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江流域廪君的来源及其时代
廪君史迹最早见于《世本》，此书早已亡佚，刘宋范晔《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引有一段文字，李贤注谓“并见《世本》”，知为原文。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亦载其事，实际上也是本于《世本》之说。
廪君的族属，《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注引《世本》曰：“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也。”巫诞，巫为地名，诞为族名，即是巫地之诞。诞，别本或作蜒、蜑、蛋。蜒人在秦汉以后屡见于史册，常与獽、夷、
、蛮等族杂居，有自己的“邑侯君长”[40]。樊绰《蛮书》卷10引《夔府图经》云：“夷、蜑居山谷，巴、夏居城郭，与中土风俗礼乐不同。”显见蜒与中夏之人不同。《隋书·地理志》于“梁州”下记载：“又有獽、蜒、蛮、
，其居处、风俗、衣冠、饮食，颇同于僚，而亦与蜀人相类。”所说“颇同于僚”，是《隋书》作者就隋唐之际所见其风俗文化颇相类似而言，虽未考镜源流，却颇有根据。实际上这几个族系均出僚人，《太平寰宇记》卷76即载：“又有獠人，与獽、夷亦同，但名字有异而已”，可见是僚的不同分支。而僚人其实就是濮人。据蒙默先生研究，先秦汉魏时期的濮或僰就是魏晋以后的僚，濮、僚同义，可以互用，濮是他称，僚是自称，濮、僰、僚只是同一民族在不同场合的异称而已[41]。徐中舒先生在《巴蜀文化续论》中也认为，廪君出自巫蜒，这是关于濮族的传说[42]。廪君实出濮系，这一看法可谓信而有征。
除上述诸证外，我们还可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考察，以观廪君的渊源所自。根据《世本》的记载，廪君有“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并在那里与被称为“盐水神女”的土著居民争长的传说。按盐阳即盐水之阳，盐水为今清江。《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李贤注曰：“今施州清江县水一名盐水，源出清江县西都亭山。”盐水源于今湖北省西南的利川县，中经恩施、长阳，在宜都入江。其水名盐水，是因为沿岸产盐的缘故，盐水就应当是清江最早的称谓，故居于其旁的土著母系氏族部落才有“盐水神女”之称。其水又称夷水，那是因为“廪君浮夷水”[43]入主其地的缘故，显为晚出之说。而其水称作清江，则是蜀王开明氏东征时所命名，时代更要晚一些。
从《左传》记载来看，夷水本在汉水中下游之西，为汉水支流，即今蛮河。据《水经·沔水注》等书的记述，蛮河在东晋以前均称夷水，因桓温父亲名彝（夷），曾官宜城太守，故桓温执政时为避父讳改称夷水为蛮水，取蛮、夷义近。而宜城西山称为“夷谿”。1975年在宜城县南楚皇城内出土一方汉印，文曰“汉夷邑君”[44]，确切证实当地至汉代仍称为夷，乃自先秦而然。而在此古夷水北面，先秦史籍中均记有一条水道名为丹水，即今丹、淅之会的丹江。这一带在商周时代本为濮人群落的分布之地。《左传》昭公九年所记载的周初南土四国巴、濮、楚、邓中的濮，正是在这里活动生息[45]。
廪君先世本为百濮之一，原在濮人聚居区之一的古夷水流域活动。清江本称盐水，由于廪君先世从夷水迁徙至此，将夷水之名带至，故始称其为夷水。原来的古夷水北面有丹水，廪君先世迁于清江后，亦将丹水名称带来，故清江北面也出现了丹水之名。这种南北二夷水、二丹水互相依托的现象绝非偶然，而且也是完全符合古代地名随人迁徙之习的。这种情况，在《左传》中称为“名从主人”。《世本》说廪君“乘土船从夷水下至盐阳”，可以说恰好是正确地反映了廪君先世从古夷水南下至于盐水的情况。
至于《水经·夷水注》所说：“昔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其实也是反映了廪君先世从古夷水向南迁徙的情形。过去人们一提捍关就以为是一专指名称，或谓在今四川奉节，或谓在今湖北长阳，二说争执不休。其实捍关本非专指名称，捍为捍卫、防卫之意，不仅奉节、长阳有之，而且其它地方也有之。《盐铁论·险固》记载：“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扞关以拒秦。”扞与捍，音同义通，可见楚在其西部边疆也是遍设扞关以为捍卫的。我们在排除捍关专指的成见以后再来看“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的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廪君先世从夷水南下节节设关之事了，这也就是《水经·江水注》中“捍关，廪君浮夷水所置也”一语所从来。
既然廪君先世是从古夷水南下至盐水，那么又如何解释《世本》所记的“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呢？这需要抛开巫仅仅是指长江北岸的巫山这一成见才能给以合理的解释。
