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楯蛮是先秦时期四川盆地东部地区和渝东地区最具影响的族群，是构成古代巴人最重要的族群之一，对于长江上游巴文化的创造有着极为重要的贡献。板楯蛮的分布，今渝东长江干流是一聚居区，而今四川盆地东部和东北部的嘉陵江和渠江流域则是板楯蛮的主要聚居区域。对这一区域板楯蛮历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嘉陵江、渠江流域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在这方面的研究，必须将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充分结合起来。
1999年和2003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四川省宣汉县罗家坝遗址进行发掘，获得了大批重要材料[70]，使我们对板楯蛮历史的某些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
图7－12 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位置示意图
罗家坝遗址位于宣汉县城北约45公里处，海拔约为340米。中河在遗址东南汇入后河而后南流。遗址位于近似半岛的三江一级台地上，三面被河环绕。罗家坝遗址的地层可分为11层，依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器物的形制，发掘者将罗家坝遗址分为早、中、晚三期，其中第9～11层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出土陶片以夹细砂红褐陶为主，夹细砂灰陶、黑陶、红陶次之。纹饰有绳纹、网格纹、附加堆纹、戳印纹、篦点纹、玄纹、篮纹等。器形有花边口沿罐、折沿罐、喇叭口罐等。从陶器形制和纹饰的比较分析，罗家坝陶器同四川东北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器比较近似，其中喇叭口沿罐、折沿罐与通江擂鼓寨遗址和巴中月亮岩遗址的陶器相似[71]，也与峡江流域忠县哨棚嘴一期[72]、奉节老关庙下层[73]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同时与陕西西乡李家村文化[74]、城固单家咀遗址[75]等有着一定的关系，在内涵上也比较接近[76]。
渠江是嘉陵江的支流，先秦时嘉陵江以西主要是蜀地，嘉陵江以东大部分为巴地。罗家坝遗址所在地的中河与后河在宣汉北汇入州河，州河在渠县北小桥镇与巴河相合汇为渠江，是渠江的支流。罗家坝出土的陶器与位于其北而同处于渠江水系的通江擂鼓寨、巴中月亮岩等遗址所出同类器相似，这三处遗址出土的陶器又与位于其北的汉中所出陶器十分接近。据《汉书·地理志》，汉中东部在历史时期为巴地。可见，从汉中向南直到嘉陵江以东和渠江流域，史前时期亦应为巴地。罗家坝陶器又与峡江流域所出陶器有关，与时代稍晚的陕西城固宝山商周遗址[77]有一定的关系，而宝山遗址又与湖北宜昌路家河遗址有着密切关系。可见，以嘉陵江以东和渠江流域为中心，同类陶器的分布大致上呈南北向发展，它们应与巴地先民的迁徙和文化流布有关。从先秦史的角度来看，嘉陵江上游及以东地区包括渠江流域，有可能就是史前巴地先民文化的集中分布地区，而后渐次向其南流布，而主要流布方向是向南。在考古学上，喇叭口沿罐、折沿罐等是有可能从汉中东部向南渐次分布到嘉陵江上游和渠江流域地区的，说明巴地先民的文化大体上是呈历时性连续分布状态的。这种分布状态，有可能反映了史前至历史时期巴地先民文化的来源和走向，尤其可能反映了板楯蛮先民的来源和走向。
图7－13 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出土陶片纹饰拓片
图7－14 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出土的陶器
图7－15 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出土的青铜钺、青铜镞
图7－16 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出土青铜剑、青铜矛
罗家坝遗址的中期以30多个墓葬为代表，属战国中晚期。出土的青铜器以兵器为主，主要有钺、剑、矛、削、镞等，生活用具有鍪、釜、甑等，生产工具主要有锯、凿等。所出的青铜兵器均为东周时期川东和渝东地区常见的器形，青铜矛上的巴蜀符号也常见于川东和渝东出土的巴式兵器，青铜鍪、釜、甑同样为常见的巴式器物。根据文献的记载，罗家坝遗址所在的渠江流域，正是先秦时期板楯蛮分布的中心区域。可见，罗家坝遗址应为板楯蛮的文化遗存[78]。罗家坝遗址各期文化的连续性发展演变，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反映了板楯蛮和嘉陵江、渠江流域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进程。
板楯蛮的社会和政治组织是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根据各种文献的记述，板楯蛮有七姓，即是七个大的部落组织。《后汉书·板楯蛮传》记载：“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风俗通》作卢）、朴、督（《风俗通》作沓， 《华阳国志·巴志》作昝）、鄂、度、夕、龚（《风俗通》讹作“袭”）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
钱，口四十。”这里的姓是大姓的姓，是一种部落组织，每一个大姓，就是一个部落[79]，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渠帅，实行大姓统治。所谓渠帅，实即酋邦中的酋豪。从这段引文分析，七个部落渠帅不输租赋，与余户不同，表明其间具有尊卑贵贱的等级关系。而渠帅与余户在租赋上的这种重要区别，其实是此前板楯蛮酋邦内部再分配制度在汉王朝政治框架内的延续和演变。透过此点，可以从经济制度上看出，酋邦制度是先秦板楯蛮的政治组织形式。
图7－17 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出土的青铜鍪、釜、甑
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古代板楯蛮不但以族相聚，而且还建立过自己的政治中心。《华阳国志·巴志》记载说：“宕渠盖为故
国，今有
城”。《舆地纪胜》卷162引《元和志》说：“故
城在流江县东北七十里。” 《太平寰宇记》卷138也记载说：“古
国城在流江县东北七十四里，古之
国都也。”所谓
国、
城、
国都，其存在年代均应在公元前316年秦惠王灭巴国以前，表明先秦时代
人（板楯蛮）确曾有过比较发达的复杂酋邦组织，
国是这个复杂酋邦的总称，其政治中心在
城或
国都，而板楯蛮七姓则是酋邦的第二层级，各姓渠帅即是
国分布在嘉陵江、渠江流域的各级酋长。这表明，板楯蛮酋邦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罗家坝遗址墓葬内出土的大批青铜兵器以及某些遗迹现象，恰与历史文献关于板楯蛮“天性劲勇”，“陷阵锐气喜舞”，“其人性质直”，“勇敢能战”，“县邑阿党，斗讼必死”的记载相吻合[80]，表明这批墓葬是板楯蛮酋邦中某一大姓的文化遗存。
不过，所谓
