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玉
中国在世界上素有“东方玉国”的美称。由于玉具有质地细腻、坚韧致密和温莹润泽等物理属性，自古人们就对它十分偏爱， “君子比德于玉”[121]，赋予它美好而圣洁的品性。
在考古工作中，蜀国玉器发现较多，从商代到战国时代的均有，主要器形有圭、璋、琮、钏、戈、凿、锛、斧、锄、斤、匕、刀、瑗、佩、环等。1929年在广汉真武宫发现的一个窖藏，出土玉石器不下三四百件[122]，1986年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玉器，计有200多件[123]，2001～2005年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玉器2000余件[124]，足见制玉之盛。
蜀国玉器多为软玉，常见的色泽有白、灰白、绿、暗绿、黄、黑、褐等色。多数不透明，个别半透明。玉器主要用于礼仪、随葬和装饰，其中礼仪玉器和随葬玉器占最主要地位，比例也最大。
蜀玉制作技术比较成熟，玉器形制也富于变化，但有刻纹者较少，大多数玉器素面无纹饰，但雕镂复杂的玉制品时有所见。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一件玉璋（K2③：201－4），两面刻有相同的“祭山图”图案[125]。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玉璋，两面也刻有相同的肩扛象牙人物图案[126]。这两件玉璋，是古蜀玉器中的珍品。
图5－18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玉璋（K2③：201－4）图案
图5－19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肩扛象牙人物玉璋图案
图5－20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十节玉琮图案
从玉器的形制看，蜀玉多与商文化中常见玉器的器形相近，表明与商文化有关，但也不排除辗转来源于时代更早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的可能。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几件玉锥形器，十分近似于良渚文化的同类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十节玉琮[127]，在每节的角位都刻有简化的良渚文化“神徽”图案，其形制和图案与良渚文化晚期玉琮几乎完全相同，这件玉琮应是由长江下游良渚文化辗转流传而来。(www.xing528.com)
从中国古玉制作地区的分布看，辽西红山文化早在7000年前就是一大制玉中心，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则是南中国最优秀的制玉中心。从辽西跨渤海湾至山东半岛，再越黄、淮以至长江三角洲，在距今5000年前的古代，就是中国东方的玉器分布带，其产玉之多，制玉之精，超乎其他任何地区。近年来学术界提出“玉器时代”这一新概念，用以指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之间一个独立的文化发展阶段[128]。即令夏商文化中的许多玉器形制和制玉技术，都来源于此。蜀玉中的若干品种，亦与东方古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三星堆出土的玉锥形器，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便与良渚古玉有关。长江上下，一水相通，为蜀与东方古玉的联系，提供了便利条件。
包括蜀玉在内中国古玉的玉料来源，过去多认为出自新疆。章鸿钊说：“中国自昔以多玉称，其产玉之地，略而未详，求之载籍，又若独钟于西方焉。”[129]所说“西方”，是指中国西北地区。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也认为：“新疆的和田和叶尔羌地方的山上和河中是两千年来主要的、也许是唯一的产玉中心。”[130]但这种意见带有片面性。中国辽宁的岫岩、河南南阳的独山等地早在五六千年前已经产玉，而新疆玉输入中原，据《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文献，年代迟至西周中叶周穆王之时。若再南输于蜀，则年代更晚。因此蜀国古玉的玉料必不产于新疆。
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周）夷王二年，蜀人、吕人来献琼玉，滨于河，用介圭。”[131]介圭为玉质，“介，大也”[132]，“圭大尺二寸，谓之介”[133]。蜀人会同吕人至周室献琼玉，“用介圭”“滨于河”，说明蜀、吕关系亲密。而吕地在河南南阳，正是南阳玉的产地所在。这就暗示着蜀国古玉的玉料来源，至少有相当部分来自南阳，是为南阳玉。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古代蜀地亦盛产玉料。《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华阳国志》：“有玉垒山，出璧玉，湔水所出。”玉垒山在今都江堰市和汶川县，汶川玉矿至今产玉不绝。所产璧（碧）玉大约是真玉，是古蜀王国制玉玉料的主要来源之一。
（二）制陶
蜀国制陶业相当发达，各种生活上所不可缺少的炊器、饪器、食器、饮器、酒器以及一些工具，在社会各阶层广泛而大量地使用。陶礼器也是祭祀礼仪中必备的器种，无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在当时观念支配下，都要随葬多寡精粗不等的陶器。陶土还是制作工艺品的理想材料之一，可塑性大，黏性强，工艺简便，成型烧制后，耐蚀耐久，具有一般金属器所没有的优越性。
蜀陶颇有特色。大体说来，商周时期以圈足豆、小平底罐、尖底罐、高把豆、鸟头柄勺、喇叭形器、三足形炊器等为典型器物群，春秋战国时期则以圜底罐、盂、釜、喇叭状口矮圈足豆等为典型器物群。前后两期陶器组合的变化，反映了文化面貌的发展演变。
新石器晚期蜀地陶器多为手制，到三星堆二期以后，轮制已占绝大多数，有快轮和慢轮两种制法，反映了制陶术的巨大进步。
从三星堆陶质陶色的变化，可以看出蜀人制陶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成熟。第一期以泥质灰陶为主，第二期以夹砂褐陶为主，第三期夹砂褐陶有所增多，第四期仍以夹砂褐陶为主，夹砂灰陶比例增高[134]。陶质的变化，尤其是以某种陶质占主要比例的情况，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某种陶土的结果。一般说来，早期的制陶原料多为就地取材。三星堆一带的成都平原主要是灰色土，故第一期陶器大多是泥质灰陶。第二期以后泥质灰陶急剧减少，夹砂褐陶不断增多，显然不是随意的行为，而是经过专门的选择，反映出蜀人对陶土性能认识的巨大提高。
古蜀文化的陶器纹饰十分丰富，有粗细绳纹、弦纹、压印纹、附加堆纹、划纹、几何形纹、方格纹、戳印纹、圆圈纹、F形纹、人字形纹、波浪纹等，多施于器物的特定部位。晚期陶器纹饰大多简单，以粗、细绳纹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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