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交通线：南方丝绸之路，亚洲交通大动脉 四川通史

从蜀经云南出外域的国际交通线，学术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为古蜀文明的中心——成都^[220]，向南分为东、西两线，西线为从成都到印度的“蜀身毒道”，或称为“川滇缅印道”；东线为从成都到越南的“步头道”和“进桑道”。

西线从成都出发南行，分为东、西两路。西路沿牦牛道南下，出四川双流、新津、邛崃，经名山、雅安、芦山、荥经、汉源、越西、西昌、会理、攀枝花、云南大姚、姚安、楚雄，西折至大理。东路从成都南行经今四川彭山、乐山、犍为、峨眉山、宜宾，再沿五尺道经今云南大关、昭通、曲靖，西折经昆明、楚雄，进抵大理。两道在楚雄汇为一道，又继续西行，经云南保山、腾冲，抵达缅甸密支那，或从保山出瑞丽进抵缅甸八莫，向北进至东印度阿萨姆和曼尼普尔^[221]，至南亚、中亚和西亚地中海地区。这条国际交通线的线路最长，途经国家最多，可谓古代亚洲的交通大动脉^[222]。

南方丝绸之路东线也分为东西两路。西路即步头道，是一条水陆相间的道路，从成都南行，经四川宜宾至云南昆明、晋宁，至通海利用红河下航越南。《蛮书》卷6：“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头，从步头航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蛮。”通海之南步头所在，众说纷纭，但诸说都认为步头是出云南至越南的水路分程地点，以下即沿红河下航^[223]。方国瑜先生在《南诏通安南道》中认为，步头道在红河之元江经河口以至河内一线，这条线路是沟通云南和中南半岛交通的最古老的一条水道^[224]。东路即进桑道，严耕望先生在《汉晋时代滇越道》^[225]中认为，进桑约在今河江县（东经105°、北纬22°50′）境，此道行程，北由贲古县东南行，沿叶榆水（今盘龙江）而下，经西随县（约今开化、文山县，东经104°15′、北纬21°25′地区），达交趾郡（今河内地区）。据此，东路从蜀入滇，至昆明，经弥勒，渡南盘江，经文山，出云南东南隅，经河江、宣光，循盘龙江，直抵河内^[226]。

早在商代，中国西南地区便初步发展了与印度和东南亚大陆的陆上交通。西方考古资料也说明，中国丝绸至少在公元前600年就已传至欧洲，希腊雅典kerameikos一处公元前5世纪的公墓里发现了五种不同的中国平纹丝织品，而中国丝绸早在公元前11世纪已传至埃及^[227]。到公元前4～5世纪时，中国丝绸已在欧洲流行。这两种情况，在早期中西交通的开通年代上是完全相互吻合的。可是如果仅仅根据中国古文献的记载，则至公元前2世纪末期汉武帝时，汉王朝才开通西域丝绸之路，这远远晚于考古发现所真实反映的中国丝绸西传欧洲的年代。