国即板楯蛮酋邦并不是一个已经演进为国家组织的独立王国，它是巴国境内的一个酋邦组织，建立在部落血缘关系之上，主要是以血缘纽带维系起来的，板楯蛮七姓是其全部力量，大姓传统大概就是从那一时代延续下来的。正如徐中舒先生分析的那样：“他们一方面虽然服属于封建王朝，一方面还是自擅山川，在自己的部族间，称王称侯。鱼豢《魏略》说：‘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又说：‘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这就是秦汉以来的大姓与封建王朝的关系最好的说明。”[81]可见，到秦汉时代，虽然经过历代封建统一王朝的改造，板楯蛮的酋邦组织已经不复存在，但其基本组织结构却仍然顽强地保存了下来。
【注释】
[1]参见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1～99页；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63页；缪钺：《〈巴蜀文化初论〉商榷》，《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75页；蒙默：《试论古代巴蜀民族及其与西南民族的关系》，《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李绍明：《川东南土家族与巴国南境问题》，《思想战线》1985年第6期；张正明：《巴人起源地综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2]《太平御览》卷171《岳州》引。
[3]袁珂：《山海经校注》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4]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4辑，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1955年11月，北京，第30页。
[5]《太平御览》卷65《地部》30引。
[6]龚煦春：《四川郡县志》卷3，四川大学历史系等校点，成都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91页。
[7]《水经·江水注》引。
[8]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9]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0]张勋燎：《古代巴人的起源及其与蜀人、僚人的关系》，《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1]《华阳国志·巴志》。
[12]《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13]《水经·江水注》。
[14]参见第二章第一节。东汉熹平二年朐忍令景云碑现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15]《左传》僖公二十一年。
[16]《左传》昭公十七年。
[17]《世本》张澍粹集补注本、茆泮林辑本。
[18]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7～52页。
[19]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第89～109，178～245页。
[20]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31～242页。
[21]芮逸夫《苗族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认为伏羲传说与苗族有关，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第237～238页。
[22]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4辑，第19页。
[23]《太平御览》卷78《皇王部》3引《遁甲开山图》，第364页。
[24]《晋书》卷120《李特载记》。
[25]李学勤：《巴史的几个问题》，《巴渝文化》第3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45页。
[26]《山海经·海内南经》郭璞注。
[27]这里所论宗姬巴国，指其王室及其后代，不包括巴国其他族类的统治者各阶层和被统治者。
[28]《史记·周本纪》索隐引。
[29]徐中舒：《论尧舜禹禅让与父系家族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四川大学学报》1958年第3、4期合刊。
[30]尹盛平：《西周的
国与太伯、仲雍奔荆蛮》，《陕西省文物考古科研成果汇报会论文选集》，第134、154页。
[31]《左传》襄公四年。(www.xing528.com)
[32]段渝：《试论宗姬巴国与廪君蛮夷的关系》， 《四川历史研究文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33]《春秋公羊传》昭公十二年《经》何注及徐疏皆谓鲜虞与晋同姓，是知其为姬姓。
[34]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35]段渝：《巴文化与巴楚文化简说》，《楚俗研究》第3集，湖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
[36]段渝：《略论巴、蜀与楚的文化交流关系》，《长江文化论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37]《华阳国志·巴志》。
[38]夏鼐：《关于考古文化命名的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
[39]参考段渝：《巴人来源的传说与史实》，《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41]蒙默：《僰为僚说》，《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7年第1期。
[42]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5～97页。
[43]《水经·江水注》。
[44]顾铁符：《楚三邑考》，湖北省楚史研究会、武汉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合编《楚史研究专辑》，武汉，1982年版，第26页。
[45]《史记·楚世家》正义引刘伯庄。
[46]《史记·楚世家》索隐引。
[47]段渝：《西周时代楚国疆域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
[48]《水经·沔水注》“夷水”条。
[49]段渝：《试论宗姬巴国与廪君蛮夷的关系》， 《四川历史研究文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50]湖北省清江隔河沿考古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王善才主编：《清江考古》，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51]《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李贤注引盛弘之《荆州记》。
