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通史：蜀与境外的贸易关系

（一）蜀与中国各地的贸易关系

蜀与相邻地区的通商，主要对象有秦、楚、滇、夜郎等古国，以及中原地区。

蜀、秦间很早就有广泛的贸易关系。《史记·货殖列传》说：“及秦文、德、缪（穆）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春秋时代已建立起官方贸易，民间贸易当更早，也更普遍。

蜀与楚的贸易，漆器为其大宗，丝绸可能也是交易品之一。除此而外，铜料当也是一项重要内容。楚地富铜， 《诗·鲁颂·泮水》说商周“大赂南金”，西周青铜器铭文屡次提到伐楚“俘金”，金即是铜。著名的湖北铜绿山古铜矿早在西周时已经开采，在当时是中国的主要产铜区之一。春秋时铜器曾伯簋铭文讲到“金道锡行”，就是铜锡交易的商道。曾国位于汉水中游，近蜀。商周时期蜀国青铜器的大部分铜料，必须仰给于蜀境之外。而楚地之铜历来输出很多，蜀在缺乏足够的铜料的情况下，或许会从楚地输入铜料。

蜀、滇通商也有迹可寻。云南的铜、锡矿开采甚早，商代就曾输往中原。蜀地历来乏锡，也不可能不取之于云南。商代三星堆青铜器所含铅，就来源于云南。蜀、滇青铜器合金成分的接近，当即与此有关。而蜀、滇都曾使用贝币，这就为两地的大宗商品交易提供了相同的等价物，形成金锡交易的有利条件。当然，由于蜀对南中的控临，云南输往古蜀的青铜原料中，相当部分应出于贡纳，但也存在贸易的情况。

蜀地自古产枸酱，《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枸酱“独蜀出”。汉初唐蒙在南越食蜀枸酱，南越乃从夜郎经由牂柯江辗转输入，而夜郎之蜀枸酱又是蜀商“窃出”交易。可见其间具有一定的交流渠道，有悠久的历史，自不始于汉代。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蜀与中原间的贸易说：“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惟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说明蜀与中原的贸易经常存在。先秦时著名的“西蜀丹、青”，并见于战国时人的著作，说明蜀的丹砂和空青是输往中原和东方各地的名贵商品。

（二）蜀与外域的贸易关系

至迟在商代，蜀与中国以外的一些地区和国度就已建立并发展了商品贸易关系。从商周以迄战国，与蜀通商的主要外域地区有南亚、中亚、西亚和东南亚。

蜀与南亚的商品贸易关系，《史记》有明确记载。《西南夷列传》载：(www.xing528.com)

博望侯张骞使大夏（今阿富汗）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

《史记·大宛列传》载：

（昆明之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

身毒，今印度。滇越，即迦摩缕波国，位于今东印度阿萨姆地区^[176]。此虽为汉世，但从商情探查、商道开辟直到商品贸易，有一漫长过程，固非短期所能奏效。结合其他文献和考古资料看，早在秦汉以前，蜀与南亚间的商路业已开通。

南亚地区是蜀与中亚和西亚进行贸易的必经之地。商代晚期三星堆出土青铜雕像群、黄金权杖和黄金面罩，其文化因素的来源即与西亚有关，当从西亚经南亚引入。东周时代蜀国王公卿相当中流行佩戴一种称为“瑟瑟”的宝石串饰或琉璃珠串饰，后世屡有出土。杜甫《石笋行》说：“君不见益州城（今成都）西门，陌上……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难明论。恐是昔时卿相冢”。成都西门一带正是春秋战国时代蜀王国的墓区所在。唐时瑟瑟往往出于成都西门地下，足见随葬之多。瑟瑟（sit－sit），是古代波斯的宝石名称，是示格南语或阿拉伯语的译音。中国古书关于瑟瑟的性质有不同说法，主要指宝石，明以后主要指人工制造的有色玻璃珠或烧料珠之类^[177]。成都西门多出瑟瑟，从其时代看，应指宝石一类。既称瑟瑟，当然是来自西亚地区，并且经由南亚而来。

古代西南地区多见蚀花琉璃珠，也是瑟瑟的一种。《唐书》和《蛮书》都记载南蛮和南诏妇女以瑟瑟为发饰，《太平寰宇记》卷87记载四川威州（今汶川县）妇女把成串的瑟瑟挂于发上为饰。四川茂县曾出土不含钡的琉璃珠^[178]，理塘县也有发现^[179]，四川盆地东部考古中还发现公元前8世纪的早期琉璃珠^[180]，云南江川李家山战国24号墓中，也出土蚀花肉红石髓珠^[181]。中国古代琉璃珠，按其成分分为两种，一是含钡玻璃，产自战国时代的中国，属铅钡玻璃类；一是不含钡的钠钙玻璃类，产自中亚和西亚^[182]。以上西南各地所出，经化验和比较，均来自中亚和西亚，显然是从那些地区交换而来的商品。可见，从商代到春秋战国时期，蜀与西亚、中亚和南亚的商品贸易一直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和发展。

古代蜀文化曾给东南亚以强烈影响。东南亚的粟米种植、岩葬、船棺葬、石棺葬、大石遗迹等，都与蜀文化的影响有关。东南亚的青铜器文化也吸收了相当多的蜀文化因素，手工业品中的铜、铁、竹、木之器等，也多仰给于蜀^[183]。在其间经济文化的频繁往来中，蜀主要扮演着文化传播和商品输出者的角色。

蜀与外域持久而频繁的商品贸易关系说明，早在商周时代，蜀已初步成为中国西南的对外贸易枢纽。而南方丝绸之路，正是以成都为其起点的，从中可见蜀国商业的繁荣和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