中国是丝绸的原产地，早在商周时期丝绸织造就已达到相当水平^[228]，而四川是中国丝绸的原产地之一，丝织业素称发达，到商周时期，蜀地的丝绸业已有相当发展^[229]。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内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头戴的兽首花冠和身着的长襟衣服上所饰的有起有伏的各种花纹，显示出蜀锦和蜀绣的特征^[230]。西周前期，渭水上游宝鸡附近分布着一支弓鱼氏族类^[231]，是古蜀人沿嘉陵江向北发展到渭水上游的一个拓殖点。在弓鱼氏墓葬内，发现丝织品辫痕和大量丝织品实物，丝织品有斜纹显花的菱形图案的绮，有用辫绣针法织成的刺绣，这些丝织品其实就是古蜀丝绸和蜀绣^[232]，它们出土于以丝织著称的蜀人墓中，是不奇怪的。春秋战国时代，蜀地的丝绸业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湖南长沙和湖北江陵出土的战国织锦和刺绣，即是古代蜀国的产品^[233]，与四川炉霍卡莎石棺葬内发现的织品相似^[234]。不少学者认为，张骞在大夏看见的“蜀布”，其实就是蜀地生产的丝绸。扬雄《蜀都赋》说蜀地“黄润细布，一筒数金”^[235]，意思是蜀地的丝绸以黄色的品质尤佳。印度考古学家乔希（M．C．Joshi）先生指出，古梵文文献中印度教大神都喜欢穿中国丝绸，湿婆神尤其喜欢黄色蚕茧的丝织品^[236]。这种黄色的丝织品，也许就是扬雄所说的“黄润细布”^[237]。印度教里湿婆神的出现年代相当早，早在印度河文明时期已有了湿婆神的原型，后来印度教文明中的湿婆神就是从印度河文明居民那里学来的^[238]。从印度古文献来看，湿婆神的出现至少也是在公元前500年以前，相当于中国的两周时期，那时中原尚不知九州以外有印度的存在，而古蜀经由西南夷已与印度有了丝绸贸易关系。公元前4世纪印度古书里提到“支那产丝和纽带”，又提到“出产在支那的成捆的丝”^[239]，即是指成都出产的丝和丝织品。季羡林先生指出：“古代西南，特别是成都，丝业的茂盛，这一带与缅甸接壤，一向有交通，中国输入缅甸，通过缅甸又输入印度的丝的来源地不是别的地方，就正是这一带。”^[240]由此看来，先秦时期中国丝绸的西传，应当或主要是从蜀身毒道西行的。阿富汗喀布尔附近发掘的亚历山大城的一座堡垒内曾出土大量中国丝绸，据研究，这批丝绸是经南方丝绸之路，由蜀身毒道转运到中亚的蜀国丝绸^[241]。喀布尔正当南方丝绸之路要道^[242]，这批丝绸出现在那里不是偶然的。

先秦和汉初，从四川经云南至缅、印、中亚的南方丝绸之路在中西文化的早期交流中已扮演着重要角色。春秋以前，由中国西北方面民族的迁徙所带动的一些民族群团的大规模西迁还未发生。据西史的记载，欧亚民族的大迁徙发生在公元前7～8世纪。当公元前7～8世纪之际，欧亚大陆间的民族分布大致是：西梅瑞安人在今南俄一带，斯基泰人（Scythian，或译西徐亚）在西梅瑞安人稍东之地，索罗马太人（Sauromathae）在里海之北，马萨及太人（Massagetae）自黠嘎斯（kirghiz）草原至锡尔河（Sir Daria）下游，阿尔其贝衣人（Argippaei）在准葛尔及其西一带，伊塞顿人（Issedones）在塔里木盆地以东，阿里马斯比亚人（Arismaspea）在河西一带^[243]。这一时期经中国西北方面以及经北方草原方面的对外文化交流尚存困难。至秦穆公时（前659～前621年在位），用由余之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244]。但秦在西北地区获取最终胜利是在公元前3世纪初，此后西戎也才远居秦陇之西。而秦穆公固然武功勋烈，独霸西戎，但却得而复失。《汉书·韩安国传》所以说“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其原因正在于此。诚如蒙文通先生所说：“秦陇西之得而复失屡也，则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疆土之蹙，事可互证。非秦之支柱其间，是诸戎者胥相率而东也。”^[245]

战国至汉初，由于匈奴和西羌分别封锁了河西走廊和北方草原地带，致使中国西北和北方的中西交通仍受阻隔，张骞所说“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246]，反映的正是这种实际情况。而在中国西南方面，古蜀文化的空间分布十分广阔，《华阳国志·蜀志》记述道：“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其西南方向与永昌、滇越等夷越直接相连，这正是蒙文通先生所论证的包括汉之益州、永昌、越巂等在内的蜀之南中^[247]。由于西南夷很早就已是蜀的附庸^[248]，商周时期古蜀王作为西南夷诸族之长，长期控制着西南夷地区，“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僰道有故蜀王兵栏”^[249]，古蜀与西南夷诸族之间的关徼常常开放，因此出西南夷道至缅、印而达阿富汗、中亚再至西亚和地中海，实比从西北和北方草原西行更容易。张骞西行报告说，通过他的实地考察，得知不论从西北还是从北方草原地区出中国去中亚，都不但路途遥远，而且沿途环境险恶，民族不通，极为困难，只有从蜀经西南地区去印度到中亚，才是一条既便捷又安全的道路。而古蜀在西南地区的文化辐射和影响，基本上就是沿着南方丝绸之路展开的。张骞，汉中城固人，亦即蜀人^[250]，深知西南夷道上蜀与南中诸族的历史关系，所以说“从蜀宜径，又无寇”，可以由此打通中国与外域的关系。把张骞在中亚所见“蜀物”、 “蜀贾”，同蜀贾在次大陆身毒和在东印度阿萨姆滇越从事商业活动等情况联系起来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先秦和汉初蜀人商贾在印度和中亚从事丝绸、“蜀物”等长途贸易，必然是通过蜀身毒道进行的。

