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代末年，周武王率西土之师东伐殷纣王，巴师充当前锋。《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由于巴师勇敢陷敌，克敌制胜，故“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成为最早受周王室分封的姬姓诸侯之一。
周初大分封，“封建亲戚以藩屏周”[10]，巴国由周王室因而封之，乃是周之同姓诸侯，为大封。一方面，“诸侯有田以处其子孙”[11]，另一方面，“王者之封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为家也”[12]。巴国受封，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同时又成为周王室控临南国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左传》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巴为南土诸侯之首，与周王室陆续分封在成周之南、汉水之北的“汉阳诸姬”共同构成捍卫周室、镇抚南土的坚强军事防线，成为周王室的南国支柱，是为“天下之显诸侯”[13]。
在西周的外服诸侯制中，巴国班列男服，对周王室有职有贡。其职守为镇抚南国，捍卫王室，其贡献主要是农产品。古代男通南。《史记·夏本纪》有南氏，《周礼·小司徒》并作男。所谓男服，徐中舒先生指出，即是位于王畿南部的农业邦国[14]。《逸周书·职方》孔晁注曰：“男，任也，任王事。”任王事，实即《国语·周语》所说“王事唯农是务”。男，甲骨、金文均从田从耒，男即从事农耕之人。而男服取义于农耕，其贡献自然以农产品为主。《华阳国志·巴志》谓巴在春秋之世仍“班侔秦、楚，示甸、卫也”，所称甸、卫并非外服诸侯制度，因为其时外服制早已不存，而无论秦还是楚，也都不是甸服或卫服。这里所说甸，应取“治田入谷”之义，卫则取“为王捍卫”之义，这两者恰是巴国的职贡所系。(www.xing528.com)
春秋时代，王纲解纽，诸侯逾制，巴国 “虽奉王职，与秦、楚、邓为比”[15]，但究属表象。实际情形是，巴在周王室礼崩乐坏的形势下，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也急剧膨胀，图谋东出汉东，扩张江汉，因而一度与楚结成联盟，扫荡江汉间小国。后来盟约破裂，巴、楚反目为仇，数相攻伐，巴慑于楚之锋芒，被迫放弃汉水上游故土，南下长江流域，转入渝东长江干流和四川盆地东部，重建统治。
战国时代，巴在四川盆地东部地区五易其都。《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今重庆合川），或治平都（今重庆丰都），后治阆中（今四川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今重庆涪陵）。”虽“七国称王，巴亦称王”[16]，但由于东受楚攻，西临蜀伐，捉襟见肘，因此巴国政局动荡，极不稳固。考古学上，迄今在渝东长江干流地区所发现的巴人遗址，还没有一个称得上大型中心遗址，也没有发现彼此紧密联系并且在政治上军事上前后照应、相互扶持的遗址群。这种现象显然意味着，巴国在汉水流域败绩于楚后，仓促南下入渝，虽在渝东地区重新建立起它的政治军事统治，但却没有力量来重构系统的国家机器及其层级机构。《华阳国志·巴志》说：“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实际上，其时巴国处于多事之秋，自顾不暇，岂有能力与盟？巴国五次迁都，就同当时政治军事局势的急剧变化直接相关，每次迁都愈益远离战场。到战国中期，巴在接连失去长江三关以后，渝东长江干流之地已无险可守，而川中又面临一个赫赫蜀国，巴王室只得退保阆中，而将渝东重镇枳（今重庆涪陵）交由巴王子据守。尽管如此，也终究不能阻挡楚国沿江西进的凌厉攻势，更不能阻挡强秦的统一步伐。在这种情形下，巴国的灭亡已成定局，势有必致。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