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黄金
黄金自古视为珍宝。1986年，在广汉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内，共出土近百件黄金制作的器物，有金杖、金面罩、金璋、金虎、金箔鱼形饰、金箔叶形饰等，并出有金块[106]。出土金器之多，在我国商代考古中是空前的。2001年2月至2005年，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发现金器200余件，器类主要有人面具、金冠带、太阳神鸟饰、鸟首鱼纹带、蛙形饰、喇叭形器、盒形器、球拍形器、鱼形器以及大量器物残片等，其年代约为晚商到西周[107]。金沙遗址所出金器，有些与三星堆所出极似，可归于三星堆文化系统，另有一些则不见于三星堆文化，当属新创。
图5－12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
图5－13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冠带
图5－14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
图5－15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蛙形金箔
三星堆金杖是用较厚的纯金皮包卷制成的金皮木芯杖，杖的上端有46厘米长的一段平雕纹饰图案。出土时，在距杖头约20厘米处，有一穿孔的铜龙头饰件，有学者认为此杖原为一柄金皮木芯铜龙头杖。杖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约463克。这是迄今我国商代已发现的最大一件金器。从三星堆祭祀坑所出全部器物所体现出来的浓厚的神权色彩，以及早期蜀王国的性质等分析，这柄金杖应是王权（政权）、神权（宗教权力）和财富垄断之权合一的最高象征物，其性质和功能与中原夏商周三代的“九鼎”相同。
图5－16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金杖及图案
金面罩是用薄金片模压而成，同真人面部大小相近。出土时，有的金面罩还覆盖在青铜人头雕像面部，应为祭祀礼仪所用。金面罩为双眉、双眼镂空、鼻部凸起，标本（k1：282）残宽22厘米、高9厘米。
图5－17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金面罩、金虎形饰
金虎形饰系用金箔模压而成。大头昂起，眼镂空，大耳，身细长，前足伸，后足蹲，尾上卷，生动地表现出虎的扑击之状。通身模压目形斑纹。长11．7厘米。
金箔鱼形饰、叶形饰等多有穿孔，当为挂饰。(www.xing528.com)
成都金沙发现的金射鱼纹带（2001CQJC：688）为捶揲成形，纹饰采用錾刻与刻划相结合的工艺。金带由四组相同的图案构成，各组图案分别有一鱼、一箭、一鸟和一圆圈。金射鱼纹带的纹饰与三星堆金杖纹饰基本相同，均以鸟、鱼、箭为主要构图元素，但也存在一些差别。有学者认为，金射鱼纹带应为戴在头上的金冠。
太阳神鸟饰（2001CQJC：477）是一厚仅2毫米的圆形薄金片，采用捶揲、切割等工艺制作而成。图案分为内外两圈，均用镂空工艺制成。内圈图案为等分成12条旋转的齿状芒，外圈图案为四只逆时针飞翔的鸟。内外两圈图案，是四只神鸟正围绕着旋转的太阳展翅飞翔。这件太阳神鸟饰，寓意深远，极具想象力和艺术性，是中国古代黄金制品中仅见的珍品，已于2005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黄金制品表现出精湛的制作技术和加工工艺。根据三星堆金杖的长度和直径计算，其展开面积为1026平方厘米。这样大的金皮，又捶制得如此平整、伸展，在当时实属罕见。说明蜀人对黄金良好的延展性以及耐久性、抗蚀性等物理性能有了较充分的认识和掌握。除捶制外，三星堆黄金制品还较多地运用了包卷、粘贴、模压、雕刻、镂空等深加工工艺和技术。再从金杖表面的平整度和光洁度分析，当时可能还运用了表面砑光工艺。还运用了模压、雕刻、镂空等加工工艺和技术，比起直接将砂金在坩埚中熔化铸成小件饰物的黄金加工技术前进了一大步。而包卷、粘贴、模压、雕刻、镂空、表面砑光等工艺又必然建立在捶制技术已取得了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它们无疑是中国古代黄金加工工艺和技术高度发展的科学结晶。三星堆和金沙黄金制品的制作技术和加工工艺，有一些是商代黄金制品的北方系统所没有的，如雕刻、镂空、包金等技术，在北方系统的黄金制品中还没有发现[108]。在商代的全中国范围内，除蜀外，其他地区均未见到如此精湛高超的黄金制作技术和工艺。可见，商代蜀国在黄金制品的生产技术和加工工艺方面，在中国处于领先的地位。