南方丝绸之路以巴蜀为重心，正如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所说：“四川的古文化与汉中、关中、江汉以至南亚次大陆都有关系，就中国与南亚的关系看，四川可以说是‘龙头’。”^[251]以成都平原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丝绸输往南亚、中亚并进一步输往西方的最早线路。早在商代中晚期，南方丝绸之路已初步开通，产于印度洋北部地区的齿贝和印度地区的象牙即在这个时期见于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三星堆青铜雕像文化因素和古蜀柳叶形青铜短剑形制等也由此而来，产于印度和西亚的“瑟瑟”也不仅见于四川考古，而且见于文献记载^[252]。印度所最早知道的中国，梵语名称作Cina，中译为“支那”，或“脂那、至那”等，就是古代“成都”的对音或转生语，其出现年代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Cina这个名称从印度转播中亚、西亚和欧洲大陆后，又形成其转生语Seres、Thinai等，如今西文里对中国名称的称呼，其来源即与此直接相关。而Cina名称的西传，是随丝绸的西传进行的^[253]，说明古蜀丝绸在中西交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不愧为古代亚洲以至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大纽带。

以上各条国际线路，在先秦均已开通。蜀、滇五尺道，《史记》记为秦时官道，但早在殷末，杜宇即由此从昭通北上至蜀。从云南通海之南步头下红河入航越南的水路，蜀王子安阳王在战国晚期率众数万从越巂循此道入交趾。从蜀至云南，经滇缅道抵中亚，再进而北上西亚的远程国际交通线，近年来也以蜀、滇各地所出南亚、中亚和西亚的物品或文化因素，证明自商代即已开通^[254]。由诸多此类线路所共同形成的南方丝绸之路，从商代以来一直发挥着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纽带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古代蜀国的对外交通四通八达，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而这些都是与古代蜀文化强烈的开放性和兼收并容性相一致的。这也是古代蜀文明具有世界文明特点的一个原因。

【注释】

[1]《汉书·地理志下》。

[2]《华阳国志》卷3《蜀志》。

[3]《战国策》卷3《秦策一》。

[4]王毅：《成都市蜀文化遗址的发现及意义》，《成都文物》1988年第1期。

[5]赵殿增：《巴蜀原始文化的研究》，《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6]《四川忠县㽏井沟遗址的试掘》，《考古》1962年第8期。

[7]王毅：《成都市蜀文化遗址的发现及意义》，《成都文物》1988年第1期。

[8]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9]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21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119页。

[10]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11]游汝杰：《从语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分布》，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

[12]李昆声：《亚洲稻作文化的起源》，《云南文物》1984年第15期。

[13]参阅童恩正：《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14]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21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页。

[15]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版。

[16]N．I．Vavilov，The Origin，Variation，Lmmunity and Breeding of Cultivated plants，Chronica Botanica，vol．B，1949．

[17]李惠林：《东南亚栽培植物之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

[18]任乃强：《蜀枸酱、蜀布、邛竹杖考辨》，载《四川历史研究文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

[19]《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引。

[20]《文选·蜀都赋》刘逵注。

[21]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64引《华阳国志》。

[22]郦道元：《水经注》卷33《江水注》引《本蜀论》。

[23]《华阳国志·蜀志》。

[24]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48、75～82页。

[25]段渝：《论巴蜀地理对文明起源的影响》，《四川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26]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7]《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7辑，1983年版。

