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古文字：方块字、直行排列，表意文字

图6－1　四川什邡战国船棺葬出土的巴蜀印章拓片

20世纪20年代，在成都白马寺出土的青铜器上，曾发现一种与中原古文字不同的文字，当时的学者卫聚贤认为是古代巴蜀的文字^[3]。1954年，在四川广元昭化宝轮院和重庆巴县冬笋坝考古发掘出土的船棺葬器物上，发现不少“似汉字而又非汉字”的文字和符号^[4]。这种“似汉字而又非汉字”的文字符号，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在四川郫县、新都、峨眉、什邡、荥经、广元，重庆万州、涪陵，湖南常德等地出土的巴蜀青铜器和印章上，有着较多发现^[5]，其后在四川和重庆的一些考古遗址中续有发现，学术界将其笼统地称为“巴蜀文字”，或称为“巴蜀图语”。这种文字和符号，有的单个出现，有的成组出现，成行出现的铭文目前仅见于青铜戈上。这种巴蜀古文字作方块形，偏旁结构与汉字有别，运用汉语古文字的方法不能释读，表明它是不同于汉语古文字的一个独立的古文字系统。由于出土巴蜀古文字的单字不多，特别是缺乏进一步比较研究的材料，所以目前还不能释读。

巴蜀古文字的特点，是方块字而非拼音字，是直行而非横行，属于表意文字的范畴^[6]。字体也已达到简化、省略、定型、单位小的水平。从其分布看，不仅在成都平原，而且在四川盆地东部巴地和湘西均有发现。说明这种文字在一定范围内既经约定俗成，得以推行使用，成为一种通行的文字。

迄今考古发掘出土的巴蜀有铭青铜戈的年代，上限为春秋时代，下限约在战国晚期秦并巴蜀前后。从文字的发展演进规律出发，巴蜀方块字既已发展成为表意字，其起源必定早得多。通观迄今为止的考古资料，可以认为，至迟在商代晚期，巴蜀方块字便已产生。主要证据如下：

第一，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些陶器上，发现有刻划符号^[7]，作、、、、、、等形。它们显然不是偶然的刻划。因为同一种符号往往见于不同的器物上，说明这些符号及其含义已初步固定化、约定俗成，其意义与大汶口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一样，代表着早期的文字。、可能具有计数的意义，与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遗址以及侯马东周遗址出土的陶器符号，有相同之处。、意义不明。像贝形，是一个象形字，当释为“贝”。像以一绳并系两串贝之形，当释为“朋”。联系到三星堆一、二号坑出土的大批海贝多穿有大孔来看，释为贝，释为朋，当有根据。酷像人眼之形，外框像眼眶，中间小圆像眼球，当释为“目”。此字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所出龟腹甲上的目字作形相似，不过更突出眼眶和眼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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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四川峨眉符溪出土青铜戈内部的巴蜀文字

图6－3　巴蜀青铜戈上的表意文字

第二，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一件玉璋上，两面各阴刻两组相同的图案，在每一组的第二幅图案的两山之间，都刻有一个形符号^[8]。从这个符号的方块化、抽象化和线条化等特点来看，与前述春秋战国之际巴蜀青铜戈上的方块表意文字有异曲同工之处。此字是由和□两个独体字构成的合体字。□像器皿，像器中所盛物之形。这个字的意义，由它所在图案的位置可以看出，应与祭祀有关，故有可能是祭品名或祭名。

第三，在成都十二桥商代木结构遗址第12层内，出土一件陶纺轮，腰部刻有、两字^[9]。这两个字也是抽象化、线条化了的方块表意字。此两字颇似汉语古文字中的指事字，横笔和直笔是基本的象形结构，小圆点则是所指明的事物要点。

以上陶器和玉璋上的文字，虽目前发现数量还少，但其形体结构比起西安半坡等地所出仰韶文化刻画符号以及山东莒县等地所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有的已有明显的进步。既然仰韶文化刻画符号是“原始文字的孑遗”^[10]，大汶口文化刻画符号也是文字^[11]，那么古蜀文化的刻画符号又何尝不是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