巫诞所在，历代史籍未详，学者多有争议。今按巫诞当即《史记·楚世家》所记载的楚熊渠封其长子康的封地“句亶”。按，句亶之亶，《世本》原作袒[46]，亶、袒上古均元部字，又同在定纽，声、韵全同，故得相通。亶、袒与诞（诞亦元部定母字），双声叠韵，以声类求之，诞即亶、袒。句、巫二字，句为侯部见母，巫为鱼部明母，上古音韵侯、鱼二部恒通，顾炎武即将这两韵同归一部（顾氏第三部）。又，句字，西周金文常作攻字，句吴即作攻吴。攻为见母，可知句亦可读见母。可见，句、巫二字亦音近相通。按上古字少，“寄音不寄形”之例，巫诞实即句亶，其地在巫山山脉的北端。《盐铁论·险固》：“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扞关以拒秦。”方城即庸之方城，在今湖北竹山县南，可知竹山古亦称巫。《水经·江水注》载：“捍关……弱关……秦兼天下，置立南郡，自巫上皆其城也。”可知捍关、弱关所在之地均称巫上。《晋书·地理志》“上庸郡”属县有“北巫”，为今竹山县。由此可证，自竹山以南至今巫山县，古代皆属巫地。竹山南称巫，《史记·楚世家》所载西周中叶楚熊渠伐庸，封其长子康为句亶王，正在其地[47]。长子康， 《世本》原作“庸”，二字形近而讹，康原当作庸，此可谓铁证。句亶在竹山以南，其东南即是蛮河，即古夷水[48]，正是廪君先世巫诞的所在。廪君所浮夷水，原名盐水，由于廪君从古夷水南下而将夷水之名带至，故改称夷水。而古夷水（今蛮河）北至襄阳一带，正是殷周至春秋时代百濮的活动区域。由此可见，廪君之先，实为由汉至江之濮[49]。
《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既称廪君先世源于巫诞，又称廪君为“巴氏子”，这显然意味着廪君的先世称为巴氏。而廪君先世所在的句亶（巫诞），位于汉中东南角与大巴山之间的鄂西北巴地，那里正是先秦姬姓巴国之所在。这种情况，表明廪君一系的巴氏的确来源于鄂西北之巴地。
至于廪君源于清江之说，此说其实只是指廪君一氏的起源。廪君在清江与其原先所在部落别为氏族后，成为当地的主要居民，但追根溯源，其先世却绝非清江土著。
关于廪君的年代，《太平寰宇记》卷168引《世本》云：“廪君种不知何代。”可见由于廪君史迹的渺茫难征，其年代在战国秦汉间已经失考了。但从上文所论廪君先世从古夷水南下的情况，以及廪君一系的史迹等情况来看，其年代是十分古远的，应在青铜时代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之末，这正是文明起源的时代。
湖北省清江隔河沿考古队于20世纪80～90年代先后在湖北清江流域长阳地区发掘出大批旧石器时代至汉唐时期的遗址、遗迹和遗物，其中有大量新石器时代、夏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典型的有长阳香炉石遗址[50]。香炉石遗址共发掘出早商时期墓地2处，计墓葬7座和叠压埋葬的人骨架10余具，共获得夏商周至战国秦汉时期的文化遗物万余件，应是早期巴人的文化遗存。至于是否与廪君有关，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图7－3 香炉石遗址位置地形图
图7－4 湖北长阳香炉石遗址第5层出土的陶釜
（二）廪君集团酋邦的形成
通过部落内部各个血缘单位的联合，实行各个血缘单位的政治一体化，形成血缘集团的政治组织，服从政治组织最高领袖的集中领导与决策，这是古代酋邦的一般特征。以廪君为最高首领的古代清江流域酋邦的形成，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我们首先备列文献，然后进行分析。
《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记载：(www.xing528.com)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李注：音审）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李注：《代（世）本》曰：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也）。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皆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李注：此以上并见《代（世）本》也），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图7－5 湖北长阳香炉石遗址第4层出土的陶器
图7－6 湖北长阳香炉石遗址第4层出土的铜器
这段史料表明，武落钟离山赤黑二穴五姓的关系，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同一部落内部不同血缘单位之间的关系。当时的时代，是没有君长的蒙昧时代，社会成员之间处于平等地位，廪君仅仅是巴氏之子而已，是氏族部落中的一名普通成员。
根据《后汉书》的这段记载进行分析，赤黑二穴五姓酋邦组织的形成，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非暴力联合阶段。
巴氏之子与其余四姓根据部落制传统，以勇力、智慧和技艺来决定谁为最高酋长。掷剑和乘土船两次竞赛，一为“约能中者，奉以为君”，一为“约能浮者，当以为君”，均属约定，表现了充分尊重原始的部落习惯的特点，整个过程完全不带暴力性质，而是根据自愿原则进行。
在这个阶段，巴氏子务相以勇力、智慧和技艺取胜，得到五姓的共同拥戴，立以为君，自此称为廪君。不过，这个时候的所谓君，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部落酋长，还没有达到充分掌握并行使集中的政治、经济、宗教权力的最高领袖的地步，由五姓的联合所形成的组织，也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血缘部落集团，还没有达到酋邦的发展水平。而这一切的变成现实，是通过下一阶段对外战争的途径实现的。