[28]《四川理县佳山石棺葬发掘清理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1987年版。

[29]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30]唐金裕等：《陕西省城固县出土殷商铜器整理简报》，《考古》1980年第3期；王寿芝：《一批商周青铜器在城固县出土》，《陕西日报》1981年1月27日。

[31]劳干：《论禹治水故事的出发点及其他》，《禹贡》1934年第1卷第6期。

[32]冯广宏：《夏禹文化与古蜀史》，载《夏禹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161页。

[33]《左传》襄公四年引《虞人之箴》。

[34]《汉书·地理志上》。

[35]《水经·江水注》引。

[36]温少峰：《〈五藏山经·中次九经〉考释》，《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

[37]《蜀王本纪》。

[38]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184、185页。

[39]《史记·河渠书》。

[40]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7。

[41]徐中舒：《都江堰情况探源》，《四川文物》1984年第1期。

[42]《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1987年版。

[43]王毅：《从考古发现看川西平原治水的起源和发展》，载《华西考古研究》 （一），成都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171页。

[44]《华阳国志·蜀志》。

[45]《华阳国志·蜀志》。

[46]林向：《蜀酒探源》，《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47]《初学记》卷6引。

[48]《华阳国志·蜀志》。

[49]新石器时代的岷江上游营盘山遗址出土有涂朱的遗物，商代的广汉三星堆遗址也出有面部涂朱的遗物，其含义应与祭祀有关。这一类现象在许多古遗址中都可以见到，对此现象还不能称为“尚赤”。所谓“人尚赤”，是人们崇尚赤色的意思，并不表示墓葬随葬品或祭祀用具涂朱之意。开明氏治蜀的时代为东周，其来源、族属和时代与前两者均不相同，在史籍和考古中还没有发现开明五世之前有“尚赤”的习俗。

[50]R．Ghirshmann，Fouilles de Sialk，Vol．2，P．205，1938．C．C．Lametbg－Ratlovsky，Excavations at Tepe Yahya，1976．

[51]R．F．Tylecote，A History of Metallurgy，1976．

[52]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研究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53]章鸿钊：《石雅》再刊本，第347页、348页。

[54]章鸿钊：《石雅》引《名医别录》。

[55]夏湘蓉等：《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地质出版社1980年版，第247页。

[56]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陈显丹、陈德安：《试析三星堆遗址商代一号坑的性质及有关问题》，《四川文物》1987年第4期。

[57]中国古代冶金编写组：《中国古代冶金》，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3页。

[58]段渝：《论商代长江上游川西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古文明的关系》，《东南文化》1993年第1期。

[59]曾中懋：《广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铜器成分的分析》，《四川文物》1989年专辑；《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铜器成分的分析》，《四川文物》1991年第1期。参考金正耀等：《广汉三星堆祭祀坑青铜器的化学组成和铅同位素比值研究》，载《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490～499页。

[60]《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分载《文物》1987年第10期、1989年第5期。

[61]闻广：《青铜与锡矿》附表1，1963年。

[62]夏湘蓉等：《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地质出版社1980年版，第205页。

[63]闻广：《青铜与锡矿》，1963年；马承源等：《中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504、507页。

[64]杨根、丁家盈：《司母戊大鼎的合金成分及其铸造技术的初步研究》，《文物》1959年第12期。

[65]《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6页。

[66]《重有色金属材料加工手册》第1册，冶金工业出版社1979年版，第155页。

[67]田长浒：《从现代实验剖析中国古代青铜铸造的科学成就》，《成都科技大学学报》1980年第3、4期合刊；何堂坤：《部分四川青铜器的科学分析》，《四川文物》1987年第4期。

[68]曾中懋：《磷——巴蜀式青铜兵器中特有的合金成分》，《四川文物》1987年第4期。

[69]《中国古代冶金》，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39页。

[70]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青铜器研究》，《四川文物》1990年第6期。

[71]何堂坤：《部分四川青铜器的科学分析》，《四川文物》1987年第4期。

[72]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世界冶金史》第二部分，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493页。

