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出现，关键在于与史前村落相对立的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出现。考古资料表明，在殷商时代，蜀国已经产生了早期城市，并初步形成了城乡一体化的政治经济格局。
在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者发掘清理了商代早期蜀国修建的巨大城墙，从而确认三星堆遗址是蜀国早期都城的废墟。在三星堆古遗址周围1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十多处密集的古遗址群，文化面貌与三星堆相同[187]。这些古遗址群，毫无疑问是古蜀都城直接统治下的广大乡村。这正是古代城乡连续体业已形成的最显著实例。三星堆古蜀都城，首先就是作为这些乡村的对立物，从中生长、发展起来并对之实施统治的。
在三星堆遗址已发掘清理的房屋遗迹中，既有平民居住的木骨泥墙小屋，又有王公显贵居住的穿斗抬梁式大厅堂，反映出深刻的阶级分化。遗址内发掘的基本无随葬品的墓葬，与两个祭祀坑出土的大量财富形成鲜明的对比。城区内多出生产工具的区域，与基本不出生产工具而出有大量精雕细琢的玉石器、精美豪华的酒器、饮器、食器、雕花漆木器以及各种精致的工艺品的区域，对比也相当强烈，展示出一幅复杂社会中分层的生活方式图景。高耸的城墙，深陷的壕沟，是阶级冲突加剧的象征。早期的文字，是劳心者与劳力者分野的标志。祭祀坑内出土的大批金器、青铜器和玉石器，又无可置疑地显示出一个巨大的权力中心的崇高权威。所有这些，都无不表现出人口的集中、生产的专门化、剩余财富的集中和以神权、王权为核心的阶级统治的形成。而所有这些，正是形成为一个古代城市所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也是衡量是否形成为城市的最主要标准[188]。
图5－27 三星堆古城址平面图
在三星堆古城的中轴线上，分布着三星堆、月亮湾、真武宫、西泉坎等四处台地，文化堆积颇为丰富、集中。1929年发现的玉石器坑和1986年发掘的两个大型祭祀坑，都处在这一中轴线上，说明这一区域是三星堆蜀国都城的宫殿区[189]。
图5－28 三星堆周围地区古文化遗址分布图
商周时代的成都，是蜀国又一座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www.xing528.com)
首先，1985～1986年在成都十二桥发现了商代晚期大型木结构建筑，总面积达15000平方米以上[190]。其中发现了宫殿建筑庑廊部分的遗迹。在主体建筑周围又发现了小型干栏式建筑遗迹，是大型木结构宫殿的附属建筑群。大型主体建筑与小型附属建筑相互联结，错落有致，浑然一体，形成规模庞大的建筑群体。1990年初又在该遗址新一村住宅工程地面下掘出堆积4米以上的文化层，发现了纵横交错的房屋构件20多根，还发现一批商代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陶、石和青铜器[191]，为证明成都是一座文明古城提供了珍贵资料和重要依据。
其次，成都羊子山土台高10米以上，面积约10372．96平方米，用土总量在7万立方米以上[192]。在一望无际的成都平原，这座土台显得倍加巍峨高大。成都羊子山土台的方向，测定为北偏西55°，而广汉三星堆遗址2个祭祀坑的方向，同样也都是北偏西55°。羊子山土台三级四方，与三星堆二号坑所出青铜大立人的三层四方形基座形制相类，绝非偶然。它显然是成都城市的礼仪中心所在。
再次，在以十二桥建筑群为中心，沿古郫江故道分别向北面和西南面延伸的弧形地带上，分布着密集的遗址群，由西向东约5公里，由南而北约3公里，其中任一个遗址均未发现边沿，表明它们都是同一个大型遗址的不同组成部分。这些遗址中出土陶器极为丰富，绝大多数已碎。一般说来，文化层中每一平方米范围内（厚约20厘米），可发现碎陶片100～1000片，说明人口分布相当密集[193]。
最后，2001年发现的金沙遗址，在商周文化层内出土大量青铜器、黄金器物和玉器。从平面分布观察，遗址总面积达5平方公里，包括金沙村、黄忠村、龙嘴村、红色村、郎家村等自然村。在金沙遗址的东南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发现和发掘了抚琴小区、方池街、君平街、指挥街、盐道街、岷山饭店、岷江小区等十几处商周遗址，绵延10余公里[194]。在年代关系上，成都各遗址的早中晚各期的历年基本一致。这种同一时期的共存关系表明，各遗址是同步演进的，具有明显的空间连续性和时间稳定性。从布局和级别上看，金沙遗址，显然是这一相互连接、绵亘数公里的大型遗址群的中心遗址，无论其出土器物的级别层次，还是其建筑规模和主从配置，都远远超乎其他遗址之上，因此它毫无疑问处于各遗址的首脑和中心的地位。而位于这一大型遗址群北面，建有高大巍峨的羊子山大型土台礼仪性建筑，同金沙、黄忠小区和十二桥大型建筑群遥遥相望。这一格局，恰是作为一座早期城市最明显的标志，无论其规模还是布局，显然是任一个史前村落所无法比拟的，充分证明商代成都是一座当之无愧的早期城市。
图5－29 成都市金沙遗址位置图
从更深刻的意义来认识，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属器群、十二桥遗址和羊子山土台建筑遗址所体现出来的技术的发展，知识的进步，动员组织人力、物力、财力的广泛和深入，还反映出一个更加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足以证明已经产生了一个拥有相当集中化权力的政治中心在支配着大批手工业者、建筑者、运输者、掌握科学知识和技术的专门人员、各级管理者，以及为他们提供食物的大批农业生产者及其剩余劳动。而上述各人等，恰好形成一个早期城市所必须具备的阶级、阶层和社会结构，说明一个植根于社会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权组织业已形成。这种社会结构和政权组织，同样是任一个史前村落所无法比拟的，更充分地证明商代成都是一座早期城市。
三星堆作为鱼凫王朝的蜀都，大约在商末周初废弃。西周时代，蜀王杜宇建都成都，西周晚期“治汶山下邑曰郫（今四川郫县）”[195]， “或治瞿上（今四川双流县）”[196]，前者为王都，后者为别都，实行两都制。西周时期的成都，由于金沙遗址的发现，证明是一座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是为杜宇都城，它从商代晚期以来一直在持续发展，没有衰败。春秋前期开明氏代蜀后，定都郫（今郫县）。至春秋晚期，开明五世迁都成都[197]，进一步推动了成都经济文化的进步。从此，成都作为全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形成了稳定的格局，再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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