三星堆金杖和金面罩的发现，为探讨商代蜀国与西亚近东文明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世界上最早的一具杖，出土于西亚欧贝德文化第Ⅳ期，约为公元前4000年代前期[109]，它是后世权杖或权标的起源[110]。稍后，西亚近东地区出土了不少铜杖首[111]。这些杖，都是用以代表王权、神权和社会财富的标志。埃及考古中也发现大量形制不同的杖，既有纯金制品，也有青铜制品[112]。这种用杖标志权力之风，后来盛行于全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至今不绝。
中国古代历代中原王朝从不以杖作为权力象征，先秦三代均用九鼎象征国家政权[113]。而由王朝授予大夫以上年高致仕者的“鸠杖”[114]，虽有尊荣却毫无权力价值。这种杖的实物资料，迄今所见最早者为春秋晚期，主要出于长江下游吴越之地。而三星堆金杖则为商代全国范围所仅见，即令在蜀，除此以外也未发现其他任何金杖。这意味着金杖也不是蜀国原有的权力标志物。
纯金面罩在迈锡尼王陵中发现过不少，埃及、西亚考古中都有发现，多覆盖在死者或青铜、大理石雕像上。迈锡尼金面罩明显受到埃及文化的影响[115]，而埃及的黄金面罩又受到了西亚文化的影响。西亚艺术中的许多雕像，不论青铜制品、大理石制品还是木制品，多覆以金箔，或用黄金包卷，黄金饰件则多施以模压纹饰[116]。这些黄金制品的艺术形式和加工工艺，在商代中国除蜀外，不见于其他地区。西亚近东文明中的黄金面罩，普遍发现于王陵和神庙内，就其功能而言，都是祭祀礼仪性用品。三星堆金面罩出土于祭祀坑，其功能与西亚近东完全相同。
蜀国黄金制品的艺术风格、加工工艺，尤其是黄金面罩的礼仪和祭祀功能体系和金杖的权力象征系统，与西亚近东文明如此惊人地相似，绝非偶然。尽管文化史上不乏彼此相似的例子，但必须以彼此都有自身的发生演变序列为基本前提，否则就必须考虑文化交流和文化采借的问题。蜀国金杖、金面罩既然无论在蜀本土还是当时的全中国范围内都没有起源演变的痕迹，那么就应当考虑它同西亚近东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问题，这与上述三星堆大型青铜雕像群以及后面将要述及的琉璃珠的来源问题，是一样的情形。
西周以后蜀国考古中，已很少有黄金制品出土。战国时代一些蜀文化墓葬中出有少量金块，以及错金器物。从当时中原列国在内政外交上多将黄金作为赏赐、馈赠等情况看，蜀国大概也是将黄金作为贮藏手段，故一般不再大量制作礼仪性黄金器物，黄金也很少用在艺术品和其他装饰品上。
蜀地自古富产金。《禹贡》梁州贡物首推“璆”。璆，郑本《尚书》、《汉书·地理志》、《释文》引马融等并作“镠”。《尔雅·释器》：“黄金谓之
，其美者谓之镠。”郭璞注：“镠即紫磨金。”紫磨金为黄金中的上品，《水经·温水注》：“华俗谓上金为紫磨金。”《禹贡》中贡黄金的只有梁州，说明梁州的金，是先秦质量最高的优质金。《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涪县（今四川绵阳市）、晋寿县（今四川广元市）均产金，其民“岁岁洗取之”。岷江、沱江、涪江、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流域亦盛产砂金，或为山石中所出金，或为水沙中所出金。这些自然金的颗粒绝大多数极小， “千百中间有获狗头金一块者，名曰金母，其余皆麸麦形”[117]。披沙拣金，来之不易，而水中洗取，亦属难事。淘出的细碎砂金须经熔炼纯化，成为赤金，方能制作各种器物，也才能作为金块入贡。由此可见，蜀国不仅有精湛的金器制作术，而且有发达的黄金淘洗术，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二）白银
蜀地富于银矿。《禹贡》梁州贡银，是九州中唯一的贡银之地。但商周时代的蜀文化遗存中，至今尚未发现银器。战国时代蜀文化遗存中出有白银制品，如成都羊子山172号墓出有银盘、银管、壶形银饰等，工艺较高，其他遗址和墓葬出有错银青铜器，有相当高的水平。《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记载朱提（今四川宜宾、云南昭通）、徙（今四川天全）出银，时称“汉嘉（今四川雅安）金，朱提银”，均为黄金白银的上品。
先秦蜀国无论金器还是银器，由于制作技术的精良和悠久的传统，对秦汉及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汉代“蜀、广汉（工官）主金银器”[118]，唐代成都金银工艺制品的发达，都可在先秦蜀王国寻到其历史渊源。
（三）冶铁
考古工作中，迄今尚未发现春秋以前蜀国的铁器。战国时代蜀地铁器续有所出，多为铁斧、削、凿等工农业生产工具，也有铁三足架等。
中国冶铁的起源是考古学和冶金史的一大课题。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铁器，出土于河南三门峡市西周晚期的虢国墓中，是一口铜柄铁剑[119]。但这并不是中国冶铁业的开端。有些古矿业学者根据《禹贡》梁州贡铁的记载，参以周初《班簋》铭文关于“
人”的记载，推断古梁州是中国古代冶铁业的发源地，冶铁的起源可能在殷周之际或更早[120]。古梁州主要为蜀地。此论尚须考古发现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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