[73]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第504页。

[74]卫聚贤：《巴蜀文化》，《说文月刊》1942年第3卷第7期。

[75]《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发掘记》，《文物》1976年第3期。

[76]何堂坤：《部分四川青铜器的科学分析》，《四川文物》1987年第4期。

[77]何堂坤：《部分四川青铜器的科学分析》，《四川文物》1987年第4期。

[78]《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第6期。

[79]《我市西郊大型战国木板墓的发现与抢救》，《成都文物》1989年第4期。

[80]霍巍、黄伟：《试论无胡蜀式戈的几个问题》，《考古》1989年第3期。

[81]王家祐、江甸潮：《四川新繁、广汉古遗址调查记》，《考古》1958年第8期。

[82]王家祐：《记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器》，《文物》1961年第11期。

[83]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84]林向：《三星堆考古发掘琐记》，《文物天地》1987年第5期。

[85]江章华：《巴蜀柳叶形剑渊源试探》，《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992年版。

[86]岳润烈：《四川汉源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1983年第11期。

[87]唐金裕等：《陕西省城固县出土殷商铜器整理简报》，《考古》1980年第3期。

[88]岳润烈：《四川汉源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1983年第11期。

[89]《四川彭县西周窖藏铜器》，《考古》1981年第6期。

[90]冯汉骥：《四川彭县出土的铜器》，《文物》1980年第12期。

[91]《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第6期。

[92]刘瑛：《巴蜀铜器图录》，《文物资料丛刊》1983年第7期。

[93]关于列罍的概念，冯汉骥教授最早提出，见《四川彭县出土的铜器》，《文物》1980年第12期。

[94]冯汉骥：《四川彭县出土的铜器》，《文物》1980年第12期。

[95]《四川彭县西周窖藏铜器》，《考古》1981年第6期。

[96]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67页。

[97]四川省文管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0期；《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5期；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青铜器研究》，《四川文物》1990年第6期。

[98]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99]唐金裕等：《陕西省城固县出土殷商铜器整理简报》，《考古》1980年第3期。

[100]《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4期。

[101]《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102]《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第11期。

[103]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册。

[104]《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10期。

[105]参阅段渝：《论商代长江上游川西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古文明的关系》，《东南文化》1993年第2期。

[106]《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107]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21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7页。

[108]段渝：《商代黄金制品的南北系统》，《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1期。

[109]Strommenger，5000 Years of the Art of Mesopotamia，1964，p．12．

[110]《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页。

[111]R．F．Tyjecote，A History of Metallurgy，1976．

[112]A．T．White，Lost Worlds，1956．

[113]《左传》宣公三年。

[114]《吕氏春秋·仲秋纪》高诱注；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等等。

[115]雷．H．肯拜尔等：《世界雕塑史》，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3～24页。

[116]R．F．Tyiecote，A History of Metallurgy，1976．

[117]《天工开物》下卷《五金》。

[118]《汉书·贡禹传》。

[119]《虢国墓地再次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1年1月6日。

[120]夏湘蓉等：《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地质出版社1980年版，第212页。

[121]《礼记·玉藻》。

[122]林名均：《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和发掘》，《说文月刊》1942年第3卷第7期。(www.xing528.com)

[12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124]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21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12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58页，彩图90。

[126]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21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127]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21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第56、57页。

[128]牟永祚、吴汝抗：《试谈玉器时代》，《中国文物报》1990年11月1日。

[129]章鸿钊：《石雅》再刊本，第115页。

[130]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英文版，第64页。

[131]《太平御览》卷85引。

[132]《尔雅·释诂》。

[133]《尔雅·释器》。

[134]四川省博物馆：《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135]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21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第18、第118～121页。

[136]《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37]《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文物》1982年第1期。

[138]《四川荥经曾家沟战国墓群第一、二次发掘》，《考古》1984年第12期。

[139]《四川荥经曾家沟21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89年第5期。

[140]四川省博物馆、新都县文物管理所：《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第6期。

[141]赵殿增等：《严道古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142]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南方民族考古》第2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89年版。

[143]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发掘报告》， 《成都考古发现（2000）》，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44]《成都羊子山172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

