴王室的宗祀最后亡于楚，时在公元前280年前不久^[75]。

图8－6　重庆涪陵小田溪墓葬分布示意图

楚襄王灭巴子后，巴之群公子继续南逃，流亡于黔中。《十道志》记载：“故老云：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五溪本有土著，巴子兄弟逃亡其地，各为一溪之长，很显然是“变服从其俗而长之”^[76]，而不是说五溪蛮来源于巴子五兄弟。

不过，正像楚灭越却不能改变越文化一样，巴王族的文化也没有因为灭国绝祀被彻底消灭。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将其文化移植到黔中地区并继续保存下来。并且，为楚襄王所灭的巴废子分封在“濮江之南”的铜梁地区，其地位于垫江（今重庆合川）之西，其文化也基本保存下来，很少受到楚文化的影响。《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又载：“垫江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轻疾”，固然是对不同地域上受环境影响造成的性格差异的描述，也表明了江州（今重庆市渝中区）以东受楚文化影响颇深，而垫江（今合川）以西基本未受楚文化影响的情况，其中自当包括巴废子的文化。湖南省博物馆收集到的一件战国晚期巴式虎纹戈，戈援脊下方有“泪滴纹”一行三个，与重庆万州出土的戈完全相同，是典型的巴式戈^[77]。此戈援脊上方有铭文一行十一字，释为：“偲命曰：献与楚君监王孙袖。”^[78]作戈者偲原是巴王族的一个成员，在巴灭于楚，巴地成为楚地后，仍保留了巴王族的遗风，铸造巴式戈，虽献与楚国派来的君监，仍以巴式戈相献。这些例子表明，巴国王族的文化在其灭国后仍以各种形式顽强地保存下来，没有为楚所完全改变。而在先是巴地后为楚地的大多数地方，考古资料所显示的情况，是巴楚文化的形成，它深刻地表现了巴、楚之间相互的文化认同和文化互融，这是巴楚文化形成的直接原因之一^[79]。

【注释】

[1]郭沫若：《1960年2月初参观重庆博物馆题诗》，《重庆日报》1960年3月5日。

[2]关于甲骨文中是否有“巴”的问题，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学术问题，这涉及到甲骨文的考释和隶定，比较复杂，此不论。

[3]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8页。

[4]王宇信等：《试论殷墟五号墓的“妇好”》，《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5]《孟子·公孙丑上》。

[6]《诗经·商颂·玄鸟》。

[7]《史记·殷本纪》。

[8]《华阳国志·巴志》。

[9]《大盂鼎》铭文。

[10]《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11]《礼记·礼运》。

[12]《史记·吴太伯世家》索隐引董仲舒语。

[13]《荀子·儒效》。

[14]徐中舒：《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历史研究》1957年第5期。

[15]《华阳国志·巴志》。

[16]《华阳国志·巴志》。

[17]段渝：《论周、楚早期的关系》，《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5期。

[18]《史记·吴太伯世家》。

[19]王国维：《古诸侯称王说》，《观堂集林》卷10，中华书局1959年版。

[20]段渝：《“古荆为巴说”考辨》，《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5期。

[21]《华阳国志·巴志》。

[22]段渝：《论巴、楚联盟及其相关问题》，《楚学论丛》第1集，《江汉论坛》1990年增刊。

[23]《四川涪陵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第5期。

[24]徐中舒：《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纽于》，《文物》1974年第5期。

[25]陈旸：《乐书》。

[26]《史记·乐书》。

[27]段渝：《涪陵小田溪巴王墓新证》，《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269～283页。

[28]《说文解字》：“鄤，蜀广汉乡也。”

[29]《文选·蜀都赋》李善注引。

[30]《华阳国志·巴志》。

[31]《华阳国志·汉中志》。

[32]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1～243页。

[33]《左传》桓公九年。

[34]石泉：《古邓国、邓县考》，《江汉论坛》1980年第3期。

[35]宋翔凤：《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过庭录》卷9。(www.xing528.com)

[36]《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卷18，“文公十六年”。

[37]《水经·江水注》。

[38]段渝：《西周时代楚国疆域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

[39]《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引。

[40]《太平御览》卷171引。

[41]《玉海》卷10引。

[42]《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

[43]王毓彤：《荆门出土的一件铜戈》，《文物》1963年第1期；俞伟超、李家浩：《论“兵避太岁”戈》，《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44]李学勤：《“兵避太岁”戈新证》，《江汉考古》1991年第2期。

[45]林奇：《巴楚关系初探》，《江汉论坛》1980年第4期。

[46]林奇：《巴楚关系初探》，《江汉论坛》1980年第4期。

[47]贵州省东北部的松桃县曾出土过典型的巴式虎纽于，而黔北乌江西岸的沿河、洪渡河上游东岸的务川一带，是以今重庆彭水县为中心的汉晋涪陵郡之南部诸县地。湘西亦曾大量发现巴人的青铜器，见高至喜、熊传新：《楚人在湖南活动的遗迹概述》，《文物》1980年第10期。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涪陵郡，巴之南鄙，从枳南入，泝舟涪水。本与楚商於之地接。秦将司马错由之取楚商於地为黔中郡也。”战国时期巴国的南境在黔中，即今重庆东南部的黔江、彭水、酉阳，以及贵州东北和湘西的部分地区，应是没有问题的。参考李绍明：《川东南土家与巴国南境问题》，《思想战线》1985年第6期。

[48]《水经·沔水注》；《战国策·燕策二》。

[49]《水经·江水注》。

[50]《舆地纪胜》卷159引《益部耆旧传》。

[51]段渝：《论巴楚联盟及相关问题》，《楚学论丛》第1集，《江汉论坛》1990年增刊。

[52]中国历史博物馆故陵考古队、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故陵楚墓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9～415页。

[53]段渝：《先秦巴文化与巴楚文化的形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54]《孟子·离娄下》。

[55]《左传》文公十六年。

[56]楚伐申，事见《左传》庄公六年（公元前688年）。《左传》庄公十八年（公元前676年）、庄公十九年（公元前675年）追记楚与巴人伐申而惊巴师的事件。

[57]《左传》庄公十八年。

[58]《左传》庄公十九年。

[59]《管子·小匡》及注，《汉书·地理志》。

[60]段渝：《论巴、楚联盟及其相关问题》，《楚学论丛》第1集，《江汉论坛》1990年增刊。

[61]《华阳国志·巴志》。

[62]《华阳国志·巴志》云：“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扞关、阳关及沔关。”沔关为弱关之误。参考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59～61页。

[63]《史记·秦本纪》。

[64]参见本书第十章。

[65]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

[66]《华阳国志·蜀志》。

[67]《华阳国志·巴志》。

[68]《华阳国志·蜀志》。

[69]《华阳国志·巴志》。

[70]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涪陵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第5期；《四川涪陵小田溪四座战国墓》，《文物》1985年第1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涪陵市小田溪9号墓发掘简报》，《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71]段渝：《涪陵小田溪巴王墓新证》，《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269～283页。

[72]《华阳国志·巴志》。

[73]《舆地纪胜》卷159引。

[74]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75]段渝：《论巴、楚联盟及其相关问题》，《楚学论丛》第1集，1990年；段渝、谭晓钟：《涪陵小田溪战国墓及所见之巴、楚、秦关系诸问题》，《四川文物》1991年第2期。

[76]《史记·西南夷列传》。

[77]高至喜、熊传新：《楚人在湖南活动的遗迹概述》，《文物》1980年第10期。

[78]李学勤：《湖南战国兵器铭文选释》，《古文字研究》第12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9～335页。

[79]段渝：《先秦巴文化与巴楚文化的形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