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国早期城市体系：成都工商业主导，与三星堆古城不同

一般说来，在邦国林立的上古时代，一个邦国只有一个政治经济中心，而一个文明古国也只有其王都可以称得上城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刘熙《释名·释州国》：“国城曰都，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王都不仅政治地位高于邑聚，而且是宗庙之所在，人口最为集中，具有城市的规模。邑只是较大的聚落，不具备城市的规模和性质。在商代，“大邦殷”是一个庞大邦国联盟中的首脑之邦，在其本土也只有一座城市中心，即商都。商都“不常厥邑”^[198]，前八后五，屡有迁徙。每迁新都，旧都即废。周初也是邦国联盟，周王实为共主，常称各国为“友邦”。其时周有两都，形成西土和中土两个政治中心。宗周重在宗庙先君之主，成周重在军事，但西周中晚期已开始出现组织区域性商业的萌芽^[199]。邑一级的聚落，是在春秋中叶以后，随着从卿大夫专权到“陪臣执国命”局面的出现和发展，才开始逐渐上升为城市。这时的城市，除少量的具有政治中心或军事重镇的主导功能外，大多数已走上工商业城市的发展道路，比起商代和西周已有非常显著的变化和巨大的进步。

但是蜀国早期城市体系的形成，却与华北商周有较大差异。三星堆古城作为商代蜀国的都城已经比较明确，值得研究的是商代成都城市的性质。

早期成都的功能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工商业，是一座早期的工商业城市，与具有王都气象的三星堆古城不同。成都是古代的自由都市^[200]，它的聚合形成，即与工商业有关。成都古无城垣，一方面是同它大量的干栏式建筑有关，显示出早期城市居民的民族风格和文化特性。一方面与它的功能体系相适应，是它作为一座早期的工商业城市的特点所决定的。这与三星堆作为王都尤其是神权政治中心，需要建筑高大坚固的永久性城垣，恰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功能性比较。它与中原古城一般在聚合过程中就形成设防城市故需城垣，其区别也在于功能体系的重大差异。

商代成都已开始形成为一座早期的工商业城市，拥有青铜器作坊、黄金作坊、石璧制造作坊、陶器作坊、漆器作坊等大型手工业生产基地，在专门化分工上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由成都大量的人口所决定，必然已形成专门的市场。它的进一步发展，使它成为一座典型的工商业城市。春秋战国之际荥经、青川等地出土的漆器，就是成都制造并销售的。漆器铭刻不用古蜀文字而用中原文字，其意图显然是为了销往蜀国以外，是为了销售而生产。商代至春秋战国之际成都各遗址出土的大量卜用龟甲，据《山海经·中次九经》，产于岷山，当在成都有销售市场。可见，从商代起，成都就开始走上早期工商业城市的形成和发展道路，由此使它得以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西南的工商业中心^[201]。如果再联系到商代已开辟的南方国际商路的起点在成都，而以成都为中心，分布范围广及四川盆地东部并波及盆周山地的地域内，出土不少南亚、中亚和西亚文化风格的制品来看，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

成都古为工商业城市，它与三星堆蜀王都城共同形成了蜀国的早期城市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三星堆王都是首位城市，居于中心的、支配的地位，发挥着神权政治中心的功能。成都是次级城市，居于从属地位，主要发挥工商业功能。(www.xing528.com)

一般说来，城市体系的形成属于比较晚近的现象，它主要导源于工商业经济的高度发展。尤其是功能体系分区建立的城市体系，不仅为商代中原所不见，而且在世界文明初期的城市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正反映了古蜀工商业经济兴盛发达的情况。无怪乎秦大夫司马错力主秦惠文王伐蜀时说：“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202]是以“富国强兵”而“利尽西海”^[203]。而秦灭蜀后，也的确使“秦益强，富厚轻诸侯”^[204]。

西周和春秋战国时代，蜀国还陆续产生了一批城市。西周时代的蜀国是两都制，郫为王都，瞿上为别都，体制与周王室的两都制略同。《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此三都即是春秋战国之际蜀国的中心城市体系。在三都以外，蜀地还产生了一大批新兴城市。东周时代，杜宇故都郫城仍然是一座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灭蜀后“城成都”的同时，还城郫：“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如按上文所述人口密度指数估算，约有2600户，合13000口，如此规模必然是西周以来持续发展的结果。东周时期的临邛（今四川邛崃市境），是又一座新兴城市。《华阳国志·蜀志》说秦城临邛， “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约有2300户，合11500口，够得上一座中等级的古代城市，必然也是经长期发展形成起来的。另据《舆地纪胜》卷147记载，川西山区今芦山县有“开明王城”；《水经·江水注》载南安县（今四川乐山市）“即蜀王开明故治也”；而川北的葭萌（今四川广元市昭化），《华阳国志·蜀志》载为蜀国封疆大吏苴侯的封地。这几处地方，均当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小城市。此外，据《史记·秦本纪》、《六国年表》，陕南重镇南郑在西周和东周中叶以前属蜀，而南郑是一座有名的古代城市。另据考古资料，位于今川西南荥经的严道古城，出土大批巴蜀墓葬，其聚合成形至晚是在春秋中晚期之际。可见，东周时代蜀国的城市网络体系一直在不断扩展，成为蜀国经济不断进步的强大推动力之一。

春秋战国时代蜀国的城市网络覆盖了整个成都平原，并辐射到盆周山区，其空间组织形态日益表现出稳定性和成熟性。在这个巨大的城市网络当中，协调与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功能体系分区的形成和发展。成都作为首位城市，是蜀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成都以北的新都，起着联系川西平原北部的作用。陕南的南郑，既是北疆军事重镇，又是控扼褒斜道，出入中原， “以所多易所鲜”^[205]的经济门户。成都以西的郫城，重在沟通成都平原工农业与川西北高原畜牧业的经济文化联系。成都以西的临邛城，重在沟通成都平原与川西高原的经济文化交流，《史记·货殖列传》载临邛城“民工于市，易贾”，正是对临邛城市经济功能的客观表述。可以说，郫城和临邛，充当着成都平原农业经济、城市手工业经济同川西北和川西高原畜牧业经济进行交流的媒介。而成都以南的南安，则不仅是蜀盐的供应基地，还是成都平原农业经济、城市手工业经济同南中半农半牧经济进行交流的媒介。位于川西南山地的严道古城，也不但是控制着当地丰富铜矿资源的经济战略要地，同时还是南方国际商道贸易线路的前出点^[206]。由此可见，蜀国城市网络的形成及其功能体系分区的不断完善，对整个四川盆地以及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组织、协调和推动作用。这种格局，不仅对先秦、秦汉及整个中古时代，而且对近现代四川城市网络的继续扩大和发展，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