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楚关系：联盟成果与根本利益

巴、楚在西周一代均为周之南国，但两国间分布有大批百濮群落。到两周之际，随着濮的衰落和大批远徙，巴、楚关系始获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春秋时代，“王者之迹息而《诗》亡”^[54]。随着大国争霸时代的来临，巴国也积极向外拓展，扩张势力。由于巴国地处汉水、大巴山之间，北限诸夏，西阻蜀、秦，而东面濮势正衰， “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55]，因此其领土扩张，只有向东一途。而要渡汉水而东，就必须首先与雄踞江汉的楚国交好，打通东进之路。《左传》桓公九年记载：“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巴欲东出襄阳而请楚为中介，这已经显示出巴欲与楚交好的明显意图。楚武王应巴国之请，欣然派使与巴使同聘于邓，也表明了楚国愿与巴国进一步合作的意向。这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便促成了巴、楚两国政治军事联盟的产生。

从《左传》桓公九年（公元前703年）所记巴、楚联师伐邓之役可以看出，两国军队协同作战，以楚将为统帅，分巴师为两队，将楚之精锐横陈其间，以佯败诱敌，然后回师夹攻，大获全胜。此役标志着巴、楚联盟的形成。

巴、楚结盟后，多次联合出兵，征伐汉水流域诸国，并有北进的意图。《左传》庄公六年（公元前688年）巴、楚联师伐申（今河南南阳市北），就是一例。申为周宣王分封的南方军事重镇，直接控扼着南方诸国进入中原的咽喉。巴、楚伐申（因楚师惊巴师而未克）^[56]，也就表明了两国的政治意图，这也是联盟所以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基础。

巴、楚联合作战的最重要成果是灭庸之役。《左传》文公十六年（公元前611年），庸人率群蛮叛楚，麋人率百濮将伐楚。楚与庸战，七战皆北。危难之时，巴师、秦师驰援楚师，迫使群蛮叛庸从楚，反败为胜，从而合围灭庸。此役，楚不但占领了庸国以西地，“群蛮率服”，而且还为后来的疆域大扩张奠定了广阔的后方。巴国则从陕东南扩张至鄂西北，占领庸之故地，深入到大巴山东缘，并取得了庸之鱼邑（今奉节），得以染指四川盆地东部，为日后南下转入四川盆地东部造就了立足基地。

但巴、楚联盟的目的在于利用对方力量，作为本国扩张的工具，造就本国的区域霸权。这种性质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联盟的暂时性、不稳定性以及各种松懈的关系。早在二国联盟初成（前703年）不久，仅仅15年之后，就已开始产生了裂痕。《左传》庄公十八年追述庄公六年（前688）年事说：“及（楚）文王即位（前689年），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按：据《左传》庄公六年，此事发生在本年，时当楚文王二年）。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阎敖游涌而逸。楚子杀之，其族为乱。”巴、楚联军本来预定伐申（今河南南阳市东北），但由于楚文王惊巴师（原因不详），致使此次联合军事行动破产。文中所记“巴人叛楚”，即背叛巴、楚早已建成的军事盟约，因而导致巴人伐楚，取楚那处，进而直攻楚国郢都城门，讨伐楚国。在巴人攻取那处的战役中，楚之那处尹阎教脱逃，被楚文王杀掉，引政阎教的族人为乱。十二年后，即在《左传》庄公十八年（前676年）冬，巴人通过阎教的族人“以伐楚”^[57]，至次年（前675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58]。此次战役，巴国取消全胜的战果，而楚国被巴师大败于津后，楚文王率于归途。这两次战役，虽然说是巴、楚反目，然而从长远来看，仍属裂痕，二国联盟并未因此而完全破裂，仍然在相当程度上维持着原来的基础，所以在64年之后，当楚国遇有危难之际，巴师紧急驰援，与楚、秦共同灭庸，也是显著例证。

巴、楚联盟于公元前477年彻底破裂。《左传》哀公十八年（公元前477年）记载巴师伐楚，围鄾，楚大军迎战，大败巴师于鄾。此后，巴、楚政治上军事上的联合再未见诸史载，表明巴、楚联盟已不复存在。

