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华阳国志》作者常璩的看法，武王分封宗姬于巴，“爵之以子”，即授宗姬以子爵，理由是“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其实此说不能成立。关于“子”，最初是儿子一辈的通称，又由此发展出儿子一辈的氏族，殷卜辞中所见“子族”、“多子族”均为此意，都是相对于“王族”而言。当氏族部落收留养子或养子氏族以后，“子”又具备了养子的含义。春秋以后，“子”也是男子的通称，史籍中所见“子某”、“某子”，很多即属此类。楚在周室之所以称子，是因为楚祖鬻熊与周文王有养子关系之故[17]，吴君称子则因太伯之故[18]。商周本无所谓爵位，当时“天泽之分未严”，古诸侯皆可自尊为王、为公、为伯[19]。所谓“殷爵三等”、“周爵五等”，乃后儒附会不足据。巴在周室称子，意即子族，与王族相对而言，表明巴为姬姓之后，与周室具有深厚的血缘关系。西周春秋时期巴国君主一直称“巴子”，其国称“巴子国”，即来源于此[20]。巴国君主在西周春秋时代称为巴子，战国时代，“及七国称王，巴亦称王”[21]，君主实行世袭制度，战国中叶以后巴国太子称巴王子，省称巴子[22]。春秋时代，从《左传》可以考见的巴国职官，仅“行人”一职，专司对外告命聘享。战国时代，据《华阳国志·巴志》所记，巴设有“上卿”，意味着有卿相之别。军队方面设有将军，看来与列国相同，文、武分职设官。
考古资料揭示出战国时代巴国有比较严密的礼乐制度。1972年在涪陵小田溪发掘的3座巴人墓葬[23]，其中2号墓出土虎钮
于和钲各1件，钲身两面铸有巴蜀符号，其中一面符号的下部两边分别有一“王”字。徐中舒认为，由于墓制和
于形体较小，表明墓主仅是一个小部族的王[24]。
于和钲是军中号令士众进退的乐器。从其他地方所出
于形体大小的情况看，
于大小显然表示其使用者地位的高低。又，小田溪1号墓出土编钟一组14枚，也是小架所用，而中架为16枚，大架为24枚[25]。依等级之制， “其功大者其乐备”[26]，则使用14枚一组编钟的1号墓主，其身份与2号墓主近，均非巴王，而与巴王子有关[27]。由此可以窥见巴国礼乐制度之一斑。至于其他制度，则因文献无征，难以查考。
图8－1 虎钮
于
图8－2 重庆涪陵小田溪2号墓出土铜钲的文字符号(www.xing528.com)
图8－3 重庆涪陵小田溪1号墓出土的错金编钟
巴国的社会组织和结构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这不仅因为巴国疆域先后变化太大，而且春秋末叶以后国内政局极不稳定，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都有不同的统治对象，同时各个时期都存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综合各方面资料考查，巴国统治阶级的核心是巴王，宗室子弟，其次是卿大夫和将军。统治集团上层主要由宗姬的一脉后代组成，但也吸引了一些土著民族的酋豪。如著名的巴将军蔓子就来自川中地区鄤地[28]。不过此类情况并不多见。
从四川盆地东部、渝东和鄂西巴国曾统治过的地域看，战国时代当地土著族群大多还处于由部落制向国家过渡的酋邦阶段，相应发展出一种以血缘纽带为中心的大姓统治。如《风俗通》所记
人七姓（即板楯七姓）[29]，即是由七个部落组成的血缘集团，姓即部落名称。这种情形正是史前酋邦制的典型特征，也与四川盆地东部考古文化显示出来的情况相符合。从
民七姓“勇敢能战”[30]来看，其酋豪也正是酋邦制时期的军事首长。清江流域的“巴郡南郡蛮”五姓，情形亦然。这些大姓，其首领原本都各自称王，如板楯七姓中的杜（度）、胡部首领即称“巴夷王”[31]。洪适《隶释》著录《东汉繁长张禅等题名碑》，中有“白虎夷王资伟”、“白虎夷王谢节”，以及各种“邑君”。据《玉篇》“资，故国，黄帝后”，其实也就是一个小国寡民的首领，实即部落或酋邦的酋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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