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蜀国广大的农村，存在着明显的单一经济形式，因此各邑聚和族落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商品交换关系。即令是某些复合型经济中，往往也有一些生活必需品不能自给。例如食盐，仅从战国晚期秦在成都设盐官主盐税来看，先秦蜀地的盐，主要就是通过贸易形式输送到各邑聚和族落中去的。事实上，农业民族与狩猎民族之间的交换关系从很早以来即已发生，而成都平原由其区位所决定，很早以来就是几种不同经济类型民族间进行交易的中心地。这在考古发掘中斑斑可见。例如，东周时期成都各遗址出土不少羊骨，当从川西高原交换而来。因为其时成都业已开发成市，不再是野羊出没之地，而成都农人以养猪为主，养羊虽有，数量并不很多。又如成都指挥街遗址出土的1件白唇鹿犄角，原产于川西高原，必为交换而来。
城市兴起后，城市人口中的大量平民、工商业者，其生活必需品，从农产品到手工业品都必须通过交换获取。所谓“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167]，实指各阶级、阶层生活资料的来源，是针对各阶级、阶层的阶级地位和职守而言，也是指阶级关系，并不是指其唯一的经济形式。其实这种结构，与早期的商品经济并不矛盾，因为无论其中哪一种，都不可能包容所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因此必然存在交换。
蜀国城市规模庞大，人口众多。按照林沄对中国早期城邑人口与每户平均占地比例的研究，每户占地约158．7平方米[168]，与《墨子·杂守》所说“率万家而城方三里”，平均每户占地154．2平方米略合。据此计算，商代三星堆古蜀都城市面积为3．5～3．6平方公里，则应有22698户。以户五口计算，应有113490口。东周时期成都人口当然大大超过此数。迄今考古发掘说明，东周成都遗址的分布范围，由西到东约5公里，从南而北约3公里[169]，共约15平方公里。如果以林沄所说数据计算，应有户94517、口472585，似乎过多。如果以战国时临淄故城面积与人口的比例计算，每户占地约268平方米[170]。参照这个数据推算，战国时成都大约有户55970、口279850[171]。如此大量的人口，需要消费大量的农业产品、副食品和各种手工业品。城市各阶级、阶层中，依靠食贡获取消费品的仅是王族、显宦等一小部分上层统治者，而他们的消费品中的某些种类，尤其是奢侈品，仍须通过交换从外获取。中下级统治者的衣食来源，虽可以收取租税等方式，或因拥有产业（主要是田产）予以解决，但要得到租税所无的产品和奢侈品，也必须加入商品交换行列。至于一般平民和工商业者，交换更是寻常之事。
农村能够解决基本生活消费，但手工业产品或者制作手工业品的原材料多须交换。交换的主要途径是城镇市场，或如中土的“市井”。(www.xing528.com)
城市是重要手工业产品的产地和销售市场。例如，春秋战国时代的成都，就是蜀国漆器、织锦等的生产中心，并形成了大型市场，产品多销往外地。荥经、青川等地发现的大批漆器，即由成都市鬻来。
先秦蜀国有大批行商坐贾。《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筰马产自筰都，僰僮是指僰人之为奴婢者，髦牛主要产于汶山。这些商人买空卖空的传统手段，自不会始于秦汉之际，先秦已是如此。《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成都县本治赤里街，（张）若徙置少城内，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可见蜀灭前，成都本有繁华的市场。张咏《益州重修公宇记》载：“案《图经》，秦惠王遣张仪、陈轸伐蜀，灭开明氏，卜筑是城（按指成都秦城），方广十里，分筑南、北二少城，以处商贾。”左思《蜀都赋》：“亚以少城，接乎其西（按指大城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刘注：“少城，小城也，在大城西，市在其中也。”这些分处于南北二少城内的大批商贾，绝大多数是蜀商贾，原来就在成都市场开业经商，故上引《华阳国志》记秦灭蜀后在成都“修整里阓”（阓为市门[172]），而不是新建市场。由此可见先秦蜀国专门商人阶层的大量存在，亦可见蜀国商业繁荣之一斑[173]。这是与成都人口的大量集中相适应的。
《华阳国志》还说秦灭蜀后，成都“市张列肆”，这其实也是自先秦而然。《蜀王本纪》记载春秋时老子为关令尹喜著《道德经》，临别曰：“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肆为货栈，“肆所以陈货鬻之物也”[174]，古有“市廛列肆”之说。市肆是商业兴盛发达的产物。青羊肆这一名称，表明蜀已形成各种类别的市肆，即所谓“肆以类分”，物资交易在专门的市场分门别类地进行[175]。说明春秋时代成都市场已十分繁荣，而专门商人阶层的大量存在，也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这种专门商人在当时社会就是富有者。故《史记·货殖列传》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即指此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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