[52]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53]长江自重庆奉节至湖北宜昌一段，称为峡江。参考《中国地图册》，地图出版社1966年版，第30～31页。
[54]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湖北宜昌中堡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2期。
[55]杨华：《三峡先秦考古文化》，武汉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136页。
[5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万州区文物管理所：《万州唐房坪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9～500页。
[57]国家文物局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领导小组湖北工作站：《三峡考古之发现》（二），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
[5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宜昌杨家嘴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4年第1期。
[59]西北大学考古队、万州区文物管理所：《万州中坝子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7～380页。
[60]重庆市博物馆、复旦大学文博系：《万州麻柳沱遗址考古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8～524页。
[61]王川平、邹后曦、白九江：《重庆库区1999年度考古综述》，《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62]参考段渝：《论巴蜀地理对文明起源的影响》，《四川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63]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243页；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9～347页。
[64]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4～288页；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巴人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8～388页；罗二虎：《峡江巴文化寻踪——重庆云阳李家坝遗址1997年发掘记略》，《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2期。
[65]中国青铜器有多种分类方法，这里的分类，参考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2页。
[66]关于巴国南迁的问题，参考本书第八章第三节。
[67]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巴人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8页。
[68]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第5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涪陵市小田溪9号墓发掘简报》，《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69]在长江流域，除商周时代的成都平原而外，在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亦有大量虎形刻画。如在良渚文化遗址中大量出土的“神徽”，有的学者就认为其下半部分的兽面所刻画的是虎形。参考张光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张明华：《良渚玉符试探》，《文物》1990年第12期。
[70]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达州地区文物管理所、宣汉县文物管理所：《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2003年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9期。
[7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通江县擂鼓寨遗址试掘简报》，《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雷雨、陈德安：《巴中月亮岩和通江擂鼓寨遗址调查报告》，《四川文物》1991年第6期。
[72]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三峡考古队等：《重庆忠县㽏井沟哨棚嘴遗址发掘简报》，《重庆三峡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73]吉林大学考古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奉节县老关庙遗址第三次发掘》，《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74]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西乡李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7期。
[75]唐金裕：《汉中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76]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达州地区文物管理所、宣汉县文物管理所：《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2003年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9期。
[77]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城固宝山——1998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78]段渝：《略谈罗家坝遗址M33的时代和族属》，《四川文物》2004年第1期。
[79]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80]《华阳国志·巴志》。
[81]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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