[145]徐中舒：《蜀锦》，《说文月刊》1942年第3卷第7期。

[146]段渝：《嫘祖考》，《炎黄文化研究》1997年12月第4期。

[147]《读史方舆纪要》卷67引。

[148]《蜀都赋》刘逵注引。

[149]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文物》1984年第6期。

[150]王君平主编：《蜀锦》，四川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

[151]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2页。

[152]任乃强：《蜀枸酱、蜀布、邛竹杖考辨》，《四川历史研究文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页。

[153]《郫县古城发掘取得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1998年3月18日。

[154]《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155]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21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第9～10页。

[156]《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2期。

[157]赵殿增：《近年巴蜀文化考古综述》，《四川文物》1989年专辑。

[158]李昊：《创筑羊马城记》。

[159]《华阳国志·蜀志》。

[160]《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

[161]林向：《羊子山建筑遗址新考》，《四川文物》1988年第5期。

[162]陈德安、罗亚平：《蜀国早期都城初露端倪》，《中国文物报》1989年9月15日。

[163]《华阳国志·蜀志》所说蜀地的矿产资源，其开采年代自然不可能都始于先秦，但其中的某些种类在先秦已获开采，如黄金、丹砂等。至于铜矿，目前在考古资料上还没有找到先秦已获开采的证据，但文献资料反映出严道庄山铜矿开采于先秦。

[164]《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华阳国志》。

[165]《名医别录》；《本草纲目》。

[166]《史记·李斯列传》。

[167]《国语·晋语四》。

[168]林沄：《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6期。

[169]罗开玉：《成都城的形成和秦的改建》，《成都文物》1989年第1期。

[170]马世之：《略论楚郢都城市人口问题》，《江汉考古》1988年第1期。

[171]按：《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成都县有户76256。如据《汉书·食货志》“一夫挟五口”即户均五口计算，西汉成都县应有口381280。相比较而言，东周时成都人口的这个推算数据，应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172]《说文解字·门部》。

[173]段渝：《先秦秦汉成都的市及市府职能的演变》，《华西考古研究》（一），成都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348页。

[174]崔豹：《古今注》。

[175]关于老子为关令尹喜著书之事是否真实的问题，学术界曾有怀疑，不过却不能因此质疑先秦成都青羊肆的存在。青羊肆地在今成都青羊宫，其地正是先秦成都城市的中心区域之一，汉代也是繁华之区，市肆所在。说明《蜀王本纪》所载春秋成都青羊肆，有其所本，断非虚语。

[176]汶江：《滇越考》，《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

[177]B．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45～347页。

[178]童恩正：《略谈秦汉时期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成都文物》1984年第2期。

[179]作铭：《我国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考古》1974年第6期。

[180]龚廷万、庄燕和：《重庆市南岸区的两座西汉土坑墓》，《文物》1982年第7期。

[181]张增棋：《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发现的西亚文物》，《思想战线》1982年第2期。

[182]高至喜：《论我国春秋战国的玻璃器及有关问题》，《文物》1985年第12期。

[183]童恩正：《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文物》1983年第9期。

[184]李家瑞：《古代云南用贝币的大概情形》，《历史研究》1956年第9期。

[185]李光廷：《吉金志存》卷1。

[186]C．Kluckholm，The Moral Order in the Expanding Society，City Invincible：An Oriental Institute Symposium，1960，P．400．

[187]陈德安：《三星堆遗址》，《四川文物》1991年第1期。

[188]V．G．Childe，The Urban Revolution，The Town Planning Review，vol．21，No．1，pp．3－17，1950．

[189]陈德安、罗亚平：《早期蜀国都城初露端倪》，《中国文物报》1989年9月15日。

[190]《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2期。

[191]周尔太：《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有新发现》，《成都晚报》1990年4月9日。

[192]《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

[193]罗开玉：《三星堆遗址与古代西南文化关系初论》，《四川文物》1989年专辑。

[194]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21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195]《蜀王本纪》。

[196]《华阳国志·蜀志》。

[197]此据《蜀王本纪》。《华阳国志》则以为开明九世始迁都成都。考之载籍，当从扬雄之说。

[198]《尚书·盘庚》。

[199]参见《兮甲盘》铭文；《周礼·地官·司市》。

[200]徐中舒：《成都是古代自由都市说》，《成都文物》1984年第1期。

[201]段渝：《先秦秦汉成都的市及市府职能的演变》，《华西考古研究（一）》，成都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528页。

