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中方术神仙家的渊薮

方术神仙家是古蜀学术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古蜀文化的整个体系影响至为深远。从整个古蜀学术史来看，倘若不了解它源远流长的方术神仙家传统，就等于没有把握住它的底蕴和精髓。

古蜀地区自古巫术流行，巫风弥漫。早在商代三星堆古蜀文明时代，以萨满为特征的巫术就已笼罩在古蜀大地之上^[35]。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大型青铜雕像群，包括各种大小立人、跪坐人物、奉璋人物、顶尊人物、人头像、人面像、祭坛、黄金面罩、金杖和各种青铜动物、植物、怪兽群像以及大量象牙、海贝、玉器，均与降神、通神、祈神降祸福于人间的巫术仪式和巫歌、巫舞有关。几株大型青铜神树，上有立鸟、悬龙、贝、铃、花蒂等铜制海陆空神物，树座之旁又有铜人护卫，其中一株的树枝还用金箔包卷，竟与弗雷泽（J．G．Frazer）在其名著《金枝》（The Golden Bough）中所描写的情景相类似。这不是偶然的，当与《山海经》和《淮南子》所记载的“众帝所自上下”之“建木”有关。而“建木在都广”，即今成都平原，建木就是古蜀诸神的“上天还下”之梯^[36]，也就是所谓天梯。三星堆文明如此盛大的通神、降神场面，在当时全中国范围内绝无仅有，足以显示出巫风之盛。延及周代，古蜀乃至整个西南夷地区的“巫鬼”（或作“鬼巫”）崇拜盛而不衰，不仅影响到江汉地区“信巫鬼，重淫祀”^[37]传统的形成，还在西南各族中造成了深刻久远的影响，对于汉季道教的起源、形成和传播奠定了广泛的思想和社会基础，其遗风故俗直到隋唐之世仍然斑斑可见，以致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巫鬼文化圈，传奇甚多，由来甚古，与众不同^[38]，使古蜀文化分外扑朔迷离，令世人颇感茫然，难以缕述。

流传至今的两部蜀史，西汉扬雄的《蜀王本纪》和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对于古蜀历史文化的记载，通篇充满了神仙家的浓重气息。在《蜀王本纪》中，蜀之先王蚕丛、柏濩、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王猎至湔山，便仙去”，当杜宇开国后，“化民往往复出”，而“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此类神化不死、死而复生的故事，都是极其典型的神仙家之言。《华阳国志·蜀志》的记载也是如此，如“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又如“杜宇化鹃”，“帝升西山隐焉”，“石牛便金”，“丈夫化女”，“五担石折”等等，均为神仙家言。此类神仙家言流传到楚地，影响至深，故《楚辞》记载说：“鳖令尸亡，溯江而上，到崏（岷）山下苏起，蜀人神之，尊立为王。”^[39]甚至可以说，整部古蜀史，就是由方术和神仙家言交织而成的宗教体系。

早于常璩的古蜀史著，据《华阳国志·序志》记载，在汉晋之间原有八家，但仅有题名扬雄的《蜀王本纪》因有清代辑本而流传下来，不过已属断简残篇，其余七家则均已散佚（仅《三国志·蜀志·秦宓传》裴松之注引谯周《蜀本纪》一条传世），难考其详。但八家《本纪》均为常璩所亲见，并“略举其隅”。从《华阳国志·序志》所举来看，八家《本纪》均充满了方术和神仙家言一类描写，如“三皇乘祗车出谷口”，“蜀王蚕丛之间周回三千岁”，“荆人鳖灵死，尸化西上，后为蜀帝，周苌弘之血变成碧珠，杜宇之魄化为子鹃”等，常璩斥之为“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但这些事类均为古蜀历史和文化上的重要环节和关键之点，而八家《本纪》的作者又都是汉晋之间西蜀的成名之士。这就意味着，在两汉和魏晋之际，蜀中学人对于古代蜀史及文化的理解，本质上仍然是宗教性的，即是若干由方术和神仙家言汇聚而成的事类的叠加，亦即宗教史的延伸。

