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巴志》记述巴地的范围是：
其地东至鱼复（今重庆奉节），西至僰道（今四川宜宾），北接汉中（今陕西汉中），南极黔涪（今渝东南、黔东北以及湘西部分地区）。
如此广阔的地域，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的确可以称之为巴地。但从巴国疆域的角度上说，巴地中的每一部分，不论在哪一时期都并不是巴国同时所占有的疆域。巴国迁徙甚剧，在不同的时期占有不同的版图，《华阳国志·巴志》的这段文字其实是将巴国在不同时期所先后占有的版图与巴地的范围合在一起加以总述的。
按照巴国历史的发展，巴国疆域的历时性变迁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商周时代，据有汉中东部；春秋时代，向大巴山东缘发展；春秋末叶，举国南迁长江干流鄂西、渝东之间；春秋战国之际，渐次进入长江、嘉陵江、渠江、乌江之间的渝东地区和四川盆地东部，并兼有与鄂、湘、黔相邻之地。以下按其历史发展予以概略分述。
西周初年，巴为周之南土，立国于汉水、大巴山之间。《战国策·燕策二》记载：“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史记》索隐云：“巴，水名，与汉水相近。”这里的巴，是古巴国在汉水流域的明证[32]。《水经·沔水注》记载汉水上游陕南鄂西之间地有巴岭、巴溪戍、巴山等古地名，均确切表明早期巴国立于其地，在今陕西东南角与大巴山之间。历代旧注以为西周一代巴国建都江州（今重庆市），不确。
春秋初叶，巴国在楚、邓之西[33]。邓在今湖北襄樊市西北[34]，楚都丹阳在丹、淅之间[35]。巴既在其西，也就是位于汉水上游一带。从《左传》文公十六年（公元前611年）所记巴与楚、秦灭庸之役来看，楚师西出石溪、仞（在今湖北均县境[36]），秦师从西北东进，巴师则从西面挺进，与楚师形成东西夹击之势，于是灭庸。庸在湖北房县至竹溪之间，其南有庸之与国裨、儵鱼（今奉节）等[37]，与巴、楚、秦为敌。假如其时巴国地在四川盆地东部和渝东，则无以北出援楚。可见，其时巴国必在陕东南[38]。
春秋末叶，由于巴、楚联盟的破裂，巴国无法再在汉水、大巴山之间立足，于是南下长江干流，转入鄂西、渝东和川东。这在文献和考古资料上都有反映。(www.xing528.com)
据《括地志》，今湖北竹山县、房县“是巴蜀之境”[39]。此两县地在汉水中上游以西，大巴山东缘，靠近陕西东南角。所谓“巴蜀之境”，当然只能是巴境，蜀国从未扩张至此。房县本为庸国故地，春秋文公十六年巴与楚、秦共灭庸后，巴一度扩张至此，故称巴国之境。这也是春秋年间巴国从陕南东进的最东界线。但春秋之末，巴从汉水流域消失，南迁于鄂西南清江流域。梁载言《十道志》记载：“施州清江郡，荆州之域，春秋时巴国，七国时为楚巫郡地。”[40]《括地志》[41]、《后汉书·公孙述传》李贤注及《通典·州郡》等又谓巴国在今湖北长阳设“捍关”，《水经·江水注》则说“昔巴、楚数相攻伐，藉险置关，以相防捍”，故称捍（扞同）关。这些记载都确凿无疑地表明，春秋末叶巴国已南下清江，作为暂时的栖身之所。
图8－4 湖北荆门出土的“兵避太岁”戈
湖北省博物馆曾在襄阳山湾发掘了一批东周墓葬，出土大量青铜器，其中有巴式柳叶形剑、内上阴刻虎纹的戈、隆脊带血槽的柳叶形矛等[42]，年代早于四川盆地东部所出同类器物。湖北荆门曾出土巴国的“兵避太岁”青铜戈[43]，年代亦早于四川巴县冬笋坝所出同类戈[44]。湖北枝江、宜昌等地，近年也不断出土巴式青铜器。尤其在清江河谷，典型的巴式青铜器，如虎纽
于、兵刃、残镝等，发现相当多[45]。这些都对文献所记巴国南下清江流域及其年代提供了充分的实物证据。
战国初期，巴国已由清江流域西上发展到渝东和四川盆地东部地区。《汉书·西南夷传》颜师古注曰：“黔中，即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也。”唐黔州治今四川彭水，辖彭水、黔江等县地，与清江支流钟建河相近。在长江巫峡东面、鄂西巴东县一带发掘的战国墓葬中，出土大批巴国青铜兵器，有柳叶形剑、矛、斧、戟、箭镞等[46]，确切表明峡江沿岸已成巴国之地。而川东和渝东长江干流的若干地点所发现的战国时代的巴国青铜器，则说明此时巴国已入主四川盆地东部和渝东，建国立都。战国初期巴国版图较广，东至清江流域，西至四川盆地东部，南至黔中[47]，而以四川盆地东部为政治中心。但随着楚国版图的推进，巴地又不断缩小。
不论从载籍还是考古资料看，巴国从汉上南移江上，尔后从巴峡以东节节退至夔峡以西，主要是迫于楚国的凌厉攻势。因此，在战国时期的楚国西境范围内，积聚了大量的巴文化要素。《汉书·地理志》载：“而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这里所说“巴蜀”，应理解为“巴”。汉中为西汉水所经之地，西汉水与沔水之间，有不少称为巴岭、巴山、巴水、巴溪戍的古地名[48]，这与《左传》所记巴国的位置是一致的。据《括地志》，今湖北西北的竹山、房县“是巴蜀之境”，实则为“巴境”而非“蜀境”，这是春秋文公十六年巴与秦、楚共同灭庸后巴国扩张所至之地，也是春秋时代巴国东进的最东界域。这些地区均在战国时为楚所有，即先为巴地，后为楚地。《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河山以东强国六……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这里所说的“巴”，是指巴国故地，即上述春秋时代的巴国所在，其中包括峡江流域巴之故地。巴曾在西陵峡西口今秭归县地江上置“弱关”以御楚[49]，此时也一并被楚吞并。黔中是指今四川盆地东南渝东地区的彭水、黔江等地，与鄂西南清江支流钟建河相近。战国时代，巴国在长江干流三峡地区兼及清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先后为楚所占领，成为了楚地。《太平御览》卷171引《十道志》载“施州清江郡，荆州之域，春秋时巴国，七国时为楚巫郡地，秦昭王时伐楚，置黔中郡，巫地属焉”，说的正是这种情况。由此可知，清江流域在公元前361年已尽入楚国版图。战国时楚国不断溯江西上，鲸吞巴国之地。公元前280年左右“楚襄王灭巴子，封废子于濮江之南，号铜梁侯”[50]，所灭巴子为枳地（今重庆涪陵）的巴国王子，枳地也是楚国向西南方向扩疆的最西界限[51]。近年重庆云阳李家坝遗址和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的发现，进一步证实战国中叶以后，位于长江干流云阳地区和位于渠江支流前江流域的巴地，均已成为巴、楚相攻的战场，而位于云阳的楚故陵的发掘[52]，则表明渝东长江干流的大部地域此时已成为楚国的西境[53]。可见，从春秋末至战国年间的历史看，从汉中沿汉水南至黔中、西至峡江流域的巴地，均先后变成了楚国的版图。巴在失去峡江和清江之地后，只有四川盆地东部和渝东一隅还可暂时据守，但已摇摇欲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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