巴、楚联盟的破裂，正如这个联盟的形成一样，有着深刻的政治历史背景。就楚而论，自武、文以后，发展迅速，灭国数十，其势与春秋之初已不能同年而语。此时，楚要实现扫荡江汉，吞并汝淮的目的，进而北上中原，更为霸主，就必须连同虎踞汉以西的巴国一并予以荡平。对巴而言，本欲借助与楚联盟实现其东出汉水进而建立区域霸权的战略目的，但事与愿违，不但一个赫赫楚国阻断了巴的东进之路，而且楚还日益暴露出独霸江汉之心。在这种形势下，原为消灭江汉间小国从而抗衡中原而存在的巴、楚联盟已经失去了它继续存在的基础，其崩溃已是在所难免。(www.xing528.com)

由于巴以倾国之师伐楚而惨败，难以复原，面对步步逼凌的楚国攻势已无法抗衡，这就导致了巴在汉水大巴山之间已无法立足的严峻局势，致使巴国不得不弃土南迁。《华阳国志·巴志》说：“哀公十八年（公元前477年），巴人伐楚，败于鄾。是后，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巴国势力最终从汉水流域消失了。

巴、楚联盟不仅是两国共同谋求区域霸权的工具，也是直接作为中原诸夏集团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巴虽与周同姓，为汉阳诸姬之一，但春秋时代已被诸夏视为南夷^[59]，楚则是中原诸夏“尊王攘夷”所打击的主要对象之一。因此这个联盟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也是与诸夏对立的一个政治军事集团，伐申即其显著表现。巴、楚联盟与当时中原诸夏的各种同盟，在形式上有若干共同之处，如有中心，有统帅，有共同的作战部署，有相互支援的义务，等等。其间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原诸夏集团的同盟以“尊王攘夷”为旗帜，而巴、楚联盟决不朝觐周天子，没有丝毫“夹辅周室”的影子。这也正是对其性质的极好说明^[60]。

战国时代，巴、楚“数相攻伐”。虽两国王室之间尚存婚姻关系，楚师也曾驰援巴将军蔓子，以救巴乱^[61]。但其间婚姻已远非昔日的政治联姻，而楚之援巴，又必须以巴献城池作为代价。这时的巴、楚关系，本质上取决于各自的根本利益。因此尽管时有往来，却不能丝毫减弱两者间生死存亡的战争。巴为拒楚，在长江一线连置三道防线，即弱关（今秭归县境）、江关（今奉节县境）和阳关（今长寿县东南）^[62]。但巴势既已一蹶不振，而楚正值蒸蒸日上，长江天险根本不能阻挡楚师西上的步伐。到公元前361年， “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63]，从鄂西清江流域到渝东今奉节、云阳长江干流的大部分地区已尽数纳入楚国版图，而楚之前锋业已深入到巴国的腹心之地。巴国在失去江关以后，东方大门完全向楚敞开，而在失去阳关以后，更是无险可守，不得不再度将其国都沿嘉陵江北移至阆中（今四川阆中），愈益远离长江战场，以避楚国的咄咄兵锋，其势已从根本上削弱了。

巴、楚由于长期交往，相互间都受到深刻影响。战国时楚郢都内有巴人聚居之区，名曰“下里”，下里巴人唱的歌，郢都不少楚人能够听懂，并能和而诵之。《文选·宋玉对楚王问》云：

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艺文类聚》卷43引《襄阳耆旧传》则谓“数万人”）。

巴人之歌能在楚都引起成千上万人的共鸣，说明楚文化曾受巴文化的一定影响。而战国时代巴地又多楚风。《华阳国志·巴志》：“江州以东，……其人半楚，姿态敦重”，风俗文化上接近楚人，受到了楚文化的熏染。

巴人的文化也明显地影响到楚王族或公室的文化。其中最显著的两个例子，一是楚的“万舞”源自巴人板楯蛮的“巴渝舞”，一是楚之屈宋文学吸纳了大量巴文化的口头文学。而巴文化对楚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巴人的巫鬼文化在楚地的长期风行，盛而不衰^[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