除常璩提到的八家《蜀本纪》外，汉末三国时言及古蜀史的尚有其人，有名的如汉末的来敏，魏晋之间的秦宓、陈寿等。来敏为刘焉宾客，著有《本蜀论》，记述蜀王本始，其书早佚，《水经·江水注》和《沔水注》分别引用一条，其中一条叙录望帝、鳖灵事，另一条叙录石牛便金事，与扬雄《蜀王本纪》大同小异，出自一辙。这些都是为常璩所驳斥的不雅驯之言。然而在有汉一代、魏晋之世，以神仙家言为脉络的古蜀历史一再在巴蜀文人学士中翻版传习，却恰恰表明古蜀文化史体系不论在先秦还是汉魏都是由宗教这个黏合剂所聚合起来的。

尽管常璩激烈批评这些“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但他既是蜀郡江原人，就不可能不受到蜀中世代相承的神仙家言的深刻影响，所以在他编撰《华阳国志》时，虽经他以《汉书》作为取舍标准，多方删正，但书中受神仙家的影响之迹仍然斑斑可见。这种情况说明，直到两晋之际，蜀文化中依然弥散着相当浓厚的方仙气息，而这种气息深深浸润了蜀人的心灵，以致连标榜正统、人称“蜀史”的常璩也难以摆脱其窠臼，足见蜀文化内蕴的宗教化程度之深。(www.xing528.com)

战国至秦汉广泛流传着关于方术的种种传说，其中颇有名气的是苌弘及其形迹。苌弘，春秋末周大夫，以星象、术数著称于世^[40]，《史记·天官书》称他为“昔之传天数者”，《淮南子·汜论篇》还说：“昔者苌弘，周室之执术数者也，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据《史记·封禅书》记，苌弘身怀“设射狸首”之术，“以方事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狸首。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致诸侯，诸侯不从，而晋人执杀苌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苌弘。”所谓“设射狸首”，渊源于古代的“射侯”，属于上古的一种方术。《封禅书》所说“方”、“方怪”，均指方术，可见苌弘是古代的大方术家。

大方术家苌弘与蜀大有关系。《庄子·外物》说：“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吕氏春秋·必己》说：“苌弘死，藏其血，三年而为碧”，虽未言蜀，但义近《庄子》。《华阳国志·序志》说：“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言……周苌弘之血，变成碧珠”，可见汉代人所著《蜀王本纪》原有苌弘化碧于蜀之说。^[41]晋人干宝《搜神记》亦说：“周灵王时苌弘见杀，蜀人因藏其血，三年乃化而为碧。”这些记载说明，苌弘死于蜀是战国秦汉魏晋约及700年间流传广远的一种传说，这种传说的起源和流布必定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那就是蜀中历来为方术神仙家的渊薮。虽有人指认苌弘葬于洛阳^[42]，但这并不重要。不论苌弘是否死于蜀，道家以《庄子》为首的诸书^[43]，以及专门记载古代神怪事迹的《搜神记》和深受神仙家观念浸染的诸种《蜀王本纪》，均一致指认苌弘死于蜀，这绝非偶然。这种现象至少提供了一条非常清晰的线索，一头伸向上古，一头伸向近古，把千年之间蜀中连续发展的方术神仙家文化串联起来，对于我们理解蜀中为方术神仙家的一大策源地是大有帮助的，并且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巴蜀之成为道教发源地的历史文化渊源及其背景。