[202]《华阳国志·蜀志》。

[203]《战国策·秦策一》。

[204]《战国策·秦策一》。

[205]《史记·货殖列传》。

[206]刘弘等：《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207]参见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208]《史记·货殖列传》。

[209]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华西大学博物馆印1946年版，第113页。

[210]兰勇：《四川古代栈道研究》，《四川文物》1988年第1期。

[211]《史记·高祖本纪》索隐引崔浩之说。

[212]《初学记》卷8引《华阳国志》。

[213]《元和郡县图志》卷32。

[214]姚莹：《康輶行记》卷15《笮桥》；嘉庆《四川通志》卷31《津梁》。

[215]《古本竹书纪年》。

[216]李之勤等：《蜀道话古》，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217]李之勤等：《蜀道话古》，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

[218]王国维：《散氏盘跋》，《观堂集林》卷18，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87页。

[219]《史记·河渠书》。

[220]一般认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成都。不过，从三星堆出土文物分析，在商周时代尤其商代，南方丝绸之路国内段应是以成都平原古蜀都城为重心。

[221]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8年；桑秀云：《蜀布邛竹杖传至大夏路径的蠡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本10分，1969年；饶宗颐：《蜀布与Cina　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5本4分，1974年。

[222]段渝：《古代巴蜀与近东文明》，《历史月刊》1993年第2期；段渝：《古代巴蜀与南亚和近东的经济文化交流》，《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3期。

[223]参阅向达：《蛮书校注》卷6。

[224]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第521～530页、第566～586页。

[225]严耕望：《汉晋时代滇越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6年版。

[226]参考李绍明：《南方丝绸之路滇越交通探讨》，《三星堆研究》第二辑，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227]Philippa　Scott．The Book　of Silk．London：Thames ＆Hudson，1993，p．78．

[228]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年第2期。

[229]段渝：《黄帝嫘祖与中国丝绸的起源时代》，《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第4期。

[230]陈显丹：《论蜀绣蜀锦的起源》，《四川文物》1992年第3期。

[231]《宝鸡弓鱼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232]段渝：《渭水上游的古蜀文化因素》，《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1、602页。

[233]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文物》1984年第6期。

[23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炉霍卡莎湖石棺墓》，《考古学报》1991年第2期。

[235]扬雄：《蜀都赋》，丛书集成初编本。

[236]转引自［印］谭中、［中］耿引曾：《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第71、72页。

[237]事实上，至今四川出产的生丝，仍略带黄色。

[238]刘建、朱明忠、葛维钧：《印度文明》，第48、50页。

[239]《国事论》，或译《政事论》第11章，81节，转引自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第76页。

[240]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第75页。

[241]童恩正：《略谈秦汉时代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成都文物》1989年第2期。

[242]［英］哈维：《缅甸史》，姚楠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51页。

[243]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第47、48页。

[244]《史记》卷5《秦本纪》，第194页。

[245]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古族甄微》，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157页。

[246]《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247]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

[248]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第15页。

[249]《华阳国志·蜀志》。徐中舒先生认为“兵栏”即驻兵的营寨，见《巴蜀文化续论》，《四川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

[250]汉中城固先秦时“属蜀”，见《华阳国志·汉中志》。考古学上，汉中城固亦曾发现大量商代中晚期的蜀式青铜兵器和陶尖底器，见唐金裕等《陕西省城固县出土殷商铜器整理简报》（《考古》1980年第3期），可证实《华阳国志·汉中志》之说。直到东汉，汉中仍“与巴蜀同俗”，见《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66页）。

[25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5页。

[252]段渝：《古蜀瑟瑟探源》，载《三星堆文化》，第542～545页。王滨蜀：《试论“菱形”网纹蜻蜓眼古代玻璃在四川地区存在的情况》，载干福熹主编《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5～234页。

[253]参见段渝：《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第126～162页。

[254]段渝：《论商代长江上游川西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古文明的关系》，《东南文化》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