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史的材料来源-《四川通史.卷一，先秦》

早年疑古派学者之所以对中国古史传说力加否定，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这种说法不过是战国秦汉年间流传的神话，不过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完全不符合古史真面目，因此根本不可置信。可是，他们在分析史籍时，并未对其材料来源作出区域文化方面的判断。比如，对于中原文献所传黄帝与蜀的关系，仅以中原文献加以比较，而未意识到是否有来源于古蜀人所传古史的可能；而对于《山海经》，则仅断为战国秦汉之间成书，却不考虑它成书以前的流传情况，更不考虑它所产生的地域；对于古蜀文献所传古史，也不分析其源流和传播情况，仅一律斥之为据中原文献加以编造，如此等等。这种研究方法，从当时中国史学所达到的水平而言，是可以理解的，其研究成果也对中国古史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在考古发现日益增多、区域文化研究日益深入的今天，再来看这种方法，却是大有疑问的。

近年中国考古研究已充分表明，中国文明起源并非出于一个中心，而是多元的。苏秉琦先生将这种情形形象地比喻为“满天星斗”，并创立了考古学区系文化理论，概括出中国史前文化的六大区系，巴蜀为其中之一。其中有的地区，史前文化的昌盛和文明的起源，要早于中原地区；有的地区在文明进步的历程上，与中原同步发展；有的地区则晚于中原。同时，中原文化与各地文化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互有交流、互有影响，在互动中发展演变，渐趋一体。这些，都是考古学向我们展示出来的不可否认的事实。

在中原与各区域文化的交流中，各地的古史传说必然会有交流，并在各地留下这种交流和影响的痕迹。同样，中原所传古史的材料来源，也不可能是尽取于中原一地，必然还吸收了其他区域文化的一些古史材料，从而形成东西南北中交织的情形。中原古史传说之所以常有牴牾，就是因为来源非一，汇集了各区域古史材料的缘故。在此情形下，古蜀史以某种形式北传中原，为中原古史所取，就不是不可能的。

中原文献所传黄帝与古蜀关系的材料，《史记·五帝本纪》来源于《大戴礼记·帝系》，《大戴礼记·帝系》来源于《世本》，《世本》来源于《吕氏春秋》。再上溯，《吕氏春秋》的有关材料，应来源于《山海经》中的《海内经》和《大荒西经》，而《山海经》中的有关材料，则直接取之于蜀王旧史。

《山海经》的《海内经》作于西周中叶以前，《大荒西经》作于周室东迁以前，足见这些材料本身的形成年代还要早得多，即应在西周以前。这些材料在如此之早的年代里为《山海经》所摭取，而《山海经》并非中原官修之书，则它的信息来源必定是蜀人所传的蜀王旧史，其流传年代应与黄帝、颛顼和蜀山氏、蜀王发生关系的年代一致，或稍晚；在《山海经》采摭这些材料时，这些旧说已在蜀人中世代相承了若干年。正如居于姚、巂等处的蜀王后世，累代“相承云黄帝后世子孙”^[80]的情形一样。可见，这些从上古蜀人世代相承下来的旧说，基本上是可靠的。(www.xing528.com)

《山海经》在流传过程中，较早北传中原，《海内经》至少在战国中叶魏襄王时（公元前318～前296年在位）已传至三晋。晋武帝太康二年出土于汲郡魏襄王墓内的《竹书纪年》，记事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记有“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除“乾荒”二字与《山海经·海内经》“韩流”二字形近而讹外，其他与《海内经》大同小异，而同样内容的记载却不见于中原其他史书。显然，《竹书纪年》的这段记载，来源于《山海经·海内经》。

《竹书纪年》梁惠王十年（公元前360年）记载：“瑕阳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来归。”瑕阳为魏地，今山西临猗。青衣水即今青衣江，为蜀之西境。由青衣水至岷江上游地区，出岷山峡谷北至秦地，然后东转中原至魏，是古代蜀、秦、中原的交通要道之一，故称“秦道岷山青衣水”。而岷江上游地区为蜀王蚕丛的兴起之地，蜀王鱼凫亦从川西北高原沿岷江南下成都平原，他们的先世即与兴起于中国西部的黄帝文化有关，因而这些地区必然留下蜀王旧史的传说。记有蜀王先世与黄帝关系的《山海经·海内经》，经由这条通道北传中原，是有可能的。由于《竹书纪年》接触《海内经》较早、较直接，因此除字讹外，所记昌意、乾荒的世系与《海内经》完全相同。这是中原文献吸收古蜀文献的一个显著例子，同时也证明了疑古学者早年所说黄帝与巴蜀关系的材料为战国秦汉之际人士伪造的说法，并不可信。

前面说到《世本》的有关材料出自《吕氏春秋》，那么，《吕氏春秋》的有关材料又来源于何处呢？ 《吕氏春秋》中讲黄帝系统与古蜀关系的材料仅有一条，即《古乐》：“帝颛顼生自若水。”这条材料由来甚古，且与古蜀有关。据《史记·货殖列传》：“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秦文、德、穆（缪）诸公之际，年代为公元前765年至公元前621年，相当于春秋初年到春秋中叶之际。在此期间，秦、蜀之间就已发生了双向的贸易往还。按照一般规律，文化交流要早于贸易往来，所以秦、蜀之间的文化往来一直是在长期开展的。秦、蜀毗邻，双方接壤，相互之间的古史传说必定随着经济文化的往来也在交流着。关于黄帝子昌意降居若水、帝颛顼生于若水这种在蜀长期广泛流传的古史旧说，也必然为秦人所知。《吕氏春秋》的有关记载，应与此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对于五帝次序的排列，黄帝之后不是紧接颛顼，而是少皞，少皞之后才是颛顼。这个帝序既与中原所传五帝有异，也与古蜀所传黄帝、昌意、乾荒、颛顼的次第不同，显然是把中间的两代换成了少皞。为什么如此呢？秦人源于东方，少皞传说也源于东方。秦人西迁岐陇后，仍然奉祀少皞之神。《史记·封禅书》说：“秦襄公既侯，居西陲，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黄帝传说源出西北，后成为中华文化之祖，秦人不敢妄改。但黄帝与颛顼之间的昌意、乾荒，虽为帝子、帝父，但本身不是帝，故尽可以改换。于是雄心勃勃的秦人便硬将东方的少皞挤入西方的帝系之中，排挤掉了两位非帝的西方帝子、帝父。这样，由蜀流传入秦的帝系便面目全非了。虽然如此，《吕氏春秋·古乐》却仍然保存了蜀人关于帝颛顼生于若水的旧说，从而透露了取材于蜀的事实。表明古蜀有其系统的历史资料传世，而这正是古蜀史学的渊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