除苌弘而外，从战国至汉晋时期还风行关于仙人王乔和彭祖的传说。王乔之为神仙，见于屈原《远游》，其术显然属于行气一派仙术，屈原称其术为“道”，汉时亦称为“道”，即所谓“方仙道”^[44]。《淮南子·齐俗篇》说：“今夫王乔、赤诵子，吹呕呼吸，吐故内新，遗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通云天。今欲学其道，不得其养气处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时诎时伸，其不能乘云升假亦明矣。”《淮南子·泰族篇》也讲到王乔之道术，与《齐俗篇》篇所述大体相同，兹不具引。关于彭祖仙术之迹，较早的记载盖为孔子所说“窃比于我老彭”^[45]，老彭即彭祖，因寿长，故称之为“老”。《庄子·刻意》明确讲到彭祖之术，此篇记载：“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与庄子同时代的屈原也说：“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久长？”^[46]相传彭祖为殷守藏史、周柱下史，寿八百余岁^[47]，汉晋间人对此颇多习知^[48]。从《庄子》所述来看，彭祖和王乔的仙术，均以行气吐纳为特点，应属同一仙道派别。

王乔、彭祖都是蜀人，并且同出汉之犍为郡武阳县（今四川彭山县）。《淮南子·齐俗篇》高诱注：“王乔，蜀武阳人也，为柏人令，得道而仙。”南朝萧梁李膺《益州记》 （亦作《蜀记》）亦载，武阳“县有王乔仙处，王乔祠今在县”^[49]。周、汉时还另有两个仙人王乔，一是周灵王太子王子乔^[50]，一是东汉叶县令河东人王乔^[51]，与蜀中仙人王乔不同，这一点汉晋间人是区分得很清楚的。但对彭祖之为蜀人，诸书则略有分歧。据《国语·郑语》、《史记·楚世家》，彭祖为祝融陆终氏之子，又称“大彭”， “自尧时举用，历夏殷，封于大彭”^[52]。《汉书·地理志》以为：“彭城，古彭祖国”，地在今江苏省徐州市。但蜀中也有彭祖遗迹，《华阳国志·蜀志》于犍为郡武阳县下载：“郡治，有王桥（乔）、彭祖祠”，又载：“王桥（乔）升其北山，彭祖家其彭蒙。” “彭蒙”之“蒙”，与“望”音近相通，《续汉书·郡国志》犍为郡武阳县下载有“彭亡聚”，刘昭注引《南中志》云：“县南二十里彭望山”，又引李膺《益州记》：“县……下有彭祖冢，上有彭祖祠。”《元和郡县志》卷32亦载：“彭亡城亦曰平无城，彭祖家于此而死，故曰彭亡。”蜀地这个彭祖渊源有自，应与《尚书·牧誓》所载西土八国“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中的彭人有关，不必勉强去同陆终氏之后的大彭相比附。从三国时张鲁之子叫彭祖的情况看^[53]，西蜀有为子取名彭祖之习。再从仙人彭祖行迹看，他以“吹呴呼吸，吐故纳新”为特征，恰与其同乡王乔相同，所以《庄子》所说的仙人彭祖，应为西蜀犍为郡武阳县的彭祖，而非东方彭城的彭祖。此彭祖与王乔并为一派，蒙文通先生考证其为南方之仙道，与燕、齐有殊，而吴、越的行气一派也是源于西蜀王乔、彭祖的^[54]。至于《华阳国志·序志》所说“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则混淆了东方的彭祖和西方的彭祖，而两个彭祖又是各有渊源的，正如三个王乔各不相同一样。

从商代三星堆蜀都发达的巫术，到整个古蜀历史体系中无处不在的方术神仙家言，再到饮誉于世的方士神仙家苌弘、王乔、彭祖，可以清楚地看到蜀地巫术、方术、神仙之术从先秦到汉晋连续发展的历史陈迹，它们构成了古蜀文化最突出的特色要素，即是古蜀文化的底蕴，所以当秦汉时代蜀文化的其他子系统纷纷转型，与汉文化合流以后，这个子系统却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内蕴，几乎完整地继承下来。正是因为蜀文化有着方术神仙家传统和巫鬼信仰传统，才使蜀中成为道教思想及其组织的重要发源地^[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