第二阶段是通过对外战争确立君权的阶段。
廪君部落集团形成后，迅速走上了发动对外战争的道路，其武力扩张的方向，是从夷水至清江的盐阳，以争夺那里的食盐资源。《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李贤注引《荆州图副》曰：“夷陵县西有温泉。古老相传，此泉元（原）出盐，于今水有盐气。”又引盛弘之《荆州记》曰：“今施州清江县水一名盐水，源出清江县西都亭山。”表明清江盐阳之地是当时有名的盐产地。其时，这一食盐资源为当地的母系部落女首领盐水神女所控制，盐水神女又有盐神之称[51]，表明其族在清江流域产盐区拥有相当大的势力。廪君集团来到盐阳，随即便与盐水神女展开大战，“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战争之残酷惨烈，规模之宏大，于此可见一斑。最后，廪君终于一举破敌，射杀了盐神，将盐源据为己有。
食盐是人类的基本生活资源之一。古代生活在非产盐区的族体，其获得食盐的途径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互惠性贸易，一种是暴力性劫掠。廪君集团原先所居的夷水虽不是产盐区，但原应有获得食盐的正常方式，那就是贸易。即令是采取非正常方式，通过抢劫的途径来获取食盐，那么按照原始社会氏族部落领地的通行原则，也只是抢劫食盐，而不占领产盐区。可是廪君集团通过发动大规模战争武装占领盐阳之地，并消灭了盐神，这就突破了原始氏族部落的领地原则，把不同生态之间族体的生态互补，变成了跨生态的武力扩张，以政治行为而且是流血的政治行为代替了文化行为和经济行为，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
通过发动对外战争占领产盐区，不光是夺取了一种十分重要的基本生活资源，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资源原先并不属于廪君集团的公有财产，一旦通过战争夺取到手以后，这额外的财富就只属于军事领导集团的上层统治集团所有，于是使廪君的经济权力得到大大增长和加强，而经济权力的增长和加强，又带来了政治权力的大大增长和加强，从而把廪君推上了掌握集中的政治经济权力的最高领袖的地位，“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可见，正是由于对外战争扩大了廪君的政治、经济权力，才出现了“四姓皆臣之”的后果。两者之间的这种因果关系，也足可以反过来认识对外战争对于首领权力增长的极端重要意义。
廪君发动对外战争，武力占领清江产盐区后所发生的“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说明了两个事实：一是廪君成为这个集团的最高领袖，一是酋邦组织的正式形成，夷城便是它的权力中心所在地，四姓中的上层便是统治中枢的成员。这样，廪君集团的性质便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两方面同时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过去的单纯血缘集团转变为现在的酋邦组织，平等社会不复存在。
第三阶段是通过宗教仪式神化君权的阶段。
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根本转变，又进一步推动了文化系统的根本转变，通过宗教仪式在意识形态领域神化君权于是成为必要。所谓“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便深刻地揭示了神化廪君的史实。
廪君集团原先并无以人祭祀的习俗，只是当廪君成为政治领袖以后，出于神化廪君的需要才产生的，表明他同时又成为了宗教领袖，集政治、经济、宗教大权于一身，俨然成为酋邦的最高领袖。同时，以人祭祀属于杀殉的性质，它与作为一些古代民族传统习俗的殉葬有着根本的区别，其实质是对被杀者人权的剥夺，而它是以对被杀者政治经济权力的剥夺为前提的。显然，这意味着廪君对于酋邦之内的族众有着生杀予夺之权，这种权力又是通过神权的形式反映出来的，表明了君权与神权合一的事实。
《世本》记载的廪君出自巫诞，从原家族中分化出来后，到达武落钟离山（今佷山）定居，然后扩张至清江流域，战败当地的“盐水神女”，“于是君乎夷城”，是为了夺取食盐资源所进行的扩张，由此而导致了廪君集团层级组织的诞生和形成。在分层的政治体系中，使巴、樊、瞫、相、郑五姓的社会结构复杂化，最终形成酋邦这种政治单位。这是古代酋邦形成的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从对廪君酋邦形成过程的详细分析，可以看出不是由于人口压力、土地限制等因素导致文明起源，而是由于对食盐资源的争夺，通过政治手段直至军事占领，而导致了文明因素的出现，导致了政治权威的兴起，导致了与平等社会不同的分层社会这样一个新型政治组织——酋邦的诞生。
由上可见，从族体的非暴力联合，到通过对外战争确立君权，再到通过宗教仪式神化君权，是廪君集团酋邦组织发展演变的三部曲，也是廪君从部落集团首领上升为战争首领再上升为酋邦领袖这一个人权力演变的三部曲。这一演变过程非常具有典型性，对于我们了解古代酋邦组织的发生途径、发展历程以及性质